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少衡以创作中短篇“官场小说”著称，他的作品大多关注县乡一级官员的生存状态，在《林老板的枪》《尼古丁》《该你的时候》等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思维的敏锐、细致，及其对官场生态的了解与把握。不少人将“官场小说”视为通俗文学，认为缺少文学价值，但在我看来，优秀的官场小说超越了通俗文学的范畴，而且由于“官场”的特殊性，我们在官场小说中甚至可以看到其他小说中较少的因素，如最为真切直接的现实经验、中国人人际关系的复杂微妙、中国式的思维习惯与办事方式等，这些都因官场的重要而在小说中得到了强化与突显。自20世纪90年代末“官场小说”出现以来，已经形成了一些较为成熟的叙述模式，如权力斗争模式的“官场教科书”、正邪斗争模式的“反腐败小说”等。在这样的情境下，杨少衡专注于中短篇小说创作，或许其意义就在于不重蹈固定的模式，而是以真切的经验为基础，写出现实生活的丰富性及其质感。
在《远处的雷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权力斗争、正邪斗争的因素，但其重点却不在此，小说将这些因素还原到具体的生活经验与复杂的人际关系中，让我们看到置身其中的人的生存状态，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官场小说中很少看到的正义感与责任感，并且能够让人信服。这在小说中是并不容易做到的，在“官场小说”中，我们很少看到正面人物，而在“反腐败小说”中，正面人物则较难让人信服，这篇小说中的县委书记迟可东，却是这样一个令人信服的正面形象。这个人物令人信服就在于小说充分展示了现实中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以及主人公置身其中选择的艰难，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迟可东最后的决定才令人信服，也让人尊敬，小说也在叙述上曲终奏雅，达到了故事的高潮。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中迟可东的最后选择并不是必然的，在他与商人石清标的斗争中，充满了各种变数。神通广大的石清标可以调动诸种因素对他施加压力，从他的上级市委书记周宏，到他的下级镇委书记李金明，以及省纪委的林副处长等人，既可以对现在的他施压，也可以调查他的过去。而面对这一切，迟可东只能以拖待变，在诸种时机的交错之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炸掉落水河大坝。在这里，迟可东最后的决策，在现实与正义之间保持了一种微妙而脆弱的平衡，但等待着他的，却是未可预料的结果。在这里，小说的真实性、倾向性与艺术性也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值得关注的是，小说的叙述方式也与主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小说的核心情节是要不要炸掉隐患重重的落水河大坝，围绕这一情节，县委书记迟可东与开发商石清标展开了攻防较量。但在小说的叙述中，却没有平铺直叙，而是先从李金明妻子的车祸写起，又写迟可东在陈治的饭局上与石清标的对峙。但直到此时，尚未进入核心情节，直到第二部分展开对石清标的详细介绍，才正式进入“主题”，攻防双方才进入战场，此时迟可东已在重重困难中下定决心，准备炸掉落水河大坝。但在第三部分，故事又发生了转折，上级市委书记周宏突如其来的视察，及其表明的态度，让迟可东无法再坚持原先的做法，也让人们看到石清标的巨大能量。然后是第四部分，事情又发生了波折，小说在此处涉及官场升迁微妙的潜规则，迟可东也更深一层窥到了周宏的用意，或许他并非不想炸掉落水河大坝，而只是不想“在这个时机”炸掉，在这里故事的进展又峰回路转，也更加调动起读者的阅读期待，或许等周宏度过了这一敏感时期，迟可东与石清标的较量便会分出胜负。不过在第五部分，读者的这一阅读期待很快就落空了，小说有了新的转折，随着周宏的升迁与时间的绵延，他的态度并没有明朗化。与此同时，来自省纪委的调查人员却又神秘地来这里调查。恰在此时，迟可东的得力助手李金明却突然失踪了，这让整个故事扑朔迷离。在第六部分，失踪的李金明终于归来，却证实了读者与迟可东的猜测，此次调查所针对的便是迟可东，这一情节的转折，让小说的氛围与读者的心情顿时紧张起来，难道这场较量将以迟可东的失败而告终？在第七部分，我们迎来了故事的高潮，迟可东在诸种时机稍纵即逝之前，终于下定决心，稳住石清标，以雷霆之势炸掉了落水河大坝，“迟可东坐在办公室里，打开办公室的窗子倾听。他听到了远处的那个爆炸声，‘轰隆’一声闷响，好比夏日里天边的雷声。县城与大坝有一段距离，爆炸声传到这里已经微乎其微，估计没有多少人注意到”。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叙述一波三折，摇曳多姿，故事在不停的转折中逐步向前推进，这既是小说引人阅读的魅力之所在，也展示了官场波诡云谲的生态，让我们看到迟可东所坚持的正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胜利却来之不易。在我看来，“官场小说”是我们想象政治的一种方式，我们可以看到，以权力斗争为核心的叙述模式不仅在文学中存在，也蔓延到了宫斗、谍战等影视剧领域，不仅在中国存在，在美剧《纸牌屋》、韩剧《继承者们》等作品中也存在，可以说是一个具有全球性的大众文化现象。在这个意义上，如何重新认识权力，如何重新想象政治，便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政治不仅与具体的权力运作相关，也是一种具有理想与正义的事业，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历史，也才能更加有力地召唤未来。而在这方面，如何突破既有的想象政治的模式，让理想、正义等层面的问题重新成为政治的一部分，不仅考验着作家的价值观念，也考验着作家的艺术性与想象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杨少衡的《远处的雷声》向我们展示了他突破既定模式的努力，也让我们看到了想象政治的方式的新变化。
——摘自《芒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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