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空间构成与黑土地上的生命故事 ——王怀宇“家乡三部曲”的文学地理意义
http://www.newdu.com 2024/10/20 03:10:25 《当代作家评论》 白杨 参加讨论
关键词：家乡三部曲 王怀宇 王怀宇的文学创作近几年进入了爆发期，他相继出版了《血色草原》《风吹稻浪》《芬芳大地》三部长篇小说，浓墨重彩地书写对家乡的历史记忆和现实关切，把那些多年来在他的笔端不断被形塑的故事和流淌着的情感，汇聚成一组深沉而有力的交响乐。“家乡三部曲”展示了他的文学雄心，也在一个侧面呈现出吉林文学的气韵与精神，在21世纪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上为吉林文学刻下了一个坚实的印记。 近些年来，学界关于“新东北作家群”“东北文艺复兴”等话题的讨论，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不过，吉林虽地处东北，吉林文学却未能大范围进入“新东北文学”的讨论视域中。同班宇、双雪涛、郑执等作家笔下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历史变迁的描述不同，王怀宇的文学世界更多展现的是乡土世界的时代性变化，以及城乡之间的生命体验差异，他是立足于吉林大地书写社会变革和置身其中的普通人的命运，在一定意义上应该说，作为吉林文学的一种代表，他的创作以及吉林文学的存在彰显了“新东北文学”的内在差异性，对其创作的文学地理意义的关注，也为我们考察当下的东北文学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 一 进入王怀宇的文学地图，“记忆”是一个醒目且令人印象深刻的关键词。这“记忆”是以地缘文化和家族史为核心要素铺展开来的，它的触须和精神动力都与查干淖尔大草原上一个叫作塔头滩的地方有关。王怀宇希望借助文字将自己对草原原初文化的回忆留存下来，同时，他也依托记忆书写对东北地域文化进行寻根式再现与重塑，正如阿莱达·阿斯曼所说：“文字不仅是永生的媒介，而且是记忆的支撑。文字既是记忆的媒介又是它的隐喻。”（1）在现代化、全球化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文化、审美的趋同性正在使曾经鲜活的文化特性渐次消亡，王怀宇对此深有感触，他有意识地以记忆书写来抗拒“遗忘”，尝试为家乡文化塑形招魂。 《血色草原》是一部典型的重建草原文化记忆的小说。对于7岁就因求学而离开了草原的王怀宇而言，草原上的岁月流转、生死更替与他的现实人生之间产生了不小的差距，然而，来自生命基因的草原情结战胜了时空距离的阻隔，他要以饱满的文学激情为故乡的草原书写一曲生命之歌，这歌声中有大草原上万马奔腾的生命活力、人兽对峙的紧张激烈，也有如蒙古族长调一样雄浑低沉的情感倾诉。王怀宇自述：“早在1994年，我就以草原为背景创作出了《家族之疫》和《狼群早已溃散》等中、短篇小说，但是，要写一部关于东北汉人草原的长篇小说这件事已悄然成了我内心深处的一个巨大情结。”他渴望写出与众不同的草原小说，要描绘汉族、蒙古族、朝鲜族、满族等多民族共存的草原生活，体现“淳厚丰富的人生况味，凝重深沉的历史轮回和复杂多变的生命关系”。 《血色草原》“前前后后一共修改了十二稿”，（2）终于将他多年来萦绕于心的草原情结安放在了查干淖尔大草原霍林河畔的塔头滩上，以王氏、胡氏两个家族近百年的兴衰历史为主线，讲述了东北草原上人与人、人类与动物之间具有传奇色彩的生命故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以草原为背景的创作系列中，《血色草原》体现出一些独有的特色，丁帆教授曾撰文评价说：“民俗、民谣、民歌等的大量出现，丰富了小说中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动物的关系。除了主要书写野狼和大鱼之外，作者还书写了狗、猫、猪、马、牛、羊、鸡、鸟、花、草等生灵，都很有情义，很有味道。”并由这部作品进而讨论了“重建东北作家群的重要性”。（3） 小说以追忆视角重塑草原文化的历史形态，我们在王、胡两家从衰到兴、从兴到衰的家族史叙事中看到了与“新东北作家群”的写作相近似的某些情节，如“子一辈”的记忆、“审父”意识和逃离情结，这些由相似的生命体验而呈现在文本中的共性特征，其实是反映了东北地区作为老工业基地、粮食大省，在特定历史时期中的某些共同发展经历，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艰难的阵痛给一部分人造成的创伤性心理体验。