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来，相当多的所谓纯文学作家沉醉于知识精英贫乏的生活体验，迷恋于书写小奸小坏、小恩小怨、小情小调，热衷于抒发充满自恋色彩的小哀伤、小愤怒、小苦闷，使得文学日益蜕变成文字游戏或情绪宣泄。这种基于狭隘个人经验的流行写作，以自动遮蔽的方式审视人类生存，不仅简化了对于复杂人性的理解，而且悬空历史、绝缘社会，因此既不能洞察历史运动的本质，又不能焕发精神的能量，文学自然也就丧失了追问存在、拷量人心的力量。刘诗伟是一位有着独立思考的作家，一直试图在流行写作之外寻求另一种具有“难度”和“深度”的写作，长篇新作《南方的秘密》就是他的新收获。这部小说以丰富的生活阅历、多学科的知识储备为基础，以开阔的视野关注当下最为重要的“中国问题”——市场经济的发展，生动地书写了中国当代民营企业家（资本家）的成长与蜕变，进而在哲学层面对社会文化生态进行了深刻反思。
改革开放进行了三十多年，市场经济在社会生活中愈来愈居于中心地位。但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作品中，直接描写当下市场经济活动和民营企业家（资本家）的作品并不多见，具有社会反响的更是屈指可数。1980年代的《乔厂长上任记》描写早期的国企改革，《燕赵悲歌》表现1980年代初期的乡村变革，塑造了乔光朴、武耕新等改革者的形象，表达了以改革推动社会进步的主题；1990年代的《骚动之秋》讲述“农民企业家”岳鹏程立志改变家乡面貌的故事，表现了新旧价值观、道德观、伦理观的冲突。《南方的秘密》与上述作品有着历史的连续性，从政治和经济相互缠绕的角度切入，通过描写一个家庭作坊成长为上市公司的过程来折射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曲折发展，进而探讨阻碍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必须进一步深化政治改革。
农民顺哥（周大顺）是一个跛子，在大集体时期偷偷摸摸做缝纫。改革开放之后，他的胸罩作坊不断发展壮大，而且抓住机会兼并国有企业、进行社会融资、发展多种经营，很快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他也成为一个全国闻名的企业家。从表面上看，他的成功乃是因为他头脑聪明、勤扒苦作、善抓机遇，其实，这个过程的背后始终有一双“手”存在着，那就是以洪主席、冯书记、跛区长、李四六等不同级别的干部所象征的“政治”在发挥作用。最初，因为“政治”对他的身体“残疾”的同情，他获得了特殊的发展待遇；当“政治”迫使他为政府买单之后，他开始主动寻求“政治”帮助自己发展；最后，他则处心积虑利用“政治”为企业牟利（譬如和冯捷搞房地产开发、开出租车公司、开发矿山等等）。在与“政治”同谋的过程中，他有得有失，而且对政治的认识日益清醒，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政治日我，我日政治”。这句话看似粗野，确也道出了他对自身处境的清醒认识以及应对策略。就在他自以为已经游刃有余地掌控了“政治”的时候，“一根稻草”将他压垮——由于盲目扩张、急于求成，在挤兑风波中，他的企业濒临覆灭。从表面来看，这是经营决策失误带来的失败，从深层次看，在里面起关键驱动作用的仍然是“政治”。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政治”作用于经济的方式和产生的效果并非完全一样，但是，它最终还是妨碍了经济的自由发展。小说对于市场和政治运作的敏锐观察和准确描写，既显示出作家丰富的生活积累，也显示出他对社会重大问题的独特见解。
但是，与前述“改革小说”有所不同的是，作家没有止步于社会问题层面的探究，而是将笔触瞄准顺哥的心灵世界并层层掘进，凸显他对于人生意义的追寻，从而塑造了一个具有新意的民营企业家（资本家）形象。
顺哥的人生可以大致概括为这样几个阶段：大集体时期，他偷偷摸摸在家里缝制胸罩、衣服，以缝纫谋生活；改革开放初期，他来到汉口的江正街（其实就是著名的汉正街）开胸罩店，“变成了只知赚钱的牲口”；随着企业越做越大，他感觉生活就是“抢钱”，野心暴涨，恨不得“把整个天地吞下去”；当资本积累完成之后，他决定在家乡启动“十化”和“三大项目”，意图造福桑梓；经历了企业破产危机，他制定了长远发展战略，决定开发荒山、研究再生能源，同时还成立了中华跛文化研究会，希望泽被后世。顺哥所受的教育非常有限，并不具备太多现代理念。农民的传统观念和思维方式在他的脑子里根深蒂固，社会主义的正面遗产对他的价值观有一定影响，他的思想和智慧主要来自于生活经验。深入分析可以发现，顺哥的心灵经历了三次“蜕变”：第一次是有了孩子之后，实现了“传后”这个本能的需求，他如释重负；第二次是听说了美国“诺顿皇帝”被人们怀念的故事，他开始思考人如何才能获得尊重，也就是在赚钱之外，还应该有别的价值追求 ；第三次是听了文化人叶苏（谐音耶稣）的讲座，他突然“觉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决定承担历史使命，为人类做出“不朽事业”。