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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的天问

 
    现代人的天问
     
    收到杜君立大作《现代的历程》,这部八百多页的著作,陈述从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开展以来,由欧洲发源的现代文明,在各个方面不断进展的过程。
    诚如本书开头引用的狄更斯名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现代文明的发展,四百年来,节奏越来越快,改变的幅度也越来越宏大。如果将人类从非洲出走,分散到各处的时段作为开始,假如以二十四万年的长时段当作一天,人类文化的开始不过只是一万年以内,文明的开始也不过三千年,现代的文明占了四百年,如果从子夜计算,到第二天的子夜,这四百年的时间,在时钟上,已经是十一点五十八分。最近,科学界的奇才霍金预言,人类的发展将要终结了地球生命的历史,那个时候,也就离现在不会超过十万年左右。我们从十一点五十八分计算,往下走恐怕不需要五六点钟,可能在一两点,或是两三点时,就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局面。
    这种对危机的紧迫感,自古以来,人类不断有之。战国时代,屈原曾经审视壁上历史图画,发为“天问”;犹太基督教信仰,常常提醒大家,劫难将至;佛家的教训,也经常提醒世人,在劫难逃。对近代变化的迅速与深刻,在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已经不断有人提出警告,于是,二十世纪学术界的气氛,完全不同于十八、十九世纪的乐观,而是悲欣交集的复杂情绪。《现代的历程》引用了狄更斯的感慨,正是反映同样的情绪。
    本书作者陈述,世界上不但是一条主线,而是两条议题的交叉并行:一条是现代文明的发展过程,另一条则是,身为中国人经常会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稳定了两千多年,却在现代文明发展的比赛中,长期缺席,以致到今天,还在追赶“现代”?第二条轴线乃是十九世纪以来,差不多两百年了,在中国方面,李鸿章、梁启超、孙中山、胡适、梁漱溟等人士的另外一份“天问”。在西方学术界,这也是马克思、韦伯、李约瑟,以至于欧美的若干汉学家与历史学家,不断提出来的课题。
    杜先生在这本大作中,虽然标题是《现代的历程》,实际上,他第二条轴线的重要性,在他的心目之中,也在读者的心目之中,毋宁超过了对第一条轴线的陈述。
    我个人认为,“现代”的竞技,西方参与,而中国长期缺席,乃是由于在文明开始的枢纽时代,东和西的曲调,有不同的定音。人类在提出超越的课题时,无论东、西圣人,基本上都假定有一个超越的理性,在东方谓之“道”,在西方谓之“圣”。儒家阐述的“道”,要兼顾个人的意志和全体人类的福祉,西方提出的“圣”,乃是盼望个人能力和意志的发挥,能尽其“至”,才配得上神的恩宠。
    假如这无穷无尽的宇宙中,一个小小的星云群,其中有一个小小的银河系,银河系中又有一个小小的太阳系,其中又有一个更微细的地球。对于这个微小的个体,有一位“造物主”,亦即人格化的“道”和“圣”,发下两条指令,写在同一页的两面,东边和西边各看了一半;于是,东边尽力在神赐给的环境中,求得最大的平衡和稳定,以安其身,以立其命;西方从犹太教以来,始终是尽力求表现、求发展,甚至于不惜毁损自己寄生的地球。到了今天,人类,那一地球上的癌症,即刻就要毁损自己的寄主。到今天,那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前此没有介入大竞争的中国人,竟也奋不顾身,投入竞技的最后一节。那一位“道”与“圣”人格化的造物主,会是怎么样的感觉?
    杜先生自己陈述,他不是一个专业的历史学家,正因为他是一个关怀终生的知识分子,而不是专家,他能比专家们关心更大的问题,于是我们才有这么一部好书。
    这几年来,中国文化圈内的各处,无论是中国本部,或者是本部以外的其他地区,包括海外的华人们,似乎都在警觉世变正亟,在各个领域,都有人关怀未来的发展。大家的情绪,常常呈现“悲欣交集”的情形,杜君立先生《现代的历程》乃是许多著作中,极可称赞的好书。作为读者,我感谢他;作为同样关心者之一,我也同意他的许多见解。我们盼望,杜先生的另一部著作(《历史的细节》修订版),很快问世,庶得早读为快。
    许倬云谨记。
    2016年2月18日于匹兹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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