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培浩vs小珂：城的围困，光的拯救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8:11:03 《青年文学》2020年第10期 陈培浩 小珂 参加讨论
关键词：陈培浩 追光者 小珂  陈培浩：文学博士、青年评论家，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广东省文学评论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已出版《互文与魔镜》等著作多部，曾获《当代作家评论》年代优秀论文奖等奖项。现供职于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小 珂：一九八八年生于北京。小说散见于《收获》《十月》《天涯》《西湖》《长江文艺》《青年文学》《青年作家》等，有作品入选《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中篇小说选刊》等选本。曾荣获“紫金·人民文学之星”长篇小说佳作奖。 陈培浩：小珂，你好！很高兴跟你做这个对话。去年你的作品《余生的第一天》在我和王威廉主持的栏目《鸭绿江》“新青年·新城市”中刊出。专业评价很好，选刊转载是个证明；让我诧异的是一般读者对这个作品的认可。当时我把作品转到朋友圈，有一个非文学圈的朋友——在我看来她对文学连一知半解也谈不上——很认真地对我说，这篇很好看。我不知道她所谓的“好看”指什么，但是能同时获得专业和普通读者的认可，还是挺不容易的。相对来讲，《追光者》更像是写给专业读者的，它情节层面的东西十分稀薄，更多的是跟精神叙事紧密相连的感受性细节、情境或梦境，这对普通读者的阅读是有挑战性的。但《追光者》可能更体现你的写作追求，里面对城市精神困境及其拯救之可能的追问，体现了你非常可贵的精神自觉性。请你先谈谈这篇作品构思和写作的过程如何？ 小 珂：谢谢培浩！《追光者》的写作初衷十分简单。二〇一五年我到皮兰旅游，正巧碰到一个印度剧组在天台上拍黄昏的戏，他们在等一束光。光似乎只出现了几分钟，我由于专注看演员表演，忽略了背后转瞬即逝的奇特景色。戏很快拍完，多留无益，整个剧组收拾东西走人，只剩下空旷的露台和大片越来越深沉的、像是被剧组遗弃的棕黄色光。这种接近冷酷的暗黄色调停留在我记忆中很长时间。多年后，我还在想，出现在显示器里的光线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这恐怕是个无解的答案。现在，皮兰古城的样子在我脑海中已模糊，只剩下那片暧昧到浓稠的想象中的光线。可光是不靠谱的物质，它转瞬即逝。当它碰巧跳进人们的瞳孔，会出现各式各样的反射与呈现，形成迷惑人的错觉。相比较如沙发、书桌、树木这种拥有实体的物质，光显然不是一个能轻易被我们知觉的东西。它似乎是时间空间的附加产物，是空间的一个工具，或是时间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那束皮兰的光长什么样，或者我们以后面对的每束光线到底具体长什么样，便是因人而异、众口纷纭了。 陈培浩：在我看来，《追光者》是一篇非常“城市”的小说。有的小说只是借用了城市的空间外壳，其内在的故事和人物都很乡土。当然，在中国，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城市和乡土截然地分开来。中国的现实可能确实就是乡土并没有被城市所淘汰，而是顽强地潜藏在城市光鲜的高科技和后现代景观中，这也是一种现实。前不久参加《乐队的夏天》的五条人乐队以真实的“塑料袋”音乐和谈吐而大得人心。所谓“塑料味”就体现在他们“农村拓哉”“郭富县城”的自称和自嘲上。那种山寨感、那种“塑料袋”式音乐、那种“土得掉渣”，正是我们现实极其真实的一部分。所以，五条人的音乐是那种富于现实感的戏仿和解构，这当然也是一种方式，但它却并非“城市”的。所以，当我们说到“城市文学”的“城市”时，并不是在社会学意义上进行讨论，而是在艺术和思维方式上。《追光者》并未为城市构造逼真的现实感，它并不包含城市综合性的景观，而是对城市某个层面、某种特性的提纯和强化，并最终实现了城市书写的提问功能。