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后一个层次包含了前面的层次。顺哥的人生不断跃进、心灵不断变化的历程，也是他的心理需求不断获得满足的过程。当他完成了“自我实现”之后，一个具有新意和深度的文学形象也就跃然纸上。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部小说内涵是丰富的，主题具有多义性。第一重含义是国家治理层面的，只有限制政府权力，把经济活动主要交给市场，社会生产才能充分释放活力；第二重含义是公司治理层面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按照市场游戏规则运营，企业才能获得良性发展；第三重含义是社会治理层面的，企业家应该自我完善道德，并以此推动社会实现公平。更有深意的是，小说还从哲学层面进行了思考——提出了“跛文化”的概念。小说中多次写到顺哥的两个梦：一个是在正常状态下他的“跛”，一个是在斜面上他的“不跛”。“跛”与“不跛”取决于环境，其中蕴含着对于文化、政治等问题的辩证思考。作家一层一层深入，建构起一个意义丰厚的小说空间。
这部小说读起来引人入胜，在艺术上也颇具特色。首先，结构比较新颖。三个“引子”分别放在小说的开头、中间和结尾，中心情节是讲述顺哥去北京求见大师、成立跛学研究会。整部小说的正文是按时间顺序叙述顺哥的创业史，三个“引子”将线性时间断裂又互为呼应，起到“间离”情节的效果，构成叙事上的张力；同时通过“引子”中的议论和分析，强化了顺哥精神层面的追求。其次，象征手法的大量使用，拓展了小说的意蕴空间。譬如，小说中反复写到顺哥撒尿和疯狂做爱，对人的生物性本能的凸显，表现出主人公生机勃勃的活力。无休止的欲望、蛮横的野性、不竭的活力，这不正是早期资本主义的典型形象吗？还有贯穿全篇的π诗，显然象征着对人的终极意义的思考。第三，小说对遣词造句比较讲究，既达到“陌生化”审美效果，又生动、准确地刻画了人物。譬如：“回家的路上，顺哥荒芜地笑：人家并不在意第一次见面没有认出她来哟。”“荒芜”一词用在这里不落窠臼，形象地表现了顺哥尴尬、失落的心理状态。“顺哥转身两手着地，弓着屁股爬到门边，扶了门框，一把一把地把身体拉起来。”一连串的动词勾勒出一幅电影画面，凸显了一个刻意引人同情的残疾人形象。“驼背会计笑着说：这些钱都是大顺家腌过的。”“腌”字一语双关，既说明钱保存在腌菜坛中，又暗示钱乃是劳动（汗水腌渍）所得。另外，比喻的运用也十分贴切，如：“顺哥暗自得意：他本来是期望牛主任带他去相亲的，未曾想到半路上被引进了窑子，让他马上就快活——也行。”不仅形象生动，而且切合人物的身份。
别林斯基说过，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向着而不是背着火跑”，必须敢于直面社会和历史的关键问题。在我看来，刘诗伟就具有这种“向火而行”的勇气。他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而且有着较为丰厚的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营销学知识储备，因而他能多视角切入社会、历史症结，并表达自己系统而深入的思考。这部小说有一处，他干脆塑造了一个叫叶苏（其实就是作家的笔名）的人物来“代言”——从而推动顺哥的思想嬗变。不过，作家过于强烈的“观念”投射就像一柄双刃剑，是容易伤害美学效果的。从整部小说的立意来看，作家显然认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应该继续推进市场化和民营化，主张政府淡出，而以“看不见的手”来调节资源配置。在这一点上，小说的叙事内部又呈现出新的冲突：当拒绝依附政治、信奉市场化原则的秋收遭遇不正当竞争的时候，最终帮她摆平一切的并不是法律，而仍然是“政治”。在亚当.斯密看来，市场经济只有在法治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作用。秋收本来一直是作为顺哥的对比性形象出现的，这个情节倒让秋收与顺哥最终归于同一命运。可见，作者没有凭观念摆布现实，而是指向驳难与批判：这种内在的矛盾叙述恰恰深刻地表现了历史的真实性——这正是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现实。但另一个投射了强烈观念的情节则值得商榷，那就是以一种象征性的方式，让别不立的自杀——为一种发展理念或模式“殉葬”，鲜明地宣判它的政治错误。历史的经验启示我们，囿于信息的不对称和主流意识形态的遮蔽，任何匆忙的判断都是值得怀疑的。文学的价值并不在于肯定地告知读者何谓真理或者谬误，作家的使命只在于真诚而真实地记录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生活，让读者去思考和判断。对于一个思想型的作家而言，如何做到“有倾向而不唯倾向，有立场而不唯立场”，应当时时对观念“专制”多一份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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