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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渡《一百年漂泊——台湾的故事》:现代性视野下的台湾故事


    
    
    杨渡的《一百年漂泊——台湾的故事》2016年1月在北京三联出版社首印,颇受大陆读者欢迎,短短4个月已三印。杨渡是诗人、作家,出身台中乌 日,曾担任国民党文传会主委,现任中华文化总会秘书长。《一百年漂泊》以父亲病危回乡开篇,此后每章都以父病切入,围绕父亲浪荡又固执的奋斗生涯,从祖父 母、外祖父母、诸位叔公的故事写到“我”的曾外孙女——上下五代人的百年家族故事及台湾现代化历史。
    《一百年漂泊》以朴素平实的语言讲述社会转型期个体命运与时代洪流的交汇碰撞,阅读时感觉既亲切又辛酸:时代的进步与人民的幸福是等同的吗?不 同于台湾多数家族书写对认同问题的关注,杨渡在后记中坦言:“我深知自己想写的不是一本家族史,而是透过父母亲的故事,去呈现台湾社会从农村转型到工业社 会,再到商业社会的资本主义化历程。”毋庸置疑,杨渡写的是现代性视野下的台湾故事。吉登斯认为,现代性“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 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现代性大略等于工业化的世界”。现代性,一般指人们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观感、体验与反思。台湾作家素来关注现代性 问题,从日据时期的赖和、吕赫若到战后黄春明、王祯和都曾不遗余力批判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台湾以40年时间完成欧洲400多年的社会转型,“十倍速发展” 使得人性遭到极度扭曲挤压,经济奇迹背后是“血汗”乃至“性命的拼搏”。该书称这一高度浓缩的现代化历程为“五千年历史未曾有过的变革”,既点出工业化转 型的艰难,也暗示了作者的家国认同与写作关怀——这不仅仅是台湾故事,也是中国故事。
    该书力图超越个人经验概括台湾几十年变迁的公共性,尽力勾连起彼时彼地的诸多人事物,立体呈现地方社会与百姓生活。书写历史总结时代的企图心, 导致叙述者声音常常浮现于文本,或点评或议论或感慨。全书通过纺织厂女工、锅炉厂男工塑造充满青春活力的工人群像与台中图景。中和纺织厂、火车站是对家乡 影响甚大的空间地景。一代代妙龄的纺织女工在流水线上贡献着青春热血,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换来台湾经济奇迹。纺织厂不仅仅是工厂,也是当时台中的标志,是青 春与爱情的象征。文本的现代性历史叙事并非生硬数据,而是具体可感的:女工青春样貌、充满荷尔蒙气息的“钥匙俱乐部”、青年男女的婚姻及其与纺织厂的关 系。工业化浪潮对乌日青壮年生活介入极深。妙龄男女出游、恋爱、成家,“让那时候的乌日,整个是一个青春的小村,轻快走向新的工业时代”。乌日电影院的漂 亮看板、墙面上的明星招贴画,以及客厅、餐厅、咖啡厅的“三厅电影”给予农村青年一种都市幸福生活的日常现代性想象。
    副标题“台湾的故事”意味着《一百年漂泊》是以文学方式进入历史:注重感性体验、情感呈现,通过故事情结、人物对话、场景描写等手段呈现现代化 转型。该书善于把家族经验历史化,私人事迹被赋予时代意义与社会价值。作者始终把父母的成败经验与台湾六七十年代经济态势联系起来,例如,他把父母短短几 年从跑路入狱到还清高利贷归功于70年代台湾承接日本等国产业外移,如雨后春笋般的工厂使锅炉生意奇好。
    该书在情节编排、细节描摹间嵌入历史碎片,公共领域的历史事件隐藏于芜杂斑斓的日常生活中。以读禁书揭示戒严时期的政治高压、以南部选举买票写 尽台湾民粹式民主。全书有着历史与传奇交会的色彩,这与历史事件的带入及故事情节的编排不无关系。开办工厂的过程经历了借贷、卖地、应酬、跑路、入狱、外 遇、讨债、打架等诸多事项,这与父母从农民向企业主身份转换的艰难息息相关,也得益于父亲三教九流无所不交往的个性。文本每部分都以父病为楔子,除却序 曲、终曲,共分10章,贯穿晚清、日据、光复、戒严、解严与当下。“三合院”、“通灵人”、“农村的奋斗”主要是农村时代的生活;“铁工厂时代”、“青春 俱乐部”、“夜路流亡”、“母亲的家园”、“温泉乡的吉他”主要处理工业化时代父母的拼搏及家人境遇;“告别的年代”、“真像一场眠梦”是写后工业化时 代,产业外移,乌日渐渐安静、衰颓。文本采用倒叙与插叙相结合的叙述方式,以父母为轴心,带出家族及周边人在时代变迁中的努力奋斗与身不由己。
