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寇
□作家，广州
我对广州的陌生程度直至十个月后的今天也未有好转，但奇怪的是，对湛江雷州市纪家镇田园村，我却感到了某种亲切。注意，我没有去过那个在地图上无法找到的小村庄，和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一样，我不知道前往田园村的路线具体怎么走，即便在傍晚空降到那个村子，看到炊烟向左边袅绕，我也不知道刮的是什么方向的风。
亲切感源于湛江雷州市田园村人符马活和他主编的那本《中国田园村雷歌集》。在十个月前，他基本已编好了这本书，在平时的生活中，他不断反复向我提及此事，之后还把书稿校样交我看。说实话，即便雷歌是广东“四大民歌”之一，甚至进入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不能引起我的兴趣。雷歌———雷州半岛的民歌，而田园村人唱的居然又是雷歌的一个分支，叫“姑娘歌”。“姑娘歌”的来源据说是明末清初一个情场失意后出家为尼的“老姑娘”唱起来的，然后在雷州半岛传播开去。“姑娘”们一唱就唱了近四百年，以至于符马活这个雄性“姑娘”在广州的高楼大厦中也偶尔唱上两首自娱自乐。
确实是自娱自乐，因为没人听懂。雷州人是早期南亚人种和闽南移民的后裔，语言上不仅与北方话关系飘渺，亦与广州白话相距甚远。想象力使我认为，这一远古而湿热的方言或许与南美丛林里的印第安人才能产生共鸣。当然，想象力是不靠谱的东西，中国的特点是汉字相同，即便远溯三千年，汉字的结构和表意，于今看来仍有“可读性”。这是中国的奇迹，这一奇迹在韧性上远胜于埃及金字塔的赫然存在。
符马活告诉我们，田园村的世代居民们有手抄记录雷歌和口口相传“姑娘歌”的传统。清末乱世中，这些雷歌抄本损失大半:“文革”期间，作为“四旧”又烧掉了几大麻袋，几乎丧失殆尽。幸运的是任何烈火总有疏漏，一些破烂不堪的残本被人们从箱底和猪圈里相继发现。更重要的在于，“姑娘歌”作为田园村人的娱乐方式和文化背景，也不是烈火和文化禁锢所能彻底取缔的。人们还在唱，还有人乐意听，它不可能遍及全国、走向世界，但在田园村和雷州半岛上继续流传下去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既然如此，现代人用现代的方式来记录和保存它，就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了。换言之，铅印成书和当年的雷歌抄本，都是出版行为。符马活在这一点上并不具备“创意”。
创意在于，以一个村庄的名义公开出版图书，并集一个村庄的力量成就此事，这在中国乃至世界，尚属首例。这本书的内容（400首雷歌及口述故事、传说、访谈、对话等）记录的都是田园村里的人和事，四百年来的鸡零狗碎；这本书的资料搜集、编辑整理、自费出版，都是以符马活为代表的田园村人所为。这个村子很小，30来户，200多人；这本书的印数却很“大”，分两次印刷，共印4800册———没有比这个更“雷人”的了。
我得回到“亲切感”上来。首先，雷歌在文字上的形式大多七言四句，且押韵，有如绝句。符马活说，雷歌就是他们那个“没文化”的穷乡僻壤的唐诗宋词，比喻不可谓不恰当。最有趣的是，这些歌谣大多记录的是十几代人田间地头、锅碗瓢盆、房前屋后的生活，颂神、规劝、嘲讽、谩骂以及“荤段子”层出不穷，让人感觉那些死去的先民确实有血有肉爱恨交织地活过，呼吸过雷州半岛那一年内有250天都在打雷的空气———而绝不是史书里那种样子。
在清代，在田园村，有一对夫妻，丈夫叫符炜裕，妻子叫凤莲。有一天，去娘家待了整整一个月的凤莲终于回来了。丈夫看到久违的妻子，就说:“三月去村四月回，要打你娘卅夜晚；三十日长嫜做乜？三十夜长乜人陪？”他貌似镇静，问妻子这一个月都干了什么，但还是没法抑制愤怒:三十的日你干什了，三十夜谁人陪你了？凤莲听后，鼻孔哼哼，十分不屑，说:“犹是疑神和疑鬼，无信得娘去个村；卅日工春帮父母，三十夜长姐妹陪。”是啊，三月份正是南方农忙季节，好一个孝顺的女儿，嫁人了还不忘父母的艰辛:“陪”在这里我理解为“睡觉”，对于这个问题，凤莲的回答是跟自己姐妹睡啦。当然，作为读者，你可以将凤莲的回答理解为单纯的辞令，偷情或别的，均可存在于想象之中。这一对唱的生动之处在于，人心是那样的柔软和潮湿，裸露出的是乡间生活原始而又具体的状貌:生产（工）和需求（“睡”）。
民间的趣味和真实的生活，这是让人感到亲切和喜爱的东西。因为所有的人都生活在“民间”，所有的生活必然都是“真实”的。我相信类似的东西自古以来就遍布这个国家的所有角落，只是不载于史册，又遗漏于稗官，而最终必须屈居于文艺作品。然而，在历史上，文艺作品的迅速“庙堂”化又剥夺了它的合法权（《诗经》和《乐府》除外），一直如此，从未改观。我以为，编辑出版《中国田园村雷歌集》这种行为，或许有益于弥补此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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