2013年某日，在上海至北京高铁餐车中巧遇张炜。人多，只得各买一份快餐，走到他所在的那节车厢，幸好还有空位，就坐下来边吃边聊。但我们并不聊文学，而是交流各自读书的兴趣。我说近来很不务正业，偶尔在大学兼点古典文学课，他眼睛一亮，说自己也在看古典，还陆续写了点。此外话题就转到他挂念的母亲，还有我至今也不知道“长得怎样”的“万松浦书院”。时间在漫谈中流淌，很快到了他的目的地济南，我还要继续赶往北京，匆匆作别，竟忘了问他关于正在读的楚辞，李白，杜甫，都写了些什么。
自从1982年王蒙发表《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以来，中青年作家（小说家）频频弄起“学术”，化为“学者”的现象逐渐增多。王蒙本人钻研《红楼梦》、李商隐，“古稀”之后“皓首穷经”，接连推出谈老子、庄子、论语和孟子的书。虽是电视讲演底稿，但细心润色，与著作无异，一读之下，“老王”的阅历与风格历历在目。其他如格非谈《金瓶梅》，余华谈鲁迅，叶兆言谈民国文人，毕飞宇谈古今小说艺术，也都引人瞩目。这些应该都并非为了回应王蒙。王蒙还有一篇《读书之累》，说作家看书太多，如果不能消化，反而会成为坏事。倘若这个也要回应，那就变成回应王蒙之“累”了。我宁可将上述作家的研究古典理解为水到渠成的现象。有造化的作家不会满足、更不愿封闭于虚构写作，他们对文化传统或当下文化状况一定有所议论，否则身为作家，修养至少是不够全面的。
张炜亦然，但也有所不同。张炜读古典，总在某个角度紧扣其小说创作，二者有“互文”关系。
那次巧遇后不久，我就知道他早已出版《楚辞笔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之后又有《也说李白与杜甫》（中华书局2014年版）。屈原和张炜的关系不难想见。齐鲁大地和洞庭沅湘距离遥远，但三闾大夫忧国忧民与张炜“秋天的愤怒”、“秋天的思索”并不隔膜，而齐鲁文化在儒家传统之外，还有好谈“精气”的“稷下学派”，和远古巫师方士的玄怪之谈。汉以后融入道教，变本加厉。楚地自古巫风猖炽，神话蔓衍，屈原又常出使北国，熟悉“齐谐”，喜爱那时候的山东人闹出来的许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冯友兰先生认为《离骚》作者之所以敢于想象自己在天上飞来飞去，就是受到“稷下学派”主张的“精气”说的影响，相信人一旦修炼到获得“精气”，就身轻如燕，可以御风而行。这样说来，张炜相遇屈原岂是偶然？从《古船》到《九月寓言》，楚辞式的忧愤深广与异想天开，不是始终融为一体吗？
谈李、杜那本暗批郭沫若，为唐代诗坛双子星座的“炼丹”辩护，顺便谈到他家乡胶东半岛的道教传统。我当时刚完成一篇谈《古船》与道教的文章，在上海古籍书店迎门书架上看见此书，迫不及待地立着读了个大概，深佩他的渊博、敏锐和敢于异调独弹，但又不免惊诧。《古船》作者当时十分憎恶自称“洼狸镇第一个党员”实则是鱼肉乡里的“火居道士”赵丙，现在对汉唐以来流行胶东半岛乃至陈寅恪先生所谓整个“滨海地域”达两千年之久的道教为何如此宽容，乃至情有独钟？拙文已经定稿，但忍不住追加一则“附记”，坦言疑惑。其实就在几天前，还蒙张炜短信赐教，告诉我赵丙和洼狸镇小学校长“脖吴”爱唱的下流小曲出自胶东半岛流行的一种《响马传》唱本。我的“附记”也并非“批评”。“道教”太复杂，《古船》“反思”的民间道教末流与乡村政治混合，跟李、杜信奉的应该不可同日而语。张炜对末流之外的道教，尤其“丹术”的哲学起源保持一种理解和敬畏，这也不难理解。他说炼丹思想的源头乃是一些具有伟大思想的人物面对生与死的大问题所作出的“大动作”，今日中西方各种药丸制作，标明道教的丹炉虽然熄火，但类似的思想仍然在延续。
