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凌——“‘异乡’只是‘故乡’的倒影”
http://www.newdu.com 2024/10/20 11:10:59 同代人（微信公众号） newdu 参加讨论
关键词：袁凌 本期作者 作家，曾出版《生死课》《寂静的孩子》《世界》等书，发表长篇小说《记忆之城》等。 特邀嘉宾：阿乙 作家，新著有《通宵俱乐部》《骗子来到南方》 昆德拉认为小说应该避免成为大众媒体那样。因为大众媒体追求简化和人云亦云，而小说应该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这几乎是对媒体的诅咒。今天，处在中国的我们却要接受一个事实：媒体正成为作家的摇篮。我本人就在媒体服役九年，袁凌服役的时间比我长。我知道的从媒体人转型为作家的还有几十人。我曾经工作过的报社和杂志社，小小一个部门可能就聚集着几位作家或预备作家。说在学院派之外存在一个媒体派是完全可以的。这种现象之形成，是因为作家和政府的部长差不多一样，不是通过自我宣布就能成为的，它需要训练、历练和发表。那些怀有作家梦的青年，在不能一蹴而就的情况下，往往选择媒体作为写作的跳板或替代。 袁凌是媒体派作家的代表，在正式耕耘小说之前，他以非虚构作家闻名，再之前则是他的特写报道。袁凌的选择也代表了超过半数的媒体派作家的选择，即他不是接受小说的归化，而是用媒体对小说进行渗透。他的这篇小说很深刻地反映了他写作的两个资源：一是扎实的采访、调查、体验，也就是说他的这篇小说不是用笔写出来的，而是用脚走出来的。我们都知道，如果有什么人比矿工还苦，那就是采访矿工的记者。正因为前期准备充分，小说的任何细节都经得起质疑和推敲，作者都可以告诉你来源。也就是俗话说的硬货。二是强烈的道德主张。那种既来自雨果，也来自深度报道，还来自宗教与哲学的人道主义、阶层立场、对弱势者的同情，在小说中显露无遗。甚至达到渲染的地步。小说呈现的是生活在北京边缘的大杂院人及其子弟的悲情生活，命名“大杂院子弟”，具有与“大院子弟”比较的可能。如果我们主观一点评价，这甚至是“大杂院子弟”对自己寄居的都市的痛苦的抗议。 正是这种媒体人的风骨或者说情怀，使我感觉到袁凌小说与其他小说的不同，但这种不同不是分庭抗礼，而是以自己的力量汇入到文学的大海。 另：卡夫卡的一切都是障碍，在中国媒体派作家的作品里也得到了呼应，那就是一切归于一无所获。无论我们怎么努力，最终都会被无情的结果戏弄。 ——《悲情世界和媒体派作家》 樊迎春 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青年教师 《大杂院子弟》的主人公是个律师。这一职业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总是与两个现象相关联，一个是西装革履高收入，一个是披星戴月搞内卷。但在这部小说中，律师邓节似乎和这两个现象都无关，他更像个“小镇做题家”，甚至是“扶弟魔”、“凤凰男”，但更确切的说法或许是，第一代“留守儿童”长大了。他们大到已经毕业工作、结婚生子，大到来到父母的城市，走过父母来时的路。即便有着“小镇做题家”的加持，得以住进公寓、写字楼，依然要看着父母困窘在大杂院中，依然要处理复杂的亲戚关系，也依然难以疗愈童年留守的创伤。 此前以非虚构作品闻名的袁凌此次用虚构的小说向读者呈现了当下社会的多重褶皱，改变的文体里是不变的某种立场的坚持。他以前媒体人的敏感告诉我们，即便是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所看到的和我们所没看到的，依然远远超乎想象。