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认识孙频时，我刚从她的老家山西交城回到北京。后来她经常和我说起她那叫交城的故乡。我看我拍的交城照片，看到满是泥泞的老街老巷和远处的高楼大厦，还看到屋檐上湛蓝的天和屋檐下灿烂的阳光。那深蓝与浅黄组合成的颜色，正像孙频小说中的颜色。
她经常说：“我在这里长到十八岁才离开，我就是个县城人。”事实上她的小说里就有一个庞大的交城版图，她一直在写那个小县城里的小人物。
孙频是个朴实而严肃的性情中人。她细瘦修长，细胳膊细腿，丹凤眼中凝聚着洞穿一切的犀利的光。有时候会涂极艳的口红，头发很长，如黑缎般披在身后。她说话和走路都很快，但脚步很端正。一个人的脚是正的，那么膝盖就正；膝盖正，那么脊柱就正。脊柱正，那么人就正。性情且正直的人其实并不多。
我们有幸成了同学。上课的时候，她多不发言，总是板着脸静听，偶尔轻微地点头。只要她发言，多会有惊人之语。她很直接，从不拐弯抹角，大家熟悉了，也多无所谓。她会直接拒绝你提出的事，那口气斩钉截铁，容不得半点商量。有一次在校园里吃过晚饭，天色已黑，校园中人迹罕至，并起了风。她说想去买药。我说跟她一起去，她断然拒绝了。我给你拎包？不用！同学们起哄似的说笑。过了一会儿，我们都没有走远，她又告诉我，我家跟她去的地方不顺路，不愿让我白跟她跑一趟，也嘱我早点回家。后来用她的话说，是自己有一种近乎强迫症似的独立。“为了一种需要而强迫自己朝这个方向生长”，这话真值得琢磨。
由于经常去山西拍古建筑，我和她聊得多些，我跟她讲，我翻山越岭到山西一个不通车的村子，问那村子里的人：“你们搭不上车时怎么出村？”他们居然说：“我们一般不出村。”孙频说：“一辈子没出过村的人很多。”她对她的故乡明显有一种很深的很复杂的感情。
活泼开朗的时候，她会朗声谈笑，旁若无人。有时像男人，会豪气冲天，在酒桌上大喊：“XX，你敬我酒，居然用水！”“XX，你都三十好几了还不找女朋友，难道是双性人？”“XX，你一大男人，居然不喝酒，还怕老！”诸如此类，令人无言以对。更有时候，她会极为敏感地感知到生活中那些别人看不到的悲伤，心思和感情纤细如发，忽然间就扑簌簌地落泪。高兴或悲伤都毫不掩饰。女作家果然是这世界上最复杂的生物。
她的小说够狠，笔下人物非死即伤，总带有些扭曲之情。她勤奋而多产，号称短篇不过日，中篇不过周。尤擅中篇，笔下中气十足，一气呵成。人物往往不多，但都个性鲜明。在课堂上，我们讨论了她的《东山宴》，写了用粪坑养鲶鱼的事。大家就如何养鲶鱼讨论了一节课，结果是鲶鱼不能再吃了。我去读她瘆人的《同体》，想不到那一男一女之间畸形的恋爱，末了男的竟然利用女的做仙人跳去敲诈贪官，把敲诈出的钱支援农村教育。最后竟以男的为了女的而甘愿被捕结尾。读罢令人唏嘘良久。
从她的小说里能读出烈日、老玉米和酒，还有莜面拷姥姥和山药蛋的味儿。我有本她的书，读后感觉不错，请她签名。她连连说写得不好，在扉页的右下角写上几个方方正正的小字，字如其人。瘦、硬，又不失温柔。她非要把人逼向绝境，把事情写到极端，这种小说我很喜欢，但写不了。郑小驴说：“写作时的孙频，就像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杀完人，还要坐在教堂里忏悔，请求神的宽恕。然后再去杀下一个人。”我深以为是。
这个时代的写作者，很多都受电影影响。孙频阅片无数，看过很多韩国电影，特别推崇电影诗人李沧东，还有金基德与贾樟柯。大约是因为她觉得这几个导演与她内在气质有暗合之处。她喜欢把小说往深里挖，但我想，人还是别把很多事情看得太透，都看透了就没有意思了。难得糊涂。
她说自己经常在窗前发呆，还会固定在朋友圈里发她窗前的照片，有冬天盖满大雪的，有春天柳树抽条的，有夏天绿叶如盖的。以表示她经常站在这窗前发呆。我问她为什么发呆。她说自己没爱好。除了读书写作看电影以外，就没事情可干，那就抽空发呆。再者说，人要是有个十七八样爱好，兴许文学和心理医生一样，是个不必要的东西了。后来知道她喜欢种花，喜欢做饭，尤其喜欢葫芦这东西，觉得可爱，俏皮。她经常说自己是个颠沛流离的人，从交城到兰州（她在兰州上的大学）、到太原、到北京，再到南京，仿佛永远没有个定居的地方，没有家，也没有自己的爱情。我看过她老家那个硕大院子的照片，里面种满了花草和蔬菜，夏天在躺椅上乘凉，必定很是舒服。她说她家院子里还种着枣树柿子树还有葡萄树，还长着葫芦。言辞之间尽露天真。她说她是个顽固的人，不太通变，换了地方就很难写作，需要适应一段，但怕刚适应又要离开。
同为写作者，我估摸写作者和这个世界的对谈不能太顺畅，总会聊得波折，太和谐就没的可写了。孙频会时常坐在窗前，独自发呆，或玩自己染过的红指甲。有时候上课上着就会拿起别人笔袋里的笔来看，充满探究欲望。仿佛她犀利的目光一定要洞穿一个世界。但我相信她的内心有一座湖，湖畔是一片绿草，那里是属于她的地方。
我更相信，她对这个世界，一定会找到最为舒服的交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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