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有多久，我们没有认认真真地谈论过爱情了？在我们这个时代，讨论爱情，渐渐变成了讨论婚姻与婚外情、暧昧与记忆，以及这背后的人际关系、社会形态、经济基础。正如在这个时代，当我们谈论小说时，我们谈论的是语言、结构、叙事方法、思想意义，这些似乎都是小说，但似乎又都不是小说。弋舟的小说《我们的踟蹰》是一部“严肃认真”地讨论爱情的作品。小说中，“各自经历了人间世态炎凉的沧桑男女”，他们之间的种种纠缠、试探、犹疑、义无反顾，唤醒了每个人心里有关爱情的幻想与怀念。
小说中弋舟所要表现的关于爱情与男女关系的思考，是由汉乐府的名篇《陌上桑》开始的。这个我们耳熟能详的妇人拒绝诱惑的故事，在小说中深发了另一层意义，“在李选看来，这更像是一则斗富的故事，罗敷用来抵挡诱惑的本钱，是杜撰出比诱惑者更有说服力的家底。不知为什么，李选觉得这个古代女子将自己的男人说得天花乱坠，完全是一种自我虚构”，“如果一个女人，身后有着罗敷所形容出的那个夫君，她还会被这个世界所诱惑吗？当然不，起码被诱惑的概率会大大降低。但是，又有几个女人会摊上这样的夫君呢？罗敷就没有吧，李选想，这个古代女人其实是在自吹自擂，外强中干，用一个海市蜃楼一般的丈夫抵挡汹涌的试探。”曾经流于说教的《陌上桑》的故事变得如此真实，它恰恰就是我们眼前的现实：一个女人，在面对来自异性和权力的诱惑时，她该如何抵挡人的本心中那份对于诱惑的渴望？也许惟一的方式是，她拥有，或是她想象自己拥有比这诱惑更强大的资本。又或者，这种抵抗其实根本就是欲拒还迎。就这样，两千年前的故事便与当下，与李选，与我们发生了联系。
作为新时代的“使君”，曾铖在面对李选时，除了不错的社会地位、财富和不算走形的外表，更大的砝码无疑是两人之间那“被偷走”的30年。30年前的两人是小学同学，虽然没有更多的过往，但至少彼此还有个不错的印象。30年后的现在，曾铖成了小有名气的画家，与李选一样，经历了离异。两人再度重逢，横亘在30年岁月中所有的回忆、痛苦以及内心那份残存的对爱情和未来的期许都泛起了沉渣，你来我往，这两个多少经历过一些人生起伏的人，仿佛劫后余生般地，在惺惺相惜中生出了一些情愫。然而正如张爱玲在《金锁记》里说过的，“老年人回忆中的30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30年后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亮也不免带点凄凉。”当李选发现自己对曾铖真的动情了，而曾铖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爱上了李选时，他们却不敢真的去爱了——30年毕竟太久了，这30年中他们各自经历了什么都无从知晓，更没有勇气去知晓。在浩大的岁月面前，妄谈爱情，显得那么荒唐，那么不切实际。
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将这段似乎刚要开始的感情推向了死角。醉酒的曾铖撞伤了行人，几乎是奋不顾身地，李选推走了曾铖，替他顶上了酒驾伤人的罪名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麻烦。李选，这个动了心的罗敷，她当然没有办法招架这些麻烦，只能求助于多年来庇护着她的老板张立均。与“悬着”的曾铖相比，张立均更贴近现实生活中的成功中年男人形象。他有财富、有权利，并且善用这财富和权力，让自己在他人眼中成为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强者。
张立均是李选“背后的男人”吗？恐怕他们彼此都不能承认这一点。张立均对李选的兴趣起源于她的憔悴和不安，这激起了张立均的保护欲。随之而来的是他作为一个强势男性的控制欲，轻易地开除跟李选一起出差喝酒的年轻人、几次短信的试探，甚至利用自己的关系摆平交警队的问题，在这一切的行动中，张立均都是在扮演一个可以掌控一切的、随时可以成为救世主的角色。在与李选的关系中，他习惯了一切都由他来调度，去茶馆、去酒店，他需要李选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他希望李选永远依赖他，甚至是依附于他。所以，当他发现他所保护的李选实际上是在保护另一个男人时，当他得知李选居然可以不依靠自己而筹得了那笔数额巨大的伤者抚恤金时，一往无前的他内心也开始“踟蹰”了。