然而在王怀宇的作品中，他还有意识地融入了另外一条线索——关于“血色草原”上万物共生、优胜劣汰的风俗画卷的描写。正是这后一条线索的铺展，使他得以超越现实羁绊，进入了自由恣肆的想象空间，塑造出极具个性风格的文学世界，他内心中对现实的不甘、批判和英雄情结能够以艺术化的方式呈现出来，草原文化中潜隐的某些基因特质赋予其写作以独特的内涵。 “血色草原”，以蕴含着血性、暴戾、剽悍、生命激情等复杂意味相交织的“红色”为草原的文化性格赋形。这片草原与现实生活中常见的广袤、平静，带有浓郁民族风情的草原风景完全不同，它原始、野性、残酷，但却尽显生命的伟力和强者意志，“在很久很久以前，塔头滩就成了角力厮杀的圣地，就成了繁衍剽悍的地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民众，“都一概被这里既有的勇猛之伍所洗礼、所同化，让不屈之魂渗入到每个生命的血液和骨髓深处”。（4）这种充满生命强力和血性的文化基因应该在我们的文化血脉中延续下来，而现实的情况是，这些可贵的精神气质正在退化和消散，因此，《血色草原》是以一种诗性叙事在唤醒人们对勇武狂放的生命状态的文化记忆。小说中有大段关于草原自然风光的描写：“查干淖尔大草原浩荡无边，肥沃的黑土地上似乎永无休止地生长着齐腰深的小叶章草，草原狼似乎也永无休止地在翻滚的草浪中匆匆隐现。奔腾的霍林河水由西向东横贯草原中部，河水季节性汹涌咆哮时，常常伴随着狗鱼群血红色的怒吼声。天性凶猛的狗鱼群总是追杀着草鱼群而来，它们对草鱼群就像怀有千古的仇恨，一路掏咬撕扯，生吞活剥……最后，那怒吼声伴着猩红的霍林河水渐渐低沉而去，直至淹没到远方浩瀚无边的查干湖深处。拉嘎老古庙里吟诵的喇嘛经从来没有停歇过，沙哑的皈依颂文犹如雄浑的蒙古族长调，偶尔夹杂着几声粗俗的草原民谣，哼哼呀呀的和声一直萦绕着草原上大大小小的敖包子随风飘荡……”（5）那种浩瀚天地之间，生命在原始蛮荒的场景中绽放出力之美的图景，传神地复现了草原文化的原初记忆。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上，作者重点书写了发生在所有生命体之间的角力厮杀，人与人、人与动物、动物与动物的生死搏杀在漫长的草原生态发展史中不停歇地上演着，只有具有勇气、智慧和力量的生灵才能在竞争中居于强者地位。 胡平在为小说写的序言中评价说：“存在是需要勇气的，孱弱意味着生命的退化，而血性，正是一个民族的脊背，象征着强力的意志，它源于生命也归于生命，涉及激情，欲望，狂放，活跃和竞争。因此，《血色草原》为人们展现的不仅是接近原初的记忆，更是民族的基因图谱，对它的发现与重塑，关乎民族的梦想与愿景。它是重大的命题。”（6）诚然如此，以对生命强力意志的表现反思现实社会的问题，“血色草原”承载着王怀宇对家族历史的记忆与建构，也成为其笔下一个具有空间隐喻意义的独特意象。查干淖尔大草原上的塔头滩，原始、蛮性、危机四伏，但保存着质朴的生命伦理，遵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规则，人类与自然万物“同生共存”，生命的搏击虽然残酷但不失公平。塔头滩犹如福柯在空间理论中论及的“异托邦”一样，它不同于乌托邦能够给人类社会描绘美好的未来蓝图，而是以异质性特质存在于现实社会之中，以镜像方式成为一种同现实相生相克的力量。通过王怀宇的讲述，个体的经历、情感和价值判断得以进入集体记忆的轨道之中，他用《血色草原》接续起了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的思想余脉，也以对荒寒美学的呈现，显示出同现代“东北作家群”文学谱系的精神性关联。 二 同《血色草原》中近于蛮荒的塔头滩不同，《风吹稻浪》中的白鹤村与《芬芳大地》中的金稻村，在空间命名上体现出一种轻盈圆满的意味。从沉重的文化记忆中走进现实的社会人生，“家乡三部曲”显示出时空的跨度，也以现实经验为一个古老的文学母题注入了新的思想内涵。 如何看待《血色草原》同后两部作品的关系？王怀宇自述说《血色草原》书写的是他的“精神家园”，《风吹稻浪》与《芬芳大地》则是他的“现实家园”。（7）三部作品之间虽然各有侧重，但场景描写、人物性格与文化意识的呈现却具有内在的互文性，它们构成了作者家乡叙事的底色，前后相继地把作者的家乡情结镌刻在时代记忆中。 作为乡土社会之子，王怀宇对自然天地有按捺不住的亲近情感，“家乡三部曲”中多有对自然风光的描绘，“《血色草原》中雄浑深邃的原始意象，《风吹稻浪》中鱼米之乡的丰饶画面，《芬芳大地》中万物勃兴的人间景观，都透视出作者天人合一的生命观”。（8）大自然以自身的生命律动同人类社会相伴相生，王怀宇特别重视展现自然、土地与人类生存之间的关系。 