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系教学主体师生两端的中介物，绕不开图书这一传统媒体。高校图书馆作为大学精神守护者，堪称学术文化的标志，学习习惯的养成、研究精神的熏陶都借助于它。1869-1908年间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的查尔斯·艾略特，其大学理念集中在三方面，他自己概括为大学三项主要直接功能：“首先是教学，其次是以书籍等形式大量汇集已获得的系统知识，再其次是研究，即把目前的知识疆界向前推进一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掌握一些新的真理。大学是教师的集合体，是知识的仓库，是真理的寻求者。”研究教育离不开人，探讨培养模式要跳出课堂、教材、集中教学等单一模式，从记录于图书文章、信札日记中的学生回忆入手，收集承教受业的点点滴滴，聚焦教师教学育人的肯綮和独到之处，个人全新角度的体会，差异化视角的多棱观察，为师之道的深层思索，使得珍贵的文本启人心智，奥妙充盈。
负笈从师，精华存留。车载斗量的教科书、参考书，如果照本宣科、逐个爬梳，时间耗不起，要领得不到，反误了学习的兴趣。启功70岁时发表文章，描述先师陈垣最喜欢收集学者草稿，细细寻绎其修改过程。客厅桌上常摆着这类东西，学生们看得饶有兴趣，先生便提出问题：“你说他为什么改那个字？”黄侃在1932年8月27日的日记中如此记道，“卧观太炎师《馗书》改定稿本，视其增减涂移处，可以察游心窜句之苦。”傅惟慈上世纪40年代在辅仁和北大听杨善荃、冯至讲莎士比亚、歌德，老师一心一意引导学生读懂、读透原著，逐句讲解，当堂翻译，精美的原文与娴雅的中文互相对照。学生们鉴赏能力提高了，学会了如何阅读外文书，改变了看外版书只看故事不求甚解的不当态度。理解透彻之后，每个人都会对作品生成自己的评价，不必老师饶舌。何兆武2008年在回忆1941年西南联大印度通史课上，同学问如果无印度影响，中国文化将会如何？向达回答，历史当其成为过去以后，再回过头去看，就是命定的了。
成长关键处恩师的点拨，会让学生终生铭记。钱伟长升大学后弃文学理，大一时教普通物理学的吴有训针对他连续七星期课堂测验不及格的情形，悉心辅导他改变硬背文字、上课只顾做笔记的学习方法，力求当堂听懂课程，最多记下一些简单标题和名词，课后用自己语言择其关键简明写出，再看有关参考书，全面掌握科学知识，进而培养有效的自学能力。陈之藩1947年在北洋大学电机系念了一半，因为“悲观而又爱国”，“为爱国而学哲学”，又考取清华大学哲学系，准备从头学起。拜访心仪的金岳霖教授，“哲学是不能救国的！哲学是学问。”先生当头棒喝的每句话如同空中风暴，让他心目中的楼阁亭台从四面八方崩塌下来。冯至、李霁野当年听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和翻译的《苦闷的象征》，为浅草、沉钟社的活动拜访先生，通信奉作品，聆听教诲。冯至回忆，谈到文学与时事，鲁迅曾反问，“你们为什么总是搞翻译、写诗？为什么不发议论？”李霁野认为，鲁迅喜欢他们对文学的切实认真的态度，不过也觉得他们被悒郁沉闷气氛所笼罩。布鲁纳在《教育过程》中感慨过，老师作为教育过程中最直接的有象征意义的人物，学生应该视之为榜样并拿来与自己设身处地来比较。以爱心播撒的不朽种子，学生定会珍惜呵护，直到永远。
师长的秉性学识、道德文章，学生概括得精准贴切、可信可亲，弟子散布流传开来的点睛之笔，平添了格外撼人的分量。黄炎培《吾师蔡孓民先生哀悼辞》记录在老师寓所交谈，“救中国必以学”发聋振聩。许德珩《吊吾师蔡孓民先生》回首新文化运动亲历，“五四”以后，校长提醒学生“救国不忘求学”。学习学问，科学学术，师者心中千钧重，弟子躬行自奋激。许倬云从李济对史学家的四层分类入手，仰望老师的境界，“在李先生身上，我们看见了希腊精神和儒家修养的结合。”胡适说他就读中国公学时的老师王云五是有脚的百科全书，后来推荐老师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丰子恺尊崇老师李叔同超越物质和精神生活，追求更高境界，探索人生究竟的灵魂生活。费孝通目睹耳闻潘光旦老师戴上右派帽子后到去世前的十年中，勤勤恳恳做的两件事：重读二十四史、翻译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正如太史公司马迁在《孔子世家赞》中评论孔子所言，“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
在学生丰美文字记忆中，师者传世留名，化作了凝固的永恒。学不厌，教不倦，自我教育，终身学习，是为师做学生的不二法门。因材施教，掌握学习，王夫之说得在理，“善教者必有善学者，而后其教之益大”。成功的教育在人与人之间系结上平等、共鸣的纽带，而这首先应从师生的传承做起。完整的人，饱满的人，学生成长为人才。熊十力说，“做人不易，为学更难”。“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内外兼修，规范自身的老师令学生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徐特立倡导教学要采取人师经师二者合一，“每个教科学知识的人，他就是一个模范人物，同时也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拜读先辈前贤的感人追述，让我们深深领悟到：为师求学知行无尽，先生弟子恩情长存。
（作者系渤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中国教育报》2016年9月12日第9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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