它作为一种艺术方式的逻辑前提是：我不管城市里可能藏着多少差异性，我且就着城市的某个特性推延下去，看看究竟会发生什么。这很有意思，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它从人物到故事到叙事气质都非常“城市”，它可能会过滤掉某些不够“城市”的“杂质”，但它确实能将城市内部的困境强化和凸显出来。《追光者》中的司明就是一个这样典型的城市孤独者、城市病人和城市自救者。《追光者》的主题也相应的是孤独、异化和自救。司明这个人物的命名，是“失明”的谐音吧，失明的追光者，一种典型的城市精神症候。 小 珂：最近五条人很火啊。其实我觉得，从音乐艺术这个层面上来说，五条人是有些“俗”的，但“俗”是一种力量。五条人对现实极度贴合与深挖，甚至不惜牺牲自己，来与世俗融为一体。不得不说，这种方式失去了一定高深的艺术性，却迎来了大量的共鸣。“以城市为空间，以乡土叙事为手法”的城市文学写作与此同理。中国城市化的时间并不长，即便现在，北京、上海这种国际化大都市也并非完成了整体的城市化，它们的角落中仍隐藏着乡土的身影。所以——正如你说的——在中国，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乡土和城市分开。但是如果从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两个概念中勘察，普遍来讲，城市文学对应的是：更艺术化，更模式化，更飘忽不定、捉摸不透。而乡土文学也许是：更有人情味儿，更错综复杂，更丰富与翔实。所以，五条人的“俗”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它只是代表了一种艺术状态。不管是城市文学，乡土文学，或者是以城市为背景的乡土文学，其实最终都只是分类的问题，每一种类型都能表现出特定的精神状态，都是有价值的。你说“对城市某种特性的提纯和强化”，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城市封闭性极好的单调环境，城市中的写作者似乎很适宜关注“光”这种抽象的事物。城市的环境是简单且重复的：高楼大厦、马路、立交桥、地铁、路灯、街边排成一排的树木……而城市中的居民，都被关在一个个小盒子里，难以接触旁人。我因出生长大在城市中，偶尔会有“创作贫瘠”的恐惧。从某一个角度来讲，这里确实无事可写，因为太单调了，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不停地复制和重复。而乡村因环境与人文丰富多变，会给写作者提供更为灿烂的材料。但城市就真比农村的创作素材少很多吗？其实看以怎样的视角吧。没有河流、山脉、奇闻异事、动物与星星，我们就关注光、声、规律与规则、孤独……城市精神症候是写不完的话题，尽管城市中的故事可能千篇一律，但是精神中的漏洞是可以不断探寻的。在你看来，城市文学与乡村文学，或者说城市与乡村的区别和关联是什么呢？ 陈培浩：在我看来，城市有两个重要的典型特征，首先是人际的原子化。在乡土社会，社会关系因为封闭叠加而变得特别稳固，个体是依附于家族而存在的，家族则存在于村庄或乡镇的文化秩序之中，因此乡土社会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人情社会。个体依附于各种人际关系中，既得到支撑，也被深深地束缚。因此，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其实就是个体从熟人、家族的集体性社会体系中解绑的过程。五四时期一批新青年感受到现代城市文化的召唤，毅然跟自己的家族决裂，这是一个从乡土走向城市的故事。这批乡土的叛逆者想象着，盼望着城市，他们叛逆之后的故事又如何呢？或许，鲁迅一开始就已经有了答案，从乡土出走的这批人，成了永恒的精神孤独者。在西方也是如此，不管是波德莱尔、乔伊斯，还是卡夫卡、加缪，写的都是孤独者的故事。前现代乡土社会的困境是个体被集体所裹挟和捆绑，而现代城市越向前走，释放的个体自由越多，城市生活的困境也越深刻地展示出来。人际的原子化使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剥离变得轻便且“无创”，司明和妻子关系的切割是那么轻而易举，并且顺带剥离了妻子所携带的人际关系网络。