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肉很多人都吃，猪却总被人拿来调侃。当然，用猪来修辞的话大多也不是十分恶毒，泄愤之中还带着那么一丝宽厚和无奈，大概是因为猪憨厚，因为猪无辜。可对于景精神来说，这样的话也是接受不了的，猪就是他的事业，就是他的理想，就是他的生命。他的猪，叫“道德猪”。
景精神来自于景凤鸣的长篇小说《精神》，这总让人忍不住去猜测——亲戚？还是一个村的？谁都知道小说是假的，或者拿腔拿调叫做“虚构”，说书唱戏而已，可景凤鸣和景精神就是让人觉得脱不了干系。读过几页就会发现，这是一本个人理想之书，不管别人怎么想怎么看怎么做，景凤鸣或者景精神，都有一种不为所动的信条。
景精神眼前的日子当然是好起来了，可许多年前也是颇为传奇和坎坷。景精神当年被推荐上了大学，之后出人意料地又回到当初“起飞”的地方继续战天斗地。于是，“轰动一时的行为，造成轰动一时的名人，景精神成为扎根临秋末晚的新榜样”，别人的困惑阻挡不了他“坚守大队书记岗位、带领全体村民按着上级的指引和公社的指示‘学大赛赶小乡’的壮志行动”。当然，这也就为之后的故事埋下了一粒种子。时代变换，作为“公家人”的人的景精神成了民营企业的老板，主要的业务就是养“道德猪”。小说当然写得很充分，大规模的养殖麻烦多多。把猪仔签合同卖给养殖户，到了出栏按合同价回购，可总是有人把签过合同的猪只私自卖给猪贩子；“道德猪”养殖时间长，饲养成本高，价格自然下不来，可放到市场上到底谁来买单就成了问题，于是开拓市场、培养客户都是步步惊心；流行病暴发，快要出栏的猪一批批地死掉，这些损失是由养殖户还是企业来承担，也是尽费周章；员工、家庭、各地办事处、各个养殖场，哪里没有事？一切都得由景精神亲自摆平。这并不是说景精神手下就没有能办事的人，无论是成阳还是柳芭，赵红还是景秀敏，都是解决问题的好手，可景精神有他自己的一套原则。
景精神让人在脑子里恍恍惚惚飘过吴荪甫的脸。一个民营企业家或一个民族资本家，除了赚钱还有更高的理想。吴荪甫在家乡大办实业，在上海广开门路，他立志振兴中国民族工业，认为让买办金融资本支配中国工商业是断送民族工业的举动，他创办益中信托公司是以它为阶梯完成孙中山昭示的“颇有海上三仙之概”的“东方大港”和“四大干路”。而养猪对于景精神来说，“养猪确已不只是养猪，而是什么呢，是一项饱含道德和科学的事业或产业。景精神要通过事业或产业，这两个模棱两可其实是一回事的‘业’去提高人，通过提高了人再反哺两个‘业’”。这也就不难理解作者为什么把景精神养的猪叫做“道德猪”，因为赚钱事小，“培养农民”事大；讲故事事小，彰显某种精神事大。但是，吴荪甫的理想可以做起来，但景精神的理想却让他自己也时常焦虑和纠结。改造“人”不比把企业做大做强，它本身就是一件摸不着的事情，也不是通过一招一式就可以产生效用。对于景精神的“人”，具体来说是小说里的农民或养殖户，合同也不见得起作用，感化也未必可行，协会或“五户联保”也没有多大威慑。景精神不是看不明白，可能是故意看不明白，他知道人的改造不会轻而易举，却执意要成为数百年试图改造“人”的长河中那一片被打了水漂的石头。其实小说想说的和景精神想做的，大概是一回事，那就不求回报的付出和不见得有效却一直做下去的“精神”。
也许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沿着小说替景精神想一想，到底是什么成为了他最大的牵绊？小说有一个情节非常重要：“景精神想起他十九岁时出任生产队队长，那份被现实与历史封存的记忆，想到他当年全身投入的生产队与目前全身投入的协会的关系，想到对他来说协会是否就是生产队的替身，才如此吸纳他的理想，让他热情投靠。”无论景精神在小说里如何决绝地否认这种关联，自我安慰地说一个姓公一个姓私，小说向我们呈现了一种不可回避的矛盾和一种难以取舍的心灵归属。对于景精神这样一个由生产队到国企再到民营一路走过的人来讲，姓公姓私已经不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经济体制可以变革，可一个人的青春和大半辈子的情感以及记忆如何变革？这本身就是一种难以调和的矛盾。这也就是生活或现实的多样与复杂，道理都清楚的很，可生活的展开和继续有多少是按照道理来的呢？就像很多从那个年代走过的人，提起上山下乡深恶痛绝，但在言谈中却常常流露出某种温暖和怀念。也许合作化与国企的运行方式早已融进景精神的血液，当他变成一个民营企业家去实践他的理想之路时，那些早已离开他生活的生产机制就会在无形中被激活，成为他陷入困境时要去奋力抓住的救命稻草。景凤鸣在小说里自始至终也不忍心让他心爱的景精神去面对这样的尴尬，但时代或现实的无情恰恰在这里体现：当一个时代过去，一种生产方式被证明是错的，那么一个人应该如何回望自己被卷入其中的大半生，应该如何继续接下来的生活？
想着景精神，想着“道德猪”，今晚的红烧肉吃得分外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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