弋舟：叙述一个老故事，使它变成一个新故事
http://www.newdu.com 2024/10/21 02:10:52 《长江丛刊》 弋舟 参加讨论
自 1888 年恩格斯致信玛格丽特·哈克奈斯，距今已 134 年。在这篇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指引下，百多年来，“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被无数有志于践行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文艺家叙述成了“一个老故事”。 在这里，我对“老故事”的借用，也是摘引了原文中的句子，——信札开头部分，恩格斯颇具风度地表扬了这位女士的创作，含蓄地说到：“您觉得您有把握叙述一个老故事，因为您能够如实地叙述它，使它变成一个新故事”。如果不能说是显而易见，至少，以稍具敏感的直觉，我们也能多少从这样的句式中读出一些善意的揶揄。不错，“您觉得您有把握”，差不多就是对于一个人过于依赖自己的主观判断做出的婉转批评了，换一个词来表述，就是“自以为是”了吧。通读全文，我们知道，恩格斯对于这位女作家写下的《城市姑娘》，更多地是报以了一种“否定”的意见，只不过伟大的思想者自有其极富教养的分寸感，鞭辟入里却又循循善诱，以一种“温和的严厉”，给出了令人振聋发聩的观点。对照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即便是这种行文的风范，都足以令目下充斥在我们眼前的那些气势汹汹的、不惮恶意的所谓“酷评”反省与汗颜。重要的更在于，恩格斯藉由《城市姑娘》，批评与论述的是更为普遍、更具真理性的文艺哲学，由此，他才将一封信札或者一则“书评”，写成了经典。事实同样如此，《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永在，而玛格丽特·哈克奈斯已不知所终。 那么，如今当我们用了134年的时间，犹如叙述一个老故事那般反复地叙述这篇经典的文献，是否也觉得早已有了把握，能够使它变成一个新故事？ “新故事”在信札中无疑是一个正向的肯定，它针对着的是“平庸的作家会觉得需要用一大堆矫揉造作和修饰来掩盖这种他们认为是平凡的情节，然而他们终究还是逃脱不了被人看穿的命运。”——这一大段的否定，抛开针对《城市姑娘》的具体之论，在这里，如果我们将其借喻为百多年来、尤其是现代以来的我们那些并不能够尽如人意的现实主义表达，是不是便会倏而警觉，以一种不那么“觉得有把握”，不那么“自以为是”的紧张，省察自己是否真的将恩格斯这篇“老故事”一般的经典文献，叙述出了具有正向价值的“新故事”？是不是，我们也会经常性地，平庸地用一大堆矫揉造作和修饰来掩盖我们对于“现实主义”真谛的无知与曲解？很不幸，看起来的确是的。所以好了，我们“终究还是逃脱不了被人看穿的命运”，令“伪现实主义”一再地玷污着现实主义的荣光，甚而，令遭到了污名化的现实主义原则失去了说服力，成为了某种程度上的古典主义的笑柄。 信札中，女作家的“老故事”，所说的是“无产阶级姑娘被资产阶级男人勾引这样一个老而又老的故事”，恩格斯所赞许的是女作家将这个老故事“作为全书的中心时所使用的朴实无华的手法”。如果你无法理解一位思想家高尚的教养，曲折的辩证，你就只能滑向误读伟人的陷阱，于是，“朴实无华”没准就被你抓住了，继而，“您觉得您有把握”抓住了现实主义的要领。朴实无华当然是没有错的，但要须知，这绝非是导向“新故事”的必然坦途。譬如，同样一个“老而又老的故事”，《德伯家的苔丝》写得却并不“朴实无华”，托马斯·哈代的文风甚至还多少有点“矫揉造作”，但这丝毫无损《德伯家的苔丝》高于《城市姑娘》的文学荣誉。