从塔头滩转换到白鹤村和金稻村，社会空间的面貌似乎发生了极大改变，小说的叙事背景从一个前现代的荒远之地进入了现代社会的文明之乡。然而，在大历史隆隆向前的巨轮下，总有些弱小的希望和努力会被忽略，文学的意义就在于能够代那些被压抑的生命发出声音。在这个层面上，王怀宇的“家乡三部曲”其实有着共通的精神线索。《血色草原》重点讲述了塔头滩上强者与弱民的生命体验，强与弱的较量是基于对力量和勇气的表现，而这种竞争的根源则始于生存环境的严峻与冷酷。塔头滩人夏天捕巨型狗鱼，冬天猎草原狼群，成为“汉哥”和“把头”，才能在酷烈的环境中获得更多生存繁衍的空间，王氏家族的命运悲剧即是因为“祖父率领着他的儿孙们一直在呕心沥血地为成为‘汉哥’和‘把头’而艰难奋斗着。他们身负重荷，匍匐挣扎在众多强手的脚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却始终没能如愿”。（9）类似的生存困境也出现在《风吹稻浪》和《芬芳大地》中。《风吹稻浪》的开篇即有一段对于白鹤村贫瘠落后面貌的描写，时代已经进入改革开放后的第27个年头，但地处东北大地西北角的偏远乡村——白鹤村依旧是一个戴着贫困帽子的落后村，长期无节制的放牧和乱砍滥伐，使土地盐碱化程度日益严重。白鹤村原本应鹤鸟翩飞的自然生态消失不见，人们将其改名为“白灰村”，大多数人还在为如何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而发愁。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民间对强者与弱者的认知同土地与人的关系联系起来，能够逃出这穷山恶水的人被视为强者。与《血色草原》的描写所不同的是，强者的标准不再是力量与勇气，而和学习能力密切相关，“用村主任刘福贵的话说，就是：考出去，你就是一条龙；考不出去，你就是一条虫”。（10）时代文明进步的表象下，生存竞争的严酷性依然如故，贫瘠落后的环境逼迫着青年一代离开乡土，而青年一代的逃离又注定乡村会更加衰败下去。小说的主人公江春燕一家勤劳简朴，春燕的学习成绩也名列前茅，他们原本应该成为村里的强者，但是春燕的父母相继病倒，她的手臂在高考前夕意外骨折，导致考场失利而名落孙山，如同《血色草原》中的王氏族人一样，有关弱民的“黑色记忆”仿如一个无形的魔咒，总是困扰着那些艰难求存的人们，能否成为强者是他们生命中的伤痛与情结所在。 列斐伏尔讨论空间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提出“空间在建立某种总体性、某种逻辑、某种系统的过程中可能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1）在王怀宇的家乡叙事中，他建构起一个由塔头滩、白鹤村和金稻村等地理空间组成的社会网络，以此承载地域文化与历史变迁的重要信息，去推进关于社会空间与人类精神空间的深入思考，“以具象的生命个体的存在与呼号来触摸历史之脉搏动的温度，倾听从历史深处传来的声音”，（12）并将现实关切落实在家乡振兴的实践中。在《芬芳大地》创作谈中，他曾谈及自己对乡村发展的感受，特别提道：“我从小在农村长大，现在还有很多亲戚仍然是农民，我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从那以后，我就越来越关注农民，从不错过下乡的机会。……几乎走遍了省内九个地区的所有乡镇，去过上百个村屯，每次都有切身感受。”（13）在他对乡镇现状的考察中，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文化缺失导致的思维观念落后问题，因此，在“家乡三部曲”的写作中他有意识地注入了自己的文化思考，对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时代命题进行了具有文学性与艺术性的呈现。 我们发现，《血色草原》中对于王氏家族的描写，始终贯穿着一条与文化有关的线索，它与强者叙事双线并存，共同生成塔头滩社会生态的结构。家族中最令人敬重的祖母就是一位知书达理、见识广博的智者。她出生于中医世家，能够根据塔头滩上百余种野生花草的不同品性搭配出治病良药；她对草原上流传的历史故事和动植物的有关知识也非常感兴趣，能说出查干湖里各种鱼的土名、学名，以及上百种鸟兽的土名与学名；她小时候读过《论语》《史记》，懂得“以人为镜，以史为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道理，时时提点家中幼子待人处事的方法。祖母犹如草原上的一部百科全书，在孙儿王龙飞的成长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引领、教导作用。