    值得一提的是,杨渡笔下的父亲并非谨小慎微的保守农民,而是不断调整自己紧跟社会转型。现代化历程中,浪荡又固执的父亲主动离开土地,选择“漂 泊”生活。这种随时准备卖地积极拥抱工业文明的农民形象是台湾乡土文学少见的,是一种扩展、补充。父亲“敢去开创别人不敢想的事”,办工厂的跌跌撞撞,参 与政府投标的先见之明、买日本专利受挫后的自我研发……父亲蹒跚摸索着前进。虽有“有路无厝”的断裂,凭着插秧也要打造“铁指甲”的异想天开,他不安分、 向往未知的形象渐渐渲染开来,终而有“空思梦想杨魅寇”之称。父亲充满梦想又有“专业精神”,为了扳回一局数月沉湎“倒骰九”自己琢磨出职业赌徒的技术以 致赌场要拉他入伙,日后他凭着“专业精神”钻研出专利费极高昂的日本螺旋锅炉。
    杨渡曾经犹豫认同父亲的价值观还是母亲的价值观。祖母、母亲眷恋田园生活,被动承受现代化带来的种种伤害:卖地、跑路、入狱等。台版书名为《水 田里的妈妈》,据说是为了更接近土地的感觉。书名源于70年代母亲因票据法被通缉暗夜跑路,为躲避警察搜捕趴在水田里的细节。母亲希望守着几分薄田过生 活,却不得不因父亲的折腾而“颠倒迷错、流浪死生”,自谓一世人“当做三世人在活,真像是一场眠梦”。台湾现代化过程中升斗小民为了“温饱梦”、“发财 梦”挣扎扑腾,“养白文鸟”无人收购、借款种植菌类却导致欠债,抢夺水源亲戚反目等等,通过黏稠复杂的日常生活、琐碎平庸的柴米油盐传达台湾转型期世态人 情。债务出现问题后,原来称兄道弟的朋友们纷纷逼债,让父亲“出来解决问题”。母亲在“弘农堂”三合院躲藏,邻居担心受牵连出言驱赶,令母亲感觉“天下之 大,竟然无容身之地”。 为了言之凿凿的事先通知,父亲红包送尽,母亲还是被通缉、被抓捕。当然,文本亦有温情,底层民众的相互取暖,在工人“义气相挺”下,乘经济起飞之风,父母 还清债务并盖起大厝。
    文学关注人的心灵、精神、信仰。该书的“台湾故事”是科学理性与神秘色彩并存,现代文明与鬼神信仰同济共生。外祖父被“三界公”收为弟子的传 奇、祖母与过世祖先动辄数小时的聊天,父亲骑摩托车路遇女鬼、风阳教画符咒的灵异色彩、拜妈祖后的事件转机——这些活色生香的灵异故事,与闽台乡村崇巫尚 鬼敬拜各路神明的地域文化不无关系。相信神明、有所敬畏,是台湾庶民生活与文化认同的基底。父亲对落井下石者虚怀若谷,母亲对高利贷者的感恩心态,祖母 “不可诅咒人,咒的是自己的心”的宽厚待人理念都是一种敬畏,一种相信因果报应的世界观。
    聚散流离,总有东西是恒久不变的。从农业到工业、从专制到民主,寻常百姓的心灵依靠仍是农耕时代渡海同来的神明“妈祖”。浪荡勇敢的父亲屡败屡 战成长为企业主,也渐渐皈依妈祖。父亲病重,“我”代父参与除夕妈祖宫“开庙门”仪式,感受到庄严与隆重:时间之流“穿过每一个等候的信徒的身体”,“新 的一年,新的时光,新的希望,来临了”。父亲病重、往生,祭告妈祖“他是妈祖的孩子”、“要回到她身边”。生死想象的礼仪节俗是传统文化与乡土情怀的现代 延续,在台湾民间文化系统里,死亡只是肉身腐化,灵魂重归天国。
    从农耕到工业化、商业化,时空高度压缩,人的精神异化日益严重,似乎一切都崩坏了。人作为主体在时代变迁中位置几何?如何进行精神世界的救赎? 这些问题对转型阵痛中的大陆地区同样深具意义。台湾现代化进程的悲欢离合正在大陆轰轰烈烈上演着:无数人从农村进入城市,或主动或被动地离开土地。经济奇 迹的神话话语显然对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并无太多兴趣。文学作为见证,或可打捞几许发展背后寻常百姓的欢喜与疼痛。这是《一百年漂泊》作为历史记忆与现代性反 思,超越台湾具有普遍性价值之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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