就是说，朴实无华并非现实主义的标配，在这封信札中，恩格斯高度激赏的巴尔扎克，便很难以“朴实无华”来评价；恩格斯着力论述的，也并非是文学创作的单一风格，他所着眼的，是更为宏阔的文艺原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长河中所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就是在这样的视野之中，那个现实主义创作理论的核心元素——“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才在这篇教科书级的宏文里被他确定尺度一般地宣谕了出来。 如今，当我们再度讨论“典型人物”的时候，是否正如重温一个“老故事”一般的感慨？它是如此鲜明而又陈旧地打着“50 至 70”年代的印记，而且，这个年代还要标以“上个世纪”。我想，这不仅仅是时间意义上的久远，“宅兹中国”，今天我们对上古的历史都怀有空前的、正面的兴趣，而“典型人物”之久远，更多地是因为在我们的文学观念中，它已经几乎陌生到了要令人感到古怪的地步。“80以后”的写作者，还会有人将其视为创作的圭臬吗？不错，大家当然还会写人，写一个个独特的、有趣的人，一个个欢乐的、悲伤的人，然而，几乎不证自明地，又在共同拒绝，至少排斥着“典型人物”这个专门的所指，仿佛不如此，便是拉低了自己的文学品格，甚而，干脆以“灵魂”代称“人”，——喏，那是一个个独特的、有趣的灵魂，一个个欢乐的、悲伤的灵魂。仿佛真的有那么一大群不依赖“肉身”、不附着于“人”的缥缈之物高蹈地悬浮于笔尖。舍去了对“人”的强调，以“灵魂”取而代之，实质上，所规避着的不过是人的社会属性，以人的自然属性消解着人的本质属性。对此，孟繁华先生曾大声疾呼：“我们有作家作品，有故事情节，但没有人物。”当然，他说的“人物”，正是恩格斯所定名的那种有典型意义、有符号价值的“人”。 何以如此了呢？写作者的局限，时代自身的奥力，原因端的是复杂万分，但其中显豁的问题，也许根本上还是在于：经过漫长地叙述，我们将恩格斯所倡导的这个“老故事”、这份现实主义创作的无上原理，庸俗而狡黠地偷换为了工具性的教条，用以粉饰我们的平庸，掩盖我们的怯懦。是的，就是怯懦。而在《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的信中，在我看来，恩格斯对于女作家最大的一个褒扬正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它表现了真正艺术家的勇气”。 “真正艺术家的勇气”，这或许才是现实主义创作的根本性动力之一。这种勇气在女作家那里表现为“敢于冒犯傲慢的体面人物”，在这个意义上，“勇气”几乎是一切真正的艺术家奔赴“主义”的第一块基石，由此，一个个鲜活饱满的典型形象凸显于近代西方文学的长廊之中，哈姆莱特、堂·吉诃德、浮士德、约翰·克里斯托夫、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宁娜，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畸零者”“多余人”直至“地下室人”次第出场，再再地，都是艺术家“敢于冒犯”结出的硕果。之所以，如今我们遗憾地难以数算出几多自己文学所创造出的“典型人物”，也许真的是有关勇气之阙如。 此种勇气，绝非草率、鲁莽、笨拙、低劣的匹夫之勇，毋宁说，它是在最高意义上对写作者提出着至为严苛的要求，它命令你：即便难以如恩格斯一般拥有了洞悉整个人类社会演进本质性特征的目光，你也必须怀有一种整体性理解世界的自觉。而这个“世界”，在恩格斯那里则表述为了“典型环境”。就像“典型人物”是一个专指一样，“典型环境”亦是对于那种宽泛的、大而无当地谈论世界的有意收窄与规定，它指向历史，更指向被历史所决定的“现实”。至此，我们或许进一步找到了“典型人物”在创作实践中匮乏的原因，那就是，如果说我们不是刻意地淡化了对于历史与现实的关注，那就只能是我们压根就缺乏准确而敏锐地把握历史与现实典型性特征的能力。就我而言，我更愿意相信是后者宰制了我们的文学格局。这种能力的匮乏，关乎天赋，关乎学养，更关乎的，就是那种关切人类生活事实的崇高勇气。 