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乙最新推出的新小说集《情史失踪者》（译林出版社，2016年6月）所收的八则小说（这批小说完成于2013年至2015年间）中，死亡，抑或对死亡的恐惧，雾气一般弥漫其间。阿乙像个手艺老练的木匠，将“死亡”制成的榫卯一根根凿进小说叙事的木构件，连接起人物的生命、恐慌及存在意义的荒诞。这些死亡事件构成了《情史失踪者》叙事的主体。
在首篇《肥鸭》中，“将自己活活气死了”的老妪，以及受老妪诅咒而离奇死去的孙女瑞娟，就像重量均等的两块砝码，平衡了小说情节结构和主题。老妪张婆受儿子嘱托管教孙女瑞娟，但却对孙女施行了残虐的体罚。她用一把“硬芒编制而成的炊帚”鞭打孙女，“它将她的十个儿子，如今则是孙女，抽打得浑身伤痕一道一道，像是耙子耙过的”，或者“使用一根短棍，照着少女小腿迎面骨不停攻击。”后来张婆年迈了，孙女瑞娟长大，拥有了抵抗和报复的意识，惩罚也终于落到刻薄的老妪身上。老妪气绝身亡的原因竟是因为孙女几番没有按时回家做饭。老妪临死前的诅咒（“我要是死了，就一定把她带走”）所种下的诡谲最终在瑞娟身上开出恶之花来。瑞娟躺倒在“铁路坝边上一条四尺宽的水泥小道上”，“眼睛就想死鸡的眼睛，微闭着，留一道缝，牝鹿般的细腿极为松弛地垂下”。在这篇小说中，阿乙不惜笔墨渲染死的可怖和粗陋。祖孙二人的“惩罚”与“被惩罚”构成小说主要情节。“怨恨”的因果关系可以用来解释祖孙二人的死因。透过小说，我们似乎可以瞥见以“父权”为核心的家庭结构（重男轻女、尊卑秩序）张着血盆大口，巨兽般吞噬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性命。
而在另外的篇什中，死亡以“疾病”的隐喻形式现身，不断压迫小说叙事者/人物以及读者脆弱的神经。这批小说计有《情史失踪者》、《虎狼》、《永生之城》和《对人世的怀念》。
在《情史失踪者》中，疾病起自“一颗直径七百毫米的花岗岩石球从天而降，有如急坠的陨石，将北五环一处人行道的地面砸碎，甚至使地皮起了一层涟漪”。这颗从天而降的花岗岩石球让女主人公丁洁妮的精神受到重创（“精神之船一劳永逸地被击沉在水底”），并从此罹患怪病，怪病的“不可治愈性”进而又构成小说虚构可靠的支撑部件。《情史失踪者》以“我”的梦境始，又以“我”从梦中醒来终，梦境成了小说盛放故事的容器。叙述者“我”（一个生活在北京的异乡年轻人、丁洁妮的前男友）被丁洁妮的表哥“绑架”，成为一桩强制性婚姻的“交换物”。小说结尾透着巨大的反讽——“我”在踏进丁洁妮卧病的阁楼时，“我”的父母也是见证者。来自乡下的父亲一再追问京郊的丁家“你们这里也是北京户口？”这不仅暴露了作为乡下人的粗鄙、可悲和市侩嘴脸，也暴露了小说的叙事意图。城乡差距、“等级”和“阶层”铆合的巨型齿轮间碾碎了人之为人的生存意义。小说闪烁着卡夫卡《审判》那样的荒谬色彩：“我”本来是一个无辜者，却被迫成为“负罪者”，在一桩婚姻交易中承受丁洁妮的死亡。“我的姑娘、追求者、失而复得的情感奴仆、强加在我身上的未婚妻，或者说一个注定还是要遭受我残忍审视的可怜虫，就偃卧在里边，承受死亡的煎熬。”——换言之，“我”这个无罪者在被两个家庭套上婚姻的枷锁时，被迫向自我寻求罪孽。《情史失踪者》没有绝对的受害者和施害者，“我”和丁洁妮成了这幕荒谬悲剧共同的牺牲者。如果没有这一层悖谬，小说的意义将大打折扣。
《虎狼》是小说集中篇幅最长的，也是最令笔者动容的一篇。
