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香港”与“新新中国”
http://www.newdu.com 2024/07/01 09:07:39 凤凰周刊 佚名 参加讨论
□ 文/一非  《潮爆中国》李照兴著天窗出版社（香港） 很少有香港人像此书作者李照兴一样，对中国有如此深刻的认识。 长期以来香港与内地的分离发展，使得两地大到价值取向、意识类型，小到衣食住行、文化习惯等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也因此构建出香港人相对于内地人的身份界限。 回归之前的整个1980年代到1990年代，香港人都爱用“九七大限”来形容即将到来的回归。当时整个香港经济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黄金期，再加上港式本土文化在电视、电影的联手推波助澜下冒起，不仅让香港人集体迈向了中产阶级的生活和文化，也让香港人和彼时依旧以农业生活形态为主的中国大陆产生出很大的时间落差。其结果，这一时期的香港人对于回归祖国普遍抱有悲观的情绪，甚至有部电影，用夸张的手法刻画出一个家庭为了实现九七前移民的梦想，家中的每个人都尽可能揽各种活攒钱，就连正在读小学的妹妹都主动帮同学写功课赚取零用钱，为家庭的梦想出一份力。这种不可思议的疯狂之举，却是当时整个香港人心态的典型反映。 九七回归之后，香港虽然在政治上已经成为了中国的一部分，但在社会体制、经济逻辑和价值观念上，依然保持着它殖民地原有的面貌。所以这个时期香港人在界定自己是中国人还是香港人时的身份挣扎，所代表的就不仅仅是他们对回归后祖国历史与文化的认同与情感，还掺杂着对政治权利的渴望、经济发展的追求和生活方式的选择等内涵。例如香港人一贯引以为自豪的诸如民主、法治、廉洁等香港的核心价值，就被很多香港人看做两地一个重要区分标准。 这种身份认同下的必然结果，是产生出香港人骨子里的一种安逸情结：潜意识里地抗拒与整个中国内地联系在一起的全盘发展，不愿意主动走出罗湖桥的分野，而只是贪图香港是例外之城，享受着进可攻退可守的安全感。 但李照兴却不同，甚至可以说是香港人中的异数。他1986年就主动进入内地做长时间的跨省份长途旅行，对中国大陆进行近距离的观察，5元钱的宾馆、30多小时的硬座火车、地下形态的黑布派对，他都有过体会。随后的1987、1988年，他又两次去北京采访，操着并不娴熟的普通话与当时的音乐先锋崔健、刘元进行交流。回归前的1996年，李照兴选择了与不少香港人移民国外相反的发展方向，他再次回到北京，并开始了其在北京长达4年之久的定居生活。2000年后，李照兴南漂到上海，随后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多座内地城市。 有了这样的背景对比，我们才可以理解李照兴在书中所提出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后香港”与“新新中国”。 首先，在作者看来，现时的中国已经不是过往那个破落与被孤立的中国。“新新”两字所界定的，是一个崭新的快速崛起中的巨大经济体，时间跨度乃是从2003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一段发力增长期。在“中国速度”的高速推进下，这个国家变得比以往更加具有活力和令人期待。它野心勃勃的城市发展计划、崭新的城市消费与艺术形态、多元而开放的媒体与文化产品、对于文明与高素质的生活追求，以及身处其间迸发出创造力和全球视野的年轻一代中国人，都让作者时时感慨，自己作为一名既是旁观者，又是参与者的香港人，对中国的变化认识太少。 当“新新中国”时时刻刻在进步时，“后香港”的“后”的新意，就在于要把香港与中国的新关系拼合在一起考虑，即把香港当做一个中国城市去思量它的新身份。就好比一粒方糖，需要放进更大的中国茶中去溶化，虽然在融合的过程中会丢失它本身方正立体的原貌，但唯有如此，才能“重新磨合出一种独特性，发挥出一种新味道，成就新香港”。 在这两个重要概念的框架下，作者进一步指出，香港人的困惑在于一直把“我城当我国”，香港就是香港人的全部，关于香港的论述也是过分排除中国的元素。正是在这种困惑之下，香港才会出现“你认同香港人身份还是中国人身份”这种伪命题。此外，香港与中国内地的隔阂，不仅体现在地理上和时间上，更是体现在心理上。过去香港人心理上因着一道罗湖边界的“关闸”而惯养出的矜贵心态，也必然会在未来伴随着深港24小时通关以及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而被打破。由是，作者提出了“更大的香港”的概念，希望香港在地理与文化上，同时与中国内地协调融合，交叉互补。为此，香港人应该更加主动地去对中国进行更多的观测与解读，这也正是作者在此书中一次次对“新新中国”身体力行的聚焦与描摹的意义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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