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知，我是不具备给朱小如先生的书写序的资质的。
在文学行当中的资历、见识、影响和为人做事的诸多方面，他都是我的师长。况且，二十年的交往中，他作为每每在大的审美判断上和一些细微的文学感觉上让我由衷感到默契相投的兄长，我对他的依赖之情常常大于对他的评价之心。
这是一个基本上述而不作的人。他在研讨会上的发言，他在私下场合的聊天，如果整理出来，编成一部《朱小如谈话录》必定更精彩，一般的智慧型段子手是无法相比的，不仅仅是重击的和犀利的，又都是厚道的和善意的。还有，他并不常打电话，偶尔你正在路上走着甚至正在洗手间里的时候的来电，一定要接，往往是谈及一部新作品，叮嘱你留意，介绍你看看，再大致说上几个特点之类，然后你去找来，发现他已经把最妙处说出来了。往往是，接下来一段日子，作品成了热议对象，人们的观点几乎没有超出他说的那几句。唉，这也是我后来写文章跟他差不多，越来越少了的直接原因。
沙哑的男中音，让他在亮明观点、分析问题、表达赞赏和提出意见的时候，跟他在唱《三套车》一样的面红耳赤霸气十足。如果正巧他在对面意味深长地微笑着，发言者可能会有点心里发毛，觉得自己的话是不是不太对是不是说满了是不是说偏了是不是说重了，总之，会被他的微笑搞得紧张甚或跑题。经历过北大荒风雪的棱角分明的面相，镜片后一双说话就放大、不说话就眯起来的神秘眼睛，那貌似厉害实则憨厚甚至羞涩的微笑，让不那么熟悉他的人很难在第一时间感受到他的宽容。正是这样，接下来的交流中所认识到的诚恳，才那么可靠而可珍。
如今，他把自己已经写出的文字集成一册，我们大体可以感知他节奏自然又时不时哐啷作响的语式、深广度自在的视野、敏感前瞻标的明确的眼光、高素养精思维的理性……还有，他的激昂，有时不免有点冒失倒也分寸适度，那是他出于赤子般的责任，仍像少年“看青人”那样护惜好庄稼，有时需要拔草捉虫，有时必须打发走拱倒栅栏的野猪。
对一部作品、一种思潮、一类现象，他有一股执拗而强大的引领认知的冲动和实践能力。举个例子吧，《繁花》刚出世那年，他逢人必讲《繁花》。有几秒钟，他就说“绝对牛的小说，你得看”；有几分钟，他会告诉你“什么是上海，什么是上海人，什么才是城市文学，你要是不读《繁花》怎么会搞清楚”；有一个晚上，他会说着说着就落到《繁花》里去，即使别人在说长城和故宫他仍会把话题转移到苏州河边的毛细血管风情区，即使在大家一会儿聊里约热内卢一会儿又聊草原的乱乎劲儿上他还是会把话题归拢到里弄草民的日常欢喜，直到人们郑重起来，不响，捧起书，认真琢磨师范大学毕业并曾是语文教学专家的朱老师留的考题。那一刻，作为文学读者的及格线，就在批评家朱小如先生的手里牵着。因为，这样的时刻过后，你发现他是对的。
不管是跟同行辩论也好，还是如他的书名那样“和小说家过招”也好，他对的概率很高，他获胜的几率特大，起码大于著名批评家加在一起再平均出来的准确度。但是，当初，有不少朋友一开始都以为他是一厢情愿地瞎热情呢。惭愧的是，我曾偶尔也是其中的友人之一。也许对《繁花》的热诚推介，已经足够验证了他理性的卓越。之后，他很少再有那么起劲的样子，偶尔说起啥，好像也不再那么“霸气侧漏”了，慈祥温柔、自足自信地厚道着表情，看后辈同行在话筒前天花乱坠，蛮享受的样子。
小如老师的文学感觉和判断，来自哪些方面呢？作为他多年的好友，我不妨大胆一说，除了天赋才华，和许多人相比，他有令人羡慕的两大文学批评法宝：一是他的大学期间夯实此后又时时累积的文艺理论功底，二是他三十多年一直浸泡在其中的文学现场的亲历经验。哦，似乎凑足三条才对，如果说还需要再加上最重要的第三条，就是他北大荒小知青与大上海“老克腊”之间的弹性十足的人生张力———前面说到的他的那些表现，都与这第三条有关。
同时具备这三条的文学人能有多少呢？具备这些，并没有骄傲自满骄横跋扈，还能一如既往对文学秉持纯粹、不忘初心的人，又有几个呢？
（《和小说家过招》朱小如/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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