单是用来描述邓节身份的“小镇做题家”“扶弟魔”“凤凰男”“留守儿童”等或流行或过时的词汇就在提醒我们，我们曾走过怎样的道路与正在经历怎样的撕裂。从遥远的故乡聚集到国际大都市大杂院中的一大家人有可能成为抵抗都市洪流的抱团力量吗？想来是不可能的，勤劳的父母“几十年如一日”的生活既是其吃苦耐劳的体现，也是这个城市对一大群人关闭上升空间的见证。亲情总是炙热又脆弱，永远冰冷却坚固的，是世界赋予我们的牢笼：这个牢笼在童年时叫留守，长大后叫漂泊。 高翔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认真定位之后，我们将理解袁凌试图聚焦的时刻及其所要留存的记忆，并向他致以敬意。小说的题目像是对“大院子弟”轻微的反讽，“杂”字将两种群体隔开，他们代表迥然不同的生活、困境，当然最重要的差异来自身份，或者一种群体归属。“荣光”、“骄傲”这种字眼跟“杂”字天然背道而驰。 张爱玲说，冷酷的事实很难被“三底门答尔”化，意指事实自有一股强大力量，由不得，或者说，抗拒文艺腔调来干预或抒发感伤。这也正是袁凌小说所呈现的气质。大院子弟的光荣是同构的，时代的灰烬落在大杂院子弟身上，这灰烬也是同构的，他们的困境彼此映射，最好的例子事关“繁衍”，邓节的试管婴儿与邓义流产的婴儿，一个有意，一个无意，却统统失败，仿佛命运的复现。“北漂二代”虽然相比较“北漂一代”，已然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跃升，但最终，他们同样回到“路遥”式的难题之中。“故乡”回不去了，而“异乡”也并非梦想之地，却只是“故乡”的倒影。 一个写作的困境在于，“非虚构”般冷酷的“事实”如何在小说中扎根。对于“事实”的拒绝，会令读者产生一种背德感。但必须提示的是，“事实”在这篇小说中的堆积，对群体的大量刻画，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邓节本人该有的力度、完整度和小说的结构。但我怀疑，这是在“记录”面前不得不面对的妥协，袁凌已经选择了自己的立场。 张慧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新世纪以来的北京书写中，围绕“北漂”的叙事一直占据着重要位置。一边是无数双异乡之手在城市边缘的紧紧“攀附”，一边是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对“异质性”的扬弃与区隔，这种人物与环境、城与乡意识形态之间的张力叙事在当下仍包含着诞生先锋性社会批判的可能。《大杂院子弟》的视点并未单纯集中于作为城市底层的边缘者，而是通过对他们的孩子、以“北漂”二代邓节为代表的“新北京人”精神结构的凝视，使前者的省思获得了进一步向人物精神内里探照的可能。“站在辩护人像半截橱柜一样的席位里，听到法官当庭宣判，邓节有些发蒙”，这是小说的开头一句，“半截橱柜”里的状态多少隐喻着邓节在身份上的中间态——虽然凭借知识精英的身份勉强挤入北京南三环生活圈，似乎暂时脱离了父母那代生活的京郊大杂院，但在那些时不时出现的“宣判”面前，他千辛万苦得来的城市中产身份随时可能瞬间失效。小说中多次描写了这种时刻。最有意味的一次是，当邓节在“小资”气息浓厚的798约会时恰好碰见在此捡烟头维生的母亲，此时他看到的是“太阳白光光”、“无遮无挡落在母亲佝着的背部”——当原本被折叠起来的两个阶层的褶皱骤然铺开时，面对来自另一个“空间”的母亲，邓节首先感到的是极度的焦虑与难堪。通过与母亲喂养的流浪猫的对比（“看来屁股没有忘记大杂院的日子，它并不觉得母亲整日握住铁钳捡烟头等垃圾的掌心过于粗糙”），邓节在这样的情绪之上还增添了来自道德的自责……这多重的精神内耗也许注定是邓节一代难以克服的精神疑难。 