无论如何，1985年《古船》和2014年《也说李白与杜甫》，毕竟因“道教”而联系起来了。
欲知张炜对胶东半岛“炼丹”传统及其现代命运更详细的描写，要看他2016年5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最新长篇小说《独药师》。在这部小说中，张炜将满清政府的鹰犬、保皇党康有为、革命党孙中山及其追随者、当时在胶东半岛已经扎下根来的基督教新学校与医院——这些辛亥革命以前中国社会的各种不通的人群与思想文化统统与胶东半岛一个著名的道教炼丹之家联系起来，精心演绎养生、革命、保皇、爱情、经商事业的复杂关系，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楚辞和李、杜之后，张炜接着又对话陶渊明，于是有了中华书局2016年1月出版的《陶渊明的遗产》。他和陶渊明的相遇更加自然，——几乎不可避免。
但这事要从头说起。自从锺蝾《诗品》给陶潜戴上“隐逸诗人之宗”的帽子以后，很长时间并无异议。南宋汤汉注陶，提出“此老未白之忠愤”的新话题，局面遂大改，元、明、清各朝笺注者纷纷找材料，证明陶在“隐逸”之外（或竟在“隐逸”之中）的“忠愤”。于是述酒、止酒、命子、责子、乞食、闲居、移居乃至日常酬答之诗，无不与忠于晋室、耻事刘裕挂钩，至于吟咏给秦穆公陪葬的“三良”，咏贫士，咏荆轲，赋归去来，赋闲情，赋士不遇，读史，读山海经，作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自祭文，以及祖述外公孟嘉与曾祖陶侃的“遗烈”，自叹“总角闻道，白首无成”，更是壮怀激烈，而平淡，冲和，自然，超然，悠然，几乎消散得无影无踪了。渊明由此分裂为二，或是“忠愤”的节士贞臣，或者终日坐在菊花丛里饮酒，随便抛几本书在地上，固然好之，却“不求甚解”。
到了现代，“中国人的生命圈”日益逼仄，“忠愤”的陶渊明形象又不时髦了，许多文人（如朱光潜先生）“以割裂为美”（鲁迅语），重新将渊明打扮成标准的“隐士”、“名士”，“高士”。还有人抬出周作人为现成的榜样与之匹配。曹聚仁就说过，周氏经历了“从孔融到陶渊明”的一个思想发展的历程。这就惹得鲁迅翁奋袂而起，宣布“我每见近人的称引陶渊明，往往不禁为古人惋惜”。他认为陶征士在“五四”以来的文坛“实在飘逸得太久了”，这种情况并不符合“知人论世”的原则，实际上陶并非“浑身静穆”，相反还很“热烈”，甚至“金刚怒目”。有不服者找出版本学根据，说鲁迅看到的“刑天舞干戚”乃宋人曾纮妄改，善本原作“形夭无千岁”。时隔多年，周作人还“为得查考形夭无千岁的问题，把架上所有的陶集拿来一翻”，结论当然还是“形夭无千岁”，而非“刑天舞干戚”。周作人还谦虚地说，“寒斋所有的陶集不过二十种”，对郭绍虞的著录“望洋兴叹”。但他的“二十种”可不寒碜，其中有许多学界珍视的明清刻本和民国翻刻。《鲁迅日记》从1915到1935记买陶集20多次，集中于1915、1924、1926、1931和1932五年。1923年“兄弟反目”，大哥净身出户，许多书籍被二弟扣在“八道湾”，不知后来“知堂老人”展览的二十种陶集，多少是鲁迅购置，后来竟要利用这些藏书为“形夭无千岁”说撑腰，夺下老哥手上的“干戚”了。更有妄人以为善本一出，鲁迅便尽失据地，其实陈寅恪不也认为《读山海经》这句是“刑天舞干戚”吗？
陈寅恪是学者，靠史料说话，不肯掺合个人意气，但梁启超《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说渊明只是看不过仕途混浊，并非不愿屈身新朝，陈寅恪便不以为然，“斯则任公先生取己身之思想经历，以解释古人之至尚行动”，他显然赞同“忠愤”说，1945年撰《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倡“新自然主义”之说，尽管不像宗白华那样要以《<世说新语>与晋人之美》为抗战建国服务，所谓“替民族灵魂一新面目。在精神生活上发扬人格底真解放，真道德，以启发民众创造的心灵，朴俭的感情，建立深高厚阔、强健自由的生活”，但若与朱自清《陶诗的深度》、《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相比，反倒是陈寅恪的考据文章有更多的时代印记与身世之感。