《虎狼》的雏形是刊于《南方周末小说版》的《蛛网》[ 阿乙《蛛网》，《南方周末小说》2014年2月6日，见http://www.infzm.com/content/97910。]，目前这版由《蛛网》和另一则故事组成。在前半部分《蛛网》中，研测所的算命瞎子“鱼先生”在“我”没有任何防备时“猜”中了“我”的身份，这使我这名无神论者无比震惊，随后，叙述者/作者“我”（艾国柱）以侦探般的推理，通过划分方言区、排除法等逆向推出鱼先生何以能精准说出“我”身份的原因。单从文本来看，这篇写智力较量的的“推理”小说毕竟还是单薄，也许基于这样的考虑，在《虎狼》中，阿乙将另一半故事拼进来，而这两部分的关联人物，就是那个神秘的能预言和卜算生死的瞎子“鱼先生”。另一半的故事充满了悲情和殉道：陈俊锋的母亲在得知儿子罹患怪病（这里的怪病拥有医学上相对可靠的名称，是一种免疫系统的怪病，“既是IgG4相关性疾病，又不是”）后，遍求医治而不得，不得不求助算命瞎子“鱼先生”。医学教授宣判了儿子死刑（“她的儿子，三十三岁，至今未婚的俊锋，将在三个月后准时死去”）的同时，寡妇也注定了必将死去。寡妇对待这桩预先透支的悲剧的态度和儿子如此不同，“我儿子都要死了，而我还活着，我真该死”；而儿子在获知自己将死之后，“彻底地对生死置之度外。就像是沉迷于游戏一样，他沉湎于对死亡的等待”。寡妇先是喝农药，没死成，最终举起一把生锈的切肉刀，割断了脖颈上的大动脉，失血而死。像《肥鸭》一样，阿乙又不惜浓墨，冰冷地描写了寡妇的“自刎”：“她用食指的最上一截抚摸刃口的锯齿，然后对着脖颈一把割去。割一把稻草，割一把麦子那样，她反复割着自己，不得要领地割着，直到终于划破大动脉。”
恐惧死亡、终日背负“罪过”的寡妇到底死在了儿子前头。俊锋也像医学教授和算命瞎子预言的那样，最终死了。这篇小说之所以令人悲痛和动容，在于阿乙写出了“死”之不可抗性。小说中的寡妇是一名质朴的乡下人，是弱者，缺乏医学常识，迷信，但正是这样一个妇人，在抵抗死神时浑身散发出圣母般的光辉。阿乙在写身体的切肤之痛、医学数据的冰冷，人在疾病重压下的符号化和卑微时，既像持手术刀的医者，也像手术台上无能主宰自身命运的病患者（这无疑与阿乙近年患病的切身体验有关）。这篇小说的背后不仅有死神投下的浓厚阴影，也矗立着现代医学技术、医患关系错综复杂的网络：人一旦患上不可治愈的疾病，就像不幸陷落蛛网的微小昆虫，苦苦挣扎，最后只能被捕食者吞噬、消化。
这样的叙事特征（罹患怪病，或死亡倒计时的胁迫）蔓延到《永生之城》和《对人世的怀念》中，只不过前者中调用了阿乙最熟稔的警察视角来讲述；而在自传性质的后者，阿乙复述了因养的鸭群被毒死而寻死的“我的祖父”的故事。相比《虎狼》，这两篇小说的对死亡的刻画力度稍有减弱，尤其是《对人世的怀念》，叙事变得碎片化。“我”自身患病的经历和祖父对死的等待之间横亘着一道叙事的巨缝。
《永生之城》讲的是病人李伟与餐馆女服务员纪晓华偷情的故事，因罹患怪病（“他患上一种罕见的慢性、进行性自身免疫性疾病”），李伟“成为被耻笑的命途舛错的对象”。疾病不但剥夺了李伟的外企员工待遇，也让他在原本和谐的婚姻中一文不值。他的出轨和偷情，表面上是出于对命运的报复，想通过“性欲”的满足来挽回仅剩的尊严，实际上是对“将死”的自我与无聊生活的“抗争”。借助小说的错位，阿乙将李伟塑造成匿名威胁信的“伪罪犯”。李伟从头到尾都处于身份的错位中：在父子关系中，他被罢黜了作为儿子的正当性，在夫妻关系中，他被剥夺了身为丈夫的合法性，在警察的围捕中他被错认为发送匿名信的威胁者。拨开迷雾，我们看到，李伟的妻子盖靖华早在丈夫出轨前就背叛了婚姻（她出差时与上司有染），再一次，阿乙拉平了“罪孽”双方的原本不对等的地位。李伟是生活中可悲的失败者，就像正常运转的社会体系中的“多余人”，这个李伟也是小说集中《忘川》中被逐出王权的王子的分身。《忘川》虽将背景设置在古代，但小说中牵着马，孤独踏向绝路的王子，是无数被排斥出权力体系和秩序网络之“多余人”的缩影。
