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读到香格里拉藏族诗人阿布司南的诗集《我的骨骼在远方》时，我感觉打开了一扇了解藏地文化风情的窗口，在那里野花摇曳，白云飘舞，藏地浓郁的高原气氛扑面而来。这部诗集荣获迪庆藏族自治州优秀文学艺术作品评选的一等奖，展示了阿布司南在诗歌创作上的努力和成就。
诗歌是一个民族丰富的心灵世界沟通、表达的渠道，也是一个民族自我认知的重要方式。阿来在为“康巴作家群”书系所作的序中说到：一个民族“未经表达的存在，可以轻易被遗忘，被抹杀，被任意篡改”。因此，他强调：“为什么自我的表达如此重要？因为地域、族群，以至因此产生的文化，都只有依靠这样的表达，才得以呈现，而只有经过这样的呈现，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存在。”的确，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是各民族文化之间沟通交流的重要桥梁。所以，除了民族生活表象的展示之外，它还应该有关于文化的自觉思考。特别是诗歌文体，它应该能把一个民族成员的心灵和情感呈现于文字，让读者通过诗行进入一个奇妙的境界。
《我的骨骼在远方》是一部以诗为证，向读者展示情怀、传达自我认知、进行自我表达的作品。他以真诚的态度，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生命中很多个特殊的“瞬间”呈现出来。这部诗集收入阿布司南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30多年间的85首诗歌作品，从中可以了解到阿布司南在诗歌之路上的行进和变化。他的诗经历着由幼稚到成熟、由单纯到多义的过程，也经历着青春的宣泄性表达到理性的制约性表达的过程。
阿布司南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诗，主要是对军旅生活的表现，同时也充满青春的风采和气韵。牺牲、奉献，构成了他这一时期诗歌的基本主题。年轻的诗人从不同角度探索、表达着军旅生活的多重内涵。有很多诗是对牺牲战友的追思与怀念，比如《祭酒》《在战争舞台上》《永恒的年龄》《墓碑》等作品，通过生者对死者的倾诉，使牺牲者的意义得到呈现。还有歌颂军人妻子的《望夫石》、歌颂白衣护士的《绿叶情》《白帆颂》，从不同的角度延伸着对军旅题材的表现。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构成了他这一类诗歌的情感基调。这些诗超越了民族性和地域性，体现出对人类普遍性问题的思考和开掘。
阿布司南90年代的诗，视野从战场回到故乡和草原。香格里拉是他的故乡，也是有名的藏区。和外来者观赏性的目光不同，阿布司南对香格里拉是“回归”，回到熟悉的环境和事物中去。所以，他这一时期的诗中出现得更多的是猎人兄弟、山里女人、远村……对于这些朴素的人和物，诗人以一种亲近平和的心态去书写他们的生存，同时也在经历着人生的转变。从战场到高原，诗人心里有淡淡的失落感，也有对时间流逝的感叹。《风缓慢地吹》中有几句诗透露了诗人内心的秘密：
那个在风中奔跑的少年，转眼间/已到了青年，风在缓缓地吹/晚报上的新闻变成了陈迹，夜莺/变成了玫瑰。我一脸茫然，我是一把/倾斜的梯子，但无法把自己/送向高处……
阅读他进入新世纪以来的诗，可以感受到阿布司南在诗歌道路上的攀援，虽然步履蹒跚，但却一直保持着上升的态势。他从不停下探寻的脚步，让身体和大脑永远保持在路上的姿势，在诗歌中实现自我的修炼。
所以，正如《复活》中的诗句所表达的那样：“神灵住进了人的心中/于是人就只剩下了灵魂静静地对视。”诗歌是诗人的人生路上永远不倒的一面旗帜，在它的引领下诗人有可能实现灵魂的升华。阿布司南的诗没有被宗教的教义束缚手脚，而是取其精华，让它成为自己诗歌之路上的一道光芒。从某种程度上说，诗歌也是一种宗教，它可以赐予人类精神所需的目标和精神高度。
阿布司南的诗歌多是自由体，但是对一个能熟练运用藏语的诗人来说，母语带来的韵律感也会深深烙在他的无意识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在韵律方面的追求。他的一些诗，诗行短小，句子简洁，读起来有一种朗朗上口的音韵美。比如《有一条河》这首诗：“深深的脚印中/你的儿子/茁壮成包谷/木桶里的水/潺缓如酒/有女人在月光下沐浴。”这些诗的韵律感都比较强，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民族风情。
他诗中的情感丰富而多元，有军人的热血之歌，有对追寻理想之路的痛苦和孤独感的抒发，有对故乡一片深情的书写，也有在信仰中升华的快乐和幸福感……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诗人诗作的抒情风格。
《我的骨骼在远方》对阿布司南来说，确实是一次成功的自我书写，展示了一个诗人和大地、民族、生活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以敞开的方式为读者展示自己的心路历程，以真诚的书写让读者走进他的心灵世界，看到他的欢乐、痛苦和忧伤，感知到他在成长道路上的迷惘，也分享他在人生中的升华与感悟。
正如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一文中所言：“诗歌通过对大自然的感情，医治人们心灵的创痛；诗歌通过享受简朴生活的教育，为中国文明保持了圣洁的理想。”阿布司南的诗歌实践正是对这段话的最好映证。
总之，追求圣洁理想的诗歌作品，永远拥有真诚而迷人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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