中国文化真也可怜得很，有数的几个妙人如陶渊明，虽然躲过秦火，却活的稀里糊涂，连享年、故里、出处（或隐或仕），甚至“渊明”、“元亮”、“潜”何为本名，何为表字，到现在都闹不清楚，更别说究竟有无《宋书》及《文选》五臣注标榜的“忠愤”之举，所谓晋时所作皆题年号，入宋之后但书甲子。这就难怪后人要各抒己见，而结果都有意无意纷纷挂出了一幅幅自画像。
陶集以现藏国家图书馆“宋刻递修本”为最佳，明以后翻刻甚多，郭绍虞《陶集考辩》著录149种，据袁行霈先生估计，实际应当不下二百。现代重要的陶集笺注、校勘、赏析、传论，自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陶靖节年谱》、丁福保《陶渊明诗笺注》以下，至梁启超《陶渊明年谱》、王瑶《陶渊明集》、王叔岷《陶渊明诗笺証稿》、逯钦立《陶渊明集》、龚斌《陶渊明集校笺》、杨勇《陶渊明集校笺》、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钱志熙《陶渊明传》等，琳琅满目。历代诸家评说，中华书局1960年代《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及《陶渊明诗文汇评》收罗亦夥。
今人研读陶渊明诗文，材料不可谓不丰富。但张炜的陶渊明全从鲁迅而来，又投射自家心迹。他一贯的“忧愤”与陶征士的相通不必说了，开宗明义大谈“魏晋这片丛林”，非存身“丛林”既久，就不会有偌多感慨。读者不难从中读到《秋天的愤怒》、《秋天的思索》、《古船》以至《柏慧》、《外省书》、《能不忆蜀葵》、《丑行与浪漫》等被有些人誉为“抵抗投降”系列长篇的一贯立场，而《融入野地》、《九月寓言》分明又洋溢着《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的气息，甚至“不足为外人道也”的“海边葡萄园”、“万松浦书院”，与色彩斑驳的“隐士”文化也不无干系。
张炜不想再造分裂的陶潜形象，他强调陶的“不平之气”，以及厌恶官场的“淡然”和归回田园的“欢欣”，努力将两个陶渊明合成一个，但并非矛盾消融之后的“静穆”，他说“陶渊明的‘静穆’是暂时的和表面的，内心隐含的壮怀激烈与追求闲适，二者在许多时候是势均力敌的”，“他的一生都在徘徊”，“陶渊明是多重的，而不是单向的；是复杂的，而不是单一的。一个最容易被概念化标签化的人物，一旦打开全部的精神储藏，也就让我们看到了无限的堆积。”
细究三、四十年代作家学者治陶路径，再将张炜放在其延长线上考量，肯定有趣。我无力办此，拉杂写来，勉强交卷。谈陶渊明，俨然端然是不错的，但放松一点也无妨。鲁迅一见别人谈陶渊明固然就摇头，但他自己不也曾拿《陶渊明集》算过卦吗——事见1926年的《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
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本文载于《南方文坛》2016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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