在小说中，李选、李兰，甚至是黄雅莉，她们就像现代都市中的大部分女人一样，即使平日生活得再光鲜，在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时，都分明感受到“这个世界和自己彻底失去了联系”，孤身一人面对孤独。在这个社会中，她们必须依靠男人才能生活得不那么艰难：李选要依靠张立均帮她处理交通事故，又必须通过向雷铎借钱来了结与伤者家属的纠缠；与丈夫关系不佳的李兰不得不为了所谓的业务，在酒桌上与各色人等拼酒，最终把自己喝得走样；即使聪明通达如黄雅莉，也大抵是依靠与各种男人暧昧的关系及“清醒的定位”而走向了成功和成熟。我们无需回避，弋舟也并不粉饰，这基本上是一个男性掌握权力的时代。
然而在情感世界中却不是这样。在男女关系中，女人的勇敢和坚强常常出人意料。张立均的妻子曾经出轨，为了自己所谓的前途，他不得不忍气吞声地维持这段婚姻，但心里的裂痕却无法抹去。这个看似强悍、拥有权力和财富的男人，实际上非常需要黄雅莉这样极尽体贴而又不失分寸的女人带他走出困局。对于李选，当他给她发出那些试探性的短信又不肯承认时，他确乎已经爱上了她。“那个‘爱’字就在嘴边，但他发现，原来将要说出这个字时，自己会多么的犹豫”，也许就是在这样的瞬间，强大的张立均轰然倒塌，变得像李选一样虚弱而憔悴，甚至在情感上更卑微、更需要李选这样的女人来救赎的可怜人。
当然还有曾铖。曾铖不仅撒手了一场由自己而起的车祸，在与李选的情感世界中，他也变成了一个肇事逃逸者。情感中犯下了错误曾铖无力弥补，他只能再次回归世俗世界中男人所惯用的那套方式——用金钱承担自己的经济责任。逃逸的曾铖再次来到了自己前妻的身边，“多年来，曾铖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每当他的人生遭遇坎坷，他便会身不由己地奔赴自己的前妻身边”。前妻戴瑶对于曾铖来说是一个永恒的避风港，她一如既往地缓解着他的不安与焦虑，“她像个教师，而曾铖，像一个时常犯错的学生”，“他从戴瑶这里获取的，只是一种犹如母亲一般的关怀，甚至可以这么说——在戴瑶这里，他可以像一个儿子般地撒娇”。曾铖对于戴瑶的依赖，并非法律关系的改变可以割裂的，这种依赖根深蒂固地藏在曾铖的骨子里，又或者，这依赖也不仅仅是对于戴瑶，很大程度上是对于女性。因此，曾铖会在情感脆弱的时候对李兰说“我想你”，他并非对这个发了胖的初恋还有什么想法，而是希望有人能再次给他那“来自女性的无以复加的温柔”，带他走出“男人生命的困局”。在世俗世界中，女性不可避免地成了弱者，然而在情感世界中，女性却总是在扮演救赎者的角色。
曾铖是弋舟笔下典型的“刘晓东”式的人物，他看似是《而黑夜已至》的徐果口中的“强势阶层”，但在内心深处，他孤独、踟蹰，他的内心深藏着秘密，甚至承受着比常人更沉重的心理负担。不同的是，刘晓东们自我判定的抑郁症以及他们内心的罪恶感，基本上都来自于时代和社会。在《所有路的尽头》《等深》中，刘晓东是上世纪80年代的“遗老”，那个年代的经历和回忆深深烙在他们心头，一生都无法抹去。然而在曾铖这里，弋舟隐去了时代与社会的原因，这让曾铖的孤独变得更为深刻——这种孤独来自人性本身，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永恒面对的。曾铖的孤独，也就是我们每一个的孤独。
然而当弋舟选择了书写人性之孤独，选择了书写爱情的驳杂与在爱情中的人的踟蹰时，他面对的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在这样的题材面前，所有的讨论都难以企及它最后的答案，更不必说，这只是一部区区十余万字的小说。正如弋舟在后记中所说，“这部小说断断续续写了很久，其间各种生活的纷扰还在其次，时常中断写作的根本原因，更在于我心中不时生出的厌弃之情——我几乎是在时刻怀疑着，这一次的写作，真的有意义吗？”在面对这样复杂的问题时，弋舟似乎还需要再耐心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写出现实的无奈、爱情的幽暗以及时光对人的消磨。
正像小说中黄雅莉所说，“踟蹰是一种古典情调”，在当下，大多数人早已忘了在爱情中踟蹰，这件复杂、纠结而充满意味的事变成了赤裸裸的、简单的现实。如今还在青春期的这一代人，甚至开口便说“再也不相信爱情了”，多么让人遗憾，他们还未长大就老了。在这个“爱情”令人羞于启齿的年代，因为弋舟的《我们的踟蹰》，让我可以理直气壮地重谈爱情。
摘自《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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