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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纳·米勒谈德国政治与知识分子


    
    德国国会大厦见证了德国近现代历史的各个阶段,1919年魏玛共和国的成立于此,1933年希特勒操纵了国会大厦纵火案,1945年苏联红军又在这升起了红旗.
    文:徐贲
    魏玛时代的民主政治为何如此脆弱?德国如何从政治极权转变为民主宪政?德国在二战后如何完成了对纳粹时代全民族反思?曾在中国先后出版过《危险的心灵:施米特和战后欧洲思想》和《另一个国度: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的扬-维尔纳·米勒与知名学者徐贲就二战前后德国政治文化进行了对谈,强调了德国知识分子在几个历史阶段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
    您的书里谈到,1933年以前的魏玛共和时期,许多德国自由主义者对群众民主感到不安和焦虑,使得德国知识分子对民主议会政治充满了反感和不信任。能否请您谈一谈魏玛共和时期的政治特征?以今天的角度来看,魏玛民主有哪些问题需要我们去关注?
    米勒:不只是在德国,甚至不只是在欧洲,“魏玛”一词至今仍然催动着我们的政治想象。“魏玛”代表着民主在二十世纪遭受的一场最令人惊讶的失败,民主的这场失败带来了空前的灾难性后果。要说清楚魏玛的教训究竟是什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魏玛的失败并不是由某种制度原因所注定的,如强势总统或一般性的政治制度架构。魏玛的宪法是高度民主的,也很进步,但是正如Franz Neumann(魏玛时期的著名律师)在当时就指出的那样,魏玛宪法也许更像是一个条约或停战协定。当时德国的不同政治团体之间存在着敌对的关系,宪法起到的是在它们之间调停的作用。真正的民主制度需要具有内部的同质性,宪法的作用是在民主的朋友们之间,为全社会的政治游戏和政治目标规定一套充分一贯的游戏规则。(徐贲按:施米特政治哲学提出的政治同质性和政治的根本在于分清朋友和敌人,放到这个历史背景中去理解,便对思考民主宪政仍有意义)。
    魏玛民主的软弱,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德国政治文化中有许多非常违背自由(deeply illiberal)的因素,战败后的德国深深感到《凡尔赛条约》的耻辱,经济恶化在1920年代到了令人不能忍受的程度。除了这些客观原因,二战后人们还从体制建设和宪法条文来总结魏玛时期的政治教训。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如果民主要捍卫自己,就必须限制极端主义的党派或彻底禁止这些党派。纳粹和希特勒就是利用了魏玛的民主体制才获得政权的。德国人至今将此视为重要的政治教训。这几年由于恐怖主义利用民主制度攻击民主社会,民主的自我捍卫,又称“战斗型民主”(militant democracy),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值得一提的是,出现战斗型民主概念也与冷战有关,当然,冷战时针对的是公开的党派,不是恐怖组织那样的秘密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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