《血色草原》对查干淖尔大草原的历史追述和文化记忆，是由祖母的口传身授和叙事者王龙飞共同完成的，这些基于民间视角的记忆传承更重视对生命力量的呈现，因而更容易激发人们的共情体验。在王氏家族惨痛的弱民历史中，祖母成为暗夜里的一道光，以巨大的人格魅力给这个陷入困境的家族注入了生存的希望。王氏家族中的其他长者也有一种执拗的文化情结，祖父从小就喜欢读书，他比塔头滩的强者胡老五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有文化；父亲王耀祖受母亲影响也喜欢读书，并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传奇般地考入了北方省城的一所中医药专科大学，他毕业以后先是留校任教，后又下海经商，成为商品经济大潮中的成功商人。客观地看，王耀祖也是塔头滩的“强者”，对知识和文化的渴望以家族遗传基因的形式在王氏家族中传承，如果说勇武善战是一种强者意志的表现，那么王氏家族对文化的倚重则可以视为一种隐忍的强者态度，文化使这个弱民家族获得了生存的尊严感。 《风吹稻浪》和《芬芳大地》中都塑造了具有强烈文化意识的人物形象，如《风吹稻浪》中自费在小乡村里开办了“吕家书屋”的吕老倔，喜欢写作的李芒种和吕文凤，热爱画农民画的吕文龙，还有致力于将所学知识用于农业技术革新的江春燕、郑大民；《芬芳大地》中毅然返乡培育“金稻粳米”的赵二良，以鲁迅为精神偶像的赵有才……这些活跃在乡村大地上的文化种子，对文化的理解可能不同，学以致用的领域各有差异，但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存在，就使得落后的乡村有了发展的可能性。有学者曾敏锐地剖析社会转型期“东北现象”的内在根源，指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绝不单纯是一个经济行为，更是一个社会发展和文化转型的整体行为，或者说，东北文化的现代性转化既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内容，又是振兴的动力。”（14）受地缘因素和历史上移民文化、被殖民经历等诸多要素的影响，东北人的性格气质、思维方式与东北文化的精神内涵同南方经济发达地区具有较大差异，认识其独特性和复杂性，才能有效地推动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王怀宇大学毕业后曾在群众艺术馆工作了一段时间，接触到一些乡镇社会中对文化艺术怀有执念的人物，他在《爱喝小酒的老周》《群众艺术》《羊在吃草》等乡镇题材中短篇小说中，曾着意塑造过这类形象，这些因为对“文化”的喜爱而在乡村民俗中显得“另类”的人物，事实上是增加了乡镇文化的底蕴，他关注他们的命运，在“家乡三部曲”的写作中也再次调动关于他们的记忆，对东北乡土社会文化特色的书写，成为他的乡村叙事中的一个突出特点。 三 东北地区的文学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因“东北作家群”的出现而受到关注，80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中亦有不俗表现。然而进入90年代以后，文学创作的成绩似乎总是跟不上研究者的期待，在中国当代文化场域中，东北文学要如何处理脚下这片黑土地的生活经验？又如何体现其在中华文化共同体中的特质与价值？ 近年来研究界关于东北文学的讨论，在思维方式和方法论意义上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如王德威提出：“我们如何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谈‘振兴’东北？方法之一，就是重新讲述东北故事。所谓故事，当然不只限于文学虚构的起承转合，也更关乎一个社会如何经由各种对话、传播形式，凝聚想像共同体。换句话说，就是给出一个新的说法，重启大叙事。”（15）黄平将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一批近年来新出现的东北青年作家命名为“新东北作家群”，从文学谱系的传承与变异视角讨论当下东北文学的特点，认为20世纪30年代“东北作家群”的创作是以“抗战”为背景，而“当下‘新东北作家群’回应的主题是‘下岗’。‘新东北作家群’所体现的东北文艺不是地方文艺，而是隐藏在地方性怀旧中的普遍的工人阶级乡愁”。（16）此外，张学昕、刘大先、梁海、刘岩（17）等一批研究者依托具体文本阐发了“新东北文学”的美学特征和思想主题。