即使亲密如夫妻，其关系都不是相互镶嵌、胶着和粘连的，何况一般的朋友。司明与妻子剥离，与朋友剥离，与工作剥离，成了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漂流者。这与其说是自由，不如说是一种不可自拔的“否定性”——作为一个光的寻求者，司明又负气似的否定着“皮兰之光”存在的可能性。他孤独地收集着诸如冰块在酒杯里碰撞这样的细微之声，却在精神上否定着奇迹之光存在的可能性，甚至是其存在的意义，这种孤独所催生的否定性，本身就是一团反光的黑暗，这是城市主体生命的内伤，《追光者》写的正是司明如何克服这种内伤的过程。 小 珂：你说的“人际的原子化”让我想到，以前欧洲社会的统治权有世袭的传统，经过很多次哲学、精神、技术、工业等方面的改革，这种世袭的传统已经基本被消化掉。世袭的消失，在某一方面就预示着“人际原子化”的可能性。有趣的是，哲学家罗素曾提出一个疑问：如果权力的世袭可以消失，那么财产的世袭为什么还要存在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权力与资产有着某种共同的属性，然而权力世袭已消失大半，“遗产世袭”在全球仍普遍存在，不得不说，人类的彻底“现代化”还未完成。当人成为完全的个体，不与血缘、情感、恩仇等发生关系的时候，或许才是真正的人际原子化。其实现在，在北京这种大都市，人际的疏离感已经挺明显了。不要说婚姻，直系亲属的关系都不是那么牢靠。当人们越来越优化自己的独立灵魂，并且被越来越多的精神与物质填充时，淡化周边树杈一样的关系网似乎是种本能的反应。我不觉得这是不好的事情，这只是一种特定阶段的状态。就像司明，他确实是一个很拧巴的人，可以说周身充斥着“否定性”。这种否定性除了对他自己产生影响，也对外界事物产生了互动式的影响——谁说光明就一定是好的呢？光明可能是刺眼的、能吞噬掉血肉的东西，光可能是灾难的前兆。所以司明对于光的“否定”，也有可能是一种本能的自救。当然，无论光意味着什么，司明这类城市人的孤独与内伤是真实存在的。而这种孤独，也可能是因为自己的灵魂还处于半原始状态，它在等待某种“现代”的净化。 陈培浩：现代城市另一个典型特征就是运动的绝对化。在传统社会中，静止是绝对的，而运动则是相对的。前现代社会，个体存在于一个相对封闭而静态的空间中，前现代空间虽然有时间的流动穿过，但由于社会运动变化的缓慢性，时间的运动更像是循环往复地环绕着那个以村庄为单位的空间，这是一种不断回到起点的循环式运动，一种相对静止的运动。所以，前现代的时间是一种圆形时间，但现代的时间却变成了一往无前的直线时间。几乎没有任何事物会永恒不变，空间总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彻底的变化。只有在现代的时间中，人才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为运动的绝对性在瓦解时间的同时也瓦解了空间，如此，人如何重建绝对运动背景下的相对连续性，就成了现代性拯救的重要主题。《追光者》中，司明被卷入了一种加速度的运动中，之前他还拥有婚姻，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装置。在婚姻解体之后，他的生活开始了加速度的运动。“追光”于是便构造着这种绝对变化的生命内部相对稳定的连续性，因此我对这篇作品的定位就是——城的围困，光的拯救。 小 珂：谢谢你提出这个观点，这是我没想到的。康德认为时间空间是感性的主观形式，如果从这个脉络摸索的话，就可以很好理解前现代与现代的时间规律。时间空间有绝对与相对之分，那么相对的时间必定有无数种参照物。所以当参照物飞速发生变化时，相对时间当然就会成为一条一往无前的直线（就像直线是由无数个点组成的）。当然，这也是现代生活没有连续性、人际关系疏离的一个重要背景。追寻、游移、无法进入、无法逃脱是现代城市人生活的重要课题。正因为城市的时间与空间变化太快，才会让司明这类的城市人成为被希望与光驱赶的陀螺。我们都希望光能穿破城墙，拯救我们，可是实际上光到底有没有这种功效呢，就要看每个人自己的经历与体会了。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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