数年前，我在对石一枫《世上已无陈金芳》的阅读札记中写到过： 陈金芳被评论者誉为了“中国版的盖茨比”，艾略特将菲茨杰拉德的那部《了不起的盖茨比》称为“自亨利·詹姆斯以来美国小说迈出的第一步”，“因为菲茨杰拉德在其中描写了宏大、熙攘、轻率和寻欢，凡此种种，曾风靡一时”。如果陈金芳与盖茨比之间真的能够通约，那么宏大、熙攘、轻率和寻欢，凡此种种，就正是我们今天风靡着的现实。 有鉴于 1990 年代以降，商品大潮涌起、消费狂欢带给我们的种种冲击，我们若没有勇气正视自己的现实一度正是这般的“宏大、熙攘、轻率和寻欢”，我们就无从把握那样的一个“典型环境”，而石一枫，也断难成功地塑造出一个典型的陈金芳，中国文学的现场，也无从深切地体会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对于我们创作的重大指导性意义，我们将依旧会在对现实主义的妄议与茫然中迷信自己，将自己一己的体认赋予“典型化”的想象和预期，在潜意识里自认写作者本人便能够代表众生，自己确认的“现实”才是唯一的现实，理直气壮地将笔下的人物塑造得越来越脱离其社会属性。而这一切，基于勇气之上的，是那个恩格斯高举着的“真实性”原则、是那个完整的表述——“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在这一最高原则之下，“批判”理应才是“真实”所需要的维度与难度，才谈得上“真正艺术家的勇气”，因为显而易见，无视乃至粉饰“真实”，最终总归是要流于肤浅的。对此，我们曾经历过艰难的探讨，并且不幸地绕着好像永远也绕不过去的弯子，于今，在一次次的思想解放中，方才迈出了抵近真理的微弱脚步，在这微小的步伐中，我们方才有望重新归还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颠补不破的荣光。 然而对于真理的抵近却是永无止境的。“如果说这种描写在 1800 年前后或 1810 年前后，即在圣西门和罗伯特·欧文时代是恰如其分的，那么，在 1887 年，在一个有幸参加了战斗无产阶级的大部分斗争差不多50年之久的人看来，就不可能是恰如其分的了。”恩格斯在信札中如此耐心地教导。10年前，我写了“刘晓东”这个中篇小说系列，石一枫写下《世上已无陈金芳》距今也已有 8年，巧合的是，彼时我们不约而同地以小说主人公的名字命名了自己的作品，这或许可以被看做是我们着意于在小说中唤回“典型人物”的一种努力。如今，峻急的时代车轮轰然驶进新的现实，那个一度具有某种“宏大、熙攘、轻率和寻欢”特质的现实已然成为了历史，我们被迫着，需要重新张望此在的时代，保持勇气，不断更为准确地理解现实主义文学的精辟要义，这几乎就是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内设的要求——不断地、在一种正确的历史观中，以那种具有前瞻性的“历史的必然要求”，来认知自己的时代。 于此，典型人物塑造的前提——对于典型环境的把握与辨析，依旧是今日摆在每一个写作者面前绕不过去的核心问题。我们还能塑造出“典型人物”吗？如果我们还能够把握时代特有的脉搏，还能够找得准“典型环境”，还能够富有勇气地力求真实，我们就能。如果我们期待将这个一度被我们叙述走样了的老故事重新叙述出意义与价值，如果我们依然相信真理，我们就得信赖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依然在我们的时代有效，信赖它不仅仅是一个文艺原则，更是一种值得捍卫的世界观。我们期待能够“使它变成一个新故事”。我想，我们应当有勇气使它变成一个新故事”。但这的确很难，因为当我们意图以捍卫世界观一般来捍卫它的时候，又需要念念不忘，恩格斯同时也以巴尔扎克的伟大来告诫我们：那种不带有自身阶级立场的、对历史负责的正义良知，亦是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本质性要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