相信研究者关于东北文学的讨论还将持续下去，而一个可以延展的话题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社会建设过程中，东北地区被确定为工业基地和国家粮食基地，在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工业转型的“阵痛”受到重视，乡村社会的命运也应当被看到。 事实上，东北文学中一直都有立足乡土、关注乡村文化建设的作品出现，王怀宇的“家乡三部曲”在这个创作序列中显示出文化的底蕴和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敏锐把握。《血色草原》《风吹稻浪》和《芬芳大地》中都写到了青年一代对故土又爱又恨的情感，但最终他们选择返回家乡，以知识和技术带动乡村社会的改造与振兴，城乡之间的互动显示出新的社会格局和发展动态。尽管经由文学呈现的新东北乡村面貌难免带有写作者个体的情感，存在一些可商榷之处，不过瑕不掩瑜，在东北文学的历史星空中，王怀宇的“家乡三部曲”一定会因其独特的光芒而受到瞩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百年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传记中的集体记忆与民族叙事研究”（20AZW017）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白杨，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注释： （1）〔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第206页，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2）王怀宇：《后记：我那遥远的血色草原》，《血色草原》，第322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21。本文所引《血色草原》皆出自此版本，以下只注明页码。 （3）丁帆：《王怀宇长篇小说〈血色草原〉：重建东北作家群》，《文艺报》2020年1月10日。 （4）王怀宇：《血色草原》，第4页。 （5）王怀宇：《血色草原》，第1页。 （6）胡平：《代序：宏阔雄壮的生命图卷》，王怀宇：《血色草原》，第13页。 （7）王怀宇：《黑土大地上的别样芬芳——长篇小说〈芬芳大地〉创作谈》，《中国作家》2022年第2期。 （8）胡平：《黑土地上的耕耘之歌——读王怀宇长篇小说〈芬芳大地〉》，《中国作家》2022年第2期。 （9）王怀宇：《血色草原》，第7页。 （10）王怀宇：《风吹稻浪》，第1页，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21。 （11）〔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19页，李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12）周会凌：《于民间大地慨然挽唱——论迟子建长篇小说创作》，《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13）王怀宇：《黑土大地上的别样芬芳——长篇小说〈芬芳大地〉创作谈》，《中国作家》2022年第2期。 （14）张福贵：《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与东北现代文化人格的缺失》，《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6期。 （15）王德威：《文学东北与中国现代性——“东北学”研究刍议》，《小说评论》2021年第1期。 （16）黄平：《“新东北作家群”论纲》，《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1期。 （17）见张学昕：《班宇东北叙事的“荒寒美学”》，《扬子江文学评论》2022年第2期；刘大先：《东北书写的历史化与当代化——以“铁西三剑客”为中心》，《扬子江文学评论》2020年第4期；梁海：《镌刻记忆的“毛边”——论双雪涛、班宇、郑执的东北叙事》，《扬子江文学评论》2022年第2期；鲁太光、双雪涛、刘岩：《纪实与虚构：文学中的“东北”》，《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