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卖火柴的小女孩》是小学生六年级课本中的一篇重要课文——许许多多的小学语文老师们曾在课堂上强调它的“基本思想”是安徒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含泪的控诉”。既是控诉，且含着泪，那么对于控诉的主体亦即资本主义照马克思的话说，“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于是乎只有革命。或用毛泽东观看京剧《白蛇传》时霍然而起大声所说的一句话是——“不革命行吗？！”
毫无疑问，《卖火柴的小女孩》确是安徒生的含泪之作。对于人世间的不平，它也确是一面镜子。但是它所要唤起的并不是憎恨和革命；而是同情和国家人道主义。
对于一个民族也罢，对于一个国家也罢，人道主义是必不可少的教育。
没有同情的人道主义不是人道主义。
没有人道主义的人文文化不是人文文化。
我只知道那不是。坚信那不是。至于究竟是什么，说不大好。
安徒生是懂得以上道理的。
否则他不会写《卖火柴的小女孩》、《柳树下的梦》、《依卜和小克丽斯汀》、《老单身汉的睡帽》、《沙丘的故事》、《丑小鸭》……
王尔德也是懂得以上道理的。
否则他不会写《快乐王子》。
麦加菲也是懂得以上道理的。
否则他不会在写给美国孩子的《成长的智慧》一书中，将同情和善良列为第一二章，且为一二章写了全书最多的短文……
否则，屠格涅夫不会写《木木》和《猎人日记》……
斯托夫人不会写《汤姆叔叔的小屋》……
托尔斯泰不会写《午夜舞会》……
契诃夫不会写《伊凡的信》……
高尔基不会写《在底层》……
雨果不会写《悲惨世界》……
左拉不会写《萌芽》……
纵然一向以笔做投枪和匕首的鲁迅，大约也不会写《祝福》吧？
而柔石则肯定不会写《为奴隶的母亲》……
一个人的头脑里不会天生就产生出以人道主义为人性之最高原则的思想或曰作为人的基本情怀来的。
人需要人道主义的教育。
那么，《卖火柴的小女孩》究竟是写给谁们看的呢？作为童话，它当然是首先写给孩子们看的；但它绝对不是首先写给卖火柴的小女孩们看的。
卖火柴的小女孩们买不起安徒生的一本童话集。
《卖火柴的小女孩》是写给不必为了生存在新年之夜于纷纷大雪之中缩于街角快冻僵了还以抖抖的声音叫卖火柴的小女孩们看的。基本情况差不多是写给生活不怎么穷的人家乃至富人家的权贵人家的小女孩们看的。通常，这些人家的小女孩晚上躺在柔软的床上或坐在温暖的火炉旁，听父母或女佣或家庭女教师给她们读《卖火柴的小女孩》。她们的眼里流下泪来了，意味着人世间将有可能多一位具有同情心的善良的母亲。而母亲们，她们是最善于将她们的同情心和善良人性播在她们的孩子们的心灵里的——一代又一代；百年以后，一个国家于是有了文化的基因……
这是为什么全人类感激安徒生的理由。
同样——屠格涅夫的《木木》和《猎人日记》并不是写给农奴和农民看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不是写给黑奴看的；《午夜舞会》不是写给被冷酷拷打的士兵看的；《伊凡的信》不是写给孤苦伶仃而又不得不给地主老爷做童仆的小伊凡们看的；《在底层》不是写给人生陷入无望困境的失业者们看的；《悲惨世界》不是写给冉·阿让们看的；《萌芽》不是写给当牛做马似的矿工们看的；《祝福》也不是写给祥林嫂们看的……
以上一些书的及时问世，及时地体现着文化的良知。
当文化也没了良知，集体朝理应被同情的阶层和人们背转过身去佯装未见的时候，那样一个国家也就向和谐的宗旨背转过身去了。
而打压文化的良知，乃是打压全社会最底线的良知。
而连文化的同情都获得不到的一部分民众，乃是最不幸的民众。
我以我眼看世界，凡经济发达国家的文化，其文化之意义曾体现于特别重要的两个方面——启蒙了穷人和教育了富人；从而，文化了国家。
我认为这是比革命伟大的意义。
文化当然绝不仅仅有以上两个方面的作用。但倘竟从来没有好好地起到过以上两个方面的作用，其文化的品质，无论怎样提升了来进行评论，都是可疑的。
于是联想到了“希望工程”，据有关资料统计——它的绝大多数捐款者，乃是小学生中学生和退休了的老人们。
我们中国的老人和孩子们还具有同情心和善良，这实在是中国的安慰。
我以我眼看中国，我们的孩子们和老人们，并不是人文主义的文化首先要教育的对象。
自然，旁人们也不必首先接受此种教育。
心灵中没有吸收过饱满的人文主义教育的人，不配当公仆。因为他不可能有什么人文主义的情怀，非当也当得很冷漠——对人民的疾苦……
心灵中没有吸收过饱满的人文主义教育的人，纵然富了，也不可能是一个可敬的富人。因为他将宁肯赠豪宅和名车给女人，哪怕仅为一夜风流；却不太会捐出区区一百元而帮一个穷孩子上得起学……
人文主义文化在教育西方国家的公仆和富人方面，真的不可谓不成功——起码是比较地成功。
中国在这方面，需要多少安徒生们呢？需要多少个时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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