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声音——体验或实践
http://www.newdu.com 2024/10/21 03:10:32 中国艺术研究院 陈凌宇 参加讨论
《另一种声音》是由海外汉学研究者的访谈所辑的一本书，称之为访谈录合集很合适。由于中国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将眼光放向海外，所以我们突然惊异于原来在我们所想而无知的地方，有那么一些人在进行中国文化、文学研究和翻译，并且，另一种声音实际上表明这是一种和我们传统截然不同的异见，或者又是对我们已经否定、忽视之物的青睐。 更为显现的说，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在被引进之后，对大陆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古代文学乃至于电影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重新发掘了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张天翼（当然，在海外可以说是发现，在大陆这种发掘又未尝不是一种不谋而合），又如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抒情的现代性”等。 问题在于，这些海外学者是如何得出这些与众不同的卓见的？（当然，我并不认为只有海外学者能够得出这些结论） 我想必须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海外学者放入具体的历史语境和理论思潮之中去考察，这儿我想用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以及普实克-高利克两个取向的学术派别来论述（事实上，我更多的是想强调地域政治对二者的不同影响）。普实克的左翼立场与夏志清的“优美”优先形成了一种对立，但时过境迁，高利克坦然地说出关于中国人民的老朋友or敌人这种令人困惑又极具讽刺意味的悖谬处境，而夏志清在此时又想努力指出他以艺术标准优先的立场使他并没有忽视像张天翼这样的左翼作家，说明对于海外学者著作的接受上，是一种历史的结果，也可以说是对他们的一种借力，更激进点说，历史语境塑造了他们的作品接受和评价以及经典化。那么返诸作品诞生之时，我们更加要注意考察当时的历史语境，而我更想谈的是学术思潮对海外汉学家的影响。毋庸讳言，夏志清的文学批评受到了“新批评”的影响，李欧梵的现代性研究则有结构主义的影子，而王德威的“没有五四，何来晚清”，“抒情的现代性”则沾染了浓重的解构主义色彩（王德威本身也是福柯《知识考古学》的中文译者之一，他的译本名为《知识的考掘》）。这些西方理论使得作为“局外人”的汉学家以一种更加新锐的目光，更加自由的研究方法从事中国文学、文化研究，但是理论并不能弥补不在场的“缺憾”，而到了一个清算过多理论的年代，这些著作又如何有其不朽之价值呢？ 在我看来，除了著作本身的洞见以及对各自学科研究范式的影响外，我们首先学会的是如何与海外汉学进行对话。在现在一个越发自信和强调主体性的年代，我们似乎可以指责其不在场所衍生的一种越位的想象，但是我们更加面临自我遮蔽（如果是“我”为主体，也可能是被遮蔽）的危险，所以“他山之石”反而有着警醒的作用。海外汉学的最为杰出的地方在于其对我们的常规思维所产生的挑战，细节性的有对已成定论的文学史以及文学史中文人形象的质疑，如艾朗诺在访谈时所言：“我觉得李清照在中国被过分理想化了，她已经被塑造成了一个‘文化偶像’。”（P044）事实上，我们很少考虑古人形象的变迁以及书写传统对其的赋形，因为我们自身便置身于书写传统之中，如果我们进一步对此思考，这也是伊维德所提示的：“‘版本’这个概念让我们意识到，所谓作品，并非是一个单一体，有时候它是一个作品群，既包括它自身形态演变中的增删，也包括对它的重新发挥和塑造。这些群落所形成的谱系，就是一种思想史。”（P054）正是通过梳理清楚历史的书写和书写的历史，我们才能够明白如王德威在《历史与怪兽》中所担忧的那种历史迷魅：线性时间观和历史目的论催生的进化论的陷阱——一种表面的循环往复。 同时，对于海外汉学的批判还有一种后殖民主义式的视角，在这儿，人们又活灵活现地运动了话语与权力的理论，展开了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对此，访谈录中罗鹏的话正是再适合不过的回答了：“但反讽的是，人们常将中国现代文学置于欧洲中心主义定义下的全球中文文学的边缘位置，尽管中国现代文学本身是一系列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产物，但这些过程其实和定义世界文学的过程并无多大差异。”（P358）绝妙的反驳！当然，我还想到，东亚文学乃至于中国文学研究的确在海外算是边缘研究，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活力在边缘。正是边缘的位置出现了顾彬这样的学者，“我并不尖锐，只是更坦率”，这真是一位学者治学的格言了，其实尖锐本无妨，我很钦佩像夏志清那样既尖锐又可爱的学者，反而是本土学术场域的过分庞大带来的臃肿与畏缩衬托出边缘地位的别样优势。 当然，在抛开二元对立的思维之后，我们也不必沮丧，因为“在场”感赋予了我们生动的体验，而这种生命体验本身就是对理论霸权的反抗，同时也是对在场的权力的抵抗与逃逸。如果海外汉学是“另一种声音”，我们所努力的目标难道不是从“一种声音”变成“众声喧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