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它的时代，一定会到来!
http://www.newdu.com 2024/07/02 09:07:54 《科学时报》 佚名 参加讨论
——围绕威尔逊与社会生物学的是是非非  文/尹传红 1977年8月1日，社会生物学登上美国《时代》杂志封面。11月22日，爱德华·威尔逊从卡特总统手里接下了褒扬他对这门新学科贡献的国家科学奖。 然而，两个月后，在美国科学促进会于华盛顿所举行的年度会议上，当威尔逊正准备发表演讲时，一个示威者冲上讲台，把一瓶冷水倒在了他头上……据知，这次“湿身事件”，是迄今为止的近代美国史上，科学家仅仅因为表达某个理念而遭到身体攻击的唯一一宗案例，尽管攻击的程度很轻微。 威尔逊的磨难不止于此。“湿身事件”前后，他的不少同行、同事乃至朋友也纷纷向他发动“攻击”。理查德·勒沃汀和斯蒂芬·古尔德是其中最著名的两位。他们宣称人类社会生物学不仅缺乏足够的证据来支持，同时还具有政治上的危险性，进而指责威尔逊是为一个旧的诡计提供一个新样本，“是按阶级、种族或性别为某些群体的统治现状和既得特权提供一种遗传辩护……这样的理论曾为美国在1910年到1930年之间颁布绝育法和限制性移民法律，同时也曾为那些导致纳粹德国建立毒气室的人种优化政策提供过重要的基础。” 威尔逊承认，《社会生物学》之所以“臭名昭彰”，主要在于它的混合特性。他自己作过总结，批评者主要反对的是他们所看到的两个所谓的严重缺陷:第一个是不合时宜的还原论，即认为最终可以将人类的行为还原到生物学中去理解；第二个缺陷就是遗传决定论，即相信人类的基因决定了人类的本性。 威尔逊给社会生物学所下的定义是“有关动物社会行为与复杂社会组成这两者的生物学基础的系统研究”。在他看来，社会生物学的“目的”在于获得关于整个社会的生物特征的普遍原理。就人类而言，社会生物学的任务就是从进化意义上科学地解释人类行为的起源与进化的生物学机制。 但从某种程度上说，社会生物学真正的学科意义，却被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争论掩盖了。威尔逊坦言，他对意识形态一点儿都不感兴趣，也为批评者认定他一定怀有某种政治动机而抱屈。他的支持者也辩称:科学家有发掘真实的责任，而不论其政治正确与否；社会生物学并不一定如许多批评者所担心的那样，会导向特定的政治理想。 《社会生物学》出版20年后，威尔逊在其自传中不无酸楚地写道:“或许，我在写《社会生物学》的时候，应该在写到黑猩猩的地方时就此打住，许多生物学家都希望我真的那么做。好几位评论者甚至说，如果我没有添上最后一章有关人类的章节，《社会生物学》将会是一本伟大的著作。” 1999年12月，威尔逊为再版的《社会生物学》写了一篇带有“导言”性质的文章《世纪之交的社会生物学》，文中他为自己辩解说，该书中的社会生物学解释绝对不是严格的还原论，而是相互作用论；读者应该看得出来，他也重视综合与整体论。没有哪个严肃的学者会认为控制人类行为的方式和控制动物本能的方式一样，而不存在文化的影响。 按照几乎所有研究社会生物学问题的学者所持的相互作用论观点，基因组决定了心理发育的方向，但是无法消除文化的影响。威尔逊更直率地指出，理查德·勒沃汀和斯蒂芬·古尔德他们这些人不喜欢人性具有任何遗传基础的思想。他们倡导的观点正好相反，即发育中的大脑是一块“白板”。他们认为，唯一的人性就是心灵具有无限的可塑性。 在社会生物学领域，牛津大学教授、1976年因推出《自私的基因》一书而名声大噪同时也毁誉参半的理查德·道金斯，堪称威尔逊的坚定“盟友”（道金斯与古尔德“道”亦不同，打了多年笔仗）。道金斯有一句名言:社会行为就骑乘在“自私的基因”上。他在社会生物学家中第一个慎重提出:除基因外，文化也影响着人的天性。他后来模仿“基因”（gene）一词，将这种所谓的“文化基因”，称之为“谜米”（meme）。道金斯的这一见解为威尔逊后来提倡的基因—文化协同进化思想提供了基础。 威尔逊的推论如下:人类社会的行为是由文化传递的，文化是脑的产物，而脑又是遗传演化的产物，能基于感官印象作出决策；反过来脑的遗传演化又是文化条件下发生的，因此文化变迁必然会影响脑的特质。所以，问题就被转换成:遗传的演化和文化的演化究竟是如何互动的。结论就是基因—文化协同进化，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其心智是靠着在某个特定文化中无数的可行选择中挑选出来的选择来完成自我创造的。 威尔逊坚信社会生物学最终会成为社会科学的基础，虽然基因—文化协同进化很可能还要再静静地躺在那儿许多年，等待人类缓缓增添一些足以说服、吸引学者的知识。“无论如何，我依然深信，它的真正性质正是社会科学的中心问题所在；不只如此，它还会是一个重要且尚未开发的科学领域。而且，我一点都不怀疑，属于它的时代，一定会到来。”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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