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非洲》
当上帝之手在地球上划出海沟，当气候、植被、走兽昆虫分置于每块大陆，当火焰、文字、神话传说产生于各个族群，当文明、社会、工业科技日益发展直到今天，你能说哪一片土地里没有古老的根须、人类的骨骼、永恒的苍凉与庄严？若你只是过客，它们展示给你的便只有浮光掠影。若你把身体俯下去，脚印踏进去，心灵完全融入其中，自会知晓那每一片土地都浩瀚如星空和海洋。就像一百年前，凯伦·布里克森的非洲生涯。
初至非洲，凯伦·布里克森带来的是花花世界里精致的水晶、瓷器，以及对奢华的追求，对男爵夫人头衔的热衷，对殖民地贵族生活的憧憬。走出非洲时，她却是孑然一身，丈夫离去，情人已逝，咖啡园付之一炬，丈夫传染的梅毒导致她不能生育——此后独自生活在丹麦庄园里的凯伦·布里克森，直到古稀，直到老死，都处于中国古代故事里杞梁妻所哀叹的状况：“上则无父（凯伦十岁时父亲即去世），中则无夫，下则无子，生人之苦至矣。”然而她并没有杞梁妻的怨艾痛哭，三十多年间，她安静地回忆，写作，出版，《走出非洲》更是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名著。
是非洲大地，是壮美的山川、广袤的草原、恩贡农场上的风，是黑肤黑眸的非洲人和他们可爱的孩子，是狮子、瞪羚、野牛、大象、长颈鹿、犀牛……这浩瀚的一切，须臾未曾远离，长久陪在她身边，抚慰着她的心，一如彼年内罗毕城外她的青春岁月。“如果我通晓一首非洲的歌，一首长颈鹿之歌，新月之光落满它的背；一首田地犁铧之歌，咖啡收割工们汗湿满脸；那么，非洲知道关于我的歌吗？当风掠过，旷野是否因为一抹我穿过衣服的颜色而颤抖；孩子们能否发明一种新游戏，用我的名字命名；满月可会将一个酷似我的身影投在车道的鹅卵石上；而恩贡山上的鹰，是否会四处将我打寻？”
《走出非洲》一向被认为是凯伦的自传体小说，我更愿意称之为自传体长篇散文。因它太散文化，节奏缓慢，不以情节为主，不以塑造人物贯穿始终，笔触更多的是落在非洲景观和风俗人情上，若非译者代序及译后记的交代，读者甚至未必了然文中人物关系的起承转合。各个篇章散落开来，一头瞪羚即可独立成篇，一场舞会也可曲尽其致，一次散漫的出行狩猎都可以成就讲述，记忆在吉光片羽里温厚存贮，人性在交际遇合间磨洗闪亮。读来不会失望，反倒常常不知不觉就流连其间，沉醉不知归路，蒙昧与文明的界限并非以为的那么明显，他者与我者的相知相惜远比预料的来得快，而爱与不爱、婚与否、生与死也终于释然。
这样的文字，适合女性来读，适合能读懂它们的女性来翻译，还必得是一个善于表达、体察入微、妥帖尽情的女性。叶倾城就是这样一个译者，凯伦·布里克森遇见了合适的转述者。叶倾城的译文，语言干净、清新、明澈，无有赘疣，不落俗套，表现原住民对话的俏皮处也便俏皮，表现非洲生活的朴实处也便朴实，表现狩猎冒险的奇崛处也便奇崛，偶或还有一些极为符合原著情境的古典语词自然跳脱出来，并无违和感。
中国读者阅读外文译著，常会觉得不足：要么是翻译功底不够，如北方人听客家话一般，明明是中国话却越听越不知所云；要么是写作功底不够，译文语言生硬，如隔夜的凉粉块搁在胃里不消化。既能译得准，又能转化得好，让中国人读之如读本土著作，且不失异国写作风格的，在国内恐怕只有寥寥数位翻译家能做到吧。叶倾城是一位作家，有得天独厚的写作优势，此前未曾见过她的译著，若这是第一本的话，可以说是开了个好头，中国读者大可以放心购买阅读。
如果凑巧，读者还看过根据这部书改编的电影《走出非洲》，1986年奥斯卡金像奖中一举捧走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配乐、最佳摄影、最佳美工、最佳音响七项大奖的大赢家，那就更好了。当然，现在去看也不迟。在优美舒缓的音乐声中，红日晕染下的浩瀚非洲渐渐拉近，“一切你眼中所见，都生而庄严自由，有着难以想象的尊贵意味”。这时候，一个苍老的女声开始了悠悠的讲述：
在非洲的恩贡山脚下，我曾经有一座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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