在另外两篇小说（《虫蛀的外乡人》和《作家的敌人》）里，阿乙展现了他向新的叙事维度突围的野心。这个维度指向权力体系、制度建构和形而上的精神领域。《作家的敌人》是悲愤之作，既批判作家自身的“虚荣”，也直指文学掌权者的虚伪和败坏。
《虫蛀的外乡人》写的是凡人向化身为老人的死神的惩罚，死神夺走了村庄的两个小孩，复仇者四占用剪刀剪断他的阴茎，既是阉割仪式，也是渎神行为，而这一幕就发生在“堂屋”内。化身为老人的死神被囚禁其中，堂屋摆放祖先灵位，但在复仇者四占眼中，象征宗法秩序的堂屋摇摇欲坠，秩序也好，宗法权威也罢，在复仇者看来都是虚伪的。故事结尾，死神被“姑爹”放走了，姑爹也因此死去——与死神的较量最终以凡人的失败告终。这篇小说很容易让人想起马尔克斯的《巨翅老人》，垂死的天使化身老人降落人间，既魔幻，又现实。
从早期模仿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小说的“学徒期”作品（短篇集《灰故事》以及透着加缪存在主义色彩的长篇《下面，我该干些什么？》），再到小说集《鸟看见我了》和这部《情史失踪者》，小说家阿乙明显已经建立起自身独特的行文风范和审美准则。不管是小说技巧还是书写面向乃至格局上，都有了长足进步。但同时这也令人困惑，阿乙执迷死亡与暴力的叙写，就像早期痴迷暴力美学的余华一样，今后的路会怎么走？假若剥离死亡和暴力，这批小说还剩下些什么？小说内在质地会否因此而有所减损？
很难一言概述《情史失踪者》的整体风格，阿乙像一个习得了不同招数的拳击手，向面目狰狞的敌手频频发起进攻。在小说里他频繁使用长句和嵌套复句，或许无意为之，但显然如此行文风格给阅读造成了不小障碍，《情史失踪者》里的小说大部分篇幅不长，但读者仍需不停换气和“调档”，才能更好进入小说的语境内。但话说回来，也可以认为此种语言有利于调整小说的节奏。这部小说集和阿乙原先对“失败者”的刻画一脉相承，小说中的人物死于非命，死于疾病，他们以荒谬而悲怆的举动与死抗争。这些“小人物”其实就活在我们所有人之中，他们既是小说虚构的人物，也是每一个真实的你我。在这里，阿乙是那个将自己反绑在船头桅杆的水手，在驰过危险海面时，他以自缚的形式听见塞壬迷人的歌声，也借此绕开了死亡的暗礁。
林培源
青年作家，两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得主，清华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生。作品发表于《花城》《山花》《作品》《青年文学》《香港作家》《青年作家》《广州文艺》《文艺风赏》《西湖》《创作与评论》等刊物，已出版短篇小说集《钻石与灰烬》（2014）、《第三条河岸》（2013）《南方旅店》（2012）等六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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