小说的结构也紧密地回应着这种困境。比如，文中三次描写邓节听见三环上喧嚣的车声，中间一次其实暗示了他对这声音产生了“想要随之远去”的自杀想法，而最后一次在遭遇种种失败后，写到这车声时却刻意对他自杀的想法绕开不提，这种形式上的反复迂回，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具有高密度的自我克制与压抑的叙述风格，来自文学的反思往往更可能在这样的风格中显示出锐度。 靳庭月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大杂院子弟》显示出引人注意的文学品质。它对底层生活叙述的切身感和在场感、对细节的把控确乎“使人感到一种非虚构的质地”；同时，对人的分析也构成其表达维度，并以“诗性记忆”使它“发现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具体来说，它的虚构并非架空的幻想或者隔离现实重负的逃逸式想象，而是依然沿着现实的逻辑，探测人物的脆弱时刻，体察其心灵的重负。 这首先指向主人公第三人称视角的深化，叙述视点在此倾斜内转，增添了邓节的梦境、记忆回溯和心理活动，勾勒出一位在北京勉强立足的“漂二代”的心灵史：留守的童年为性格投下不安和悲观的阴影，贫困磨砺人却也会让人在压力中产生逃避倾向。邓节对大杂院的复杂情感，则凸显了这个五环外的边缘空间与无奈栖身于此的外来者的紧张关系。这在社会学层面提示我们，近二三十年间大杂院的居住者经历着混杂和更迭，比起一些北京人回忆大杂院关联的人情味及怀旧情绪，外来者的描述则更为疏离压抑。塑造这种记忆参差的不仅是此时此地的身份差异，还有另外的时空中那些促使外地人进京/离京的前史。 同时，借助邓节的视角串联起周遭，小说得以拓宽对底层生活的书写，以有温度的注视展现普通人在卑微无力、矛盾性和局限性中，对生活的一份承担。需要承认的是，对我来说，细节在此的力量更多在于“它被呈现，因为它真的发生过”而不是“它被虚构，因为它被认为应当发生”，这似乎又回到了读者的经验判断与作者对“真实性”的允诺问题。因此，如何以小说延续非虚构写作对人的关心、对事物的感受力并将其真诚地付诸笔端，袁凌的写作颇具启发性。 段佳蕊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 小说讲述了三十多岁的北漂青年邓节所经历的事业、家庭的种种失意。这个从乡村到大杂院再到三环租房的进城故事很容易让人想到四十年前“城乡交叉地带”的高加林。不同的是，“进城”失败的高加林可以转身拥抱他曾经试图逃离的黄土地，在“我的亲人呐”的感慨中获得抚慰。而邓节则是一个无“家”也无“根”的人，于他而言，家乡不再是温情脉脉的乡村共同体，也不复之于高加林的乡土治愈功能，而是童年噩梦，是爷爷的斥骂鞭打，是寄人篱下的孤寂与小心翼翼。 邓节是一个非常现代性的“角色化”青年，不再是在社会秩序和主体成长之间挣扎的青年反抗者，而是一个虚无的、被“规训”的主体，终于从乡下留守儿童成为律师，但跻身北京依然无比艰难，原生家庭的创伤和大杂院生活的种种现实影响着邓节生活中的每个节点。与自己所住的破旧混乱的大杂院一街之隔的是光鲜亮丽的时尚艺术区798；带女友在798喝咖啡的小资时刻却刚好看到了在园区马路上佝腰捡拾烟头做保洁的母亲；在父亲眼里，律师的精英身份不如村干部；成年之后父亲的不满、童年时期爷爷的凶残——权威之父的阉割甚至直接具象为邓节的生育难题。 “孩子”的意象往往是小说中希望的象征，试管婴儿一再失败的邓节夫妇是北漂二代城市之路的黯然无望，终于如父亲所愿在家乡大办婚礼却因此而流产的弟媳同时抹去了家乡的亮色和可能。腿疾的三叔、病逝的姑父、收养的流浪猫，病痛和漂泊是生活的闭环，邓家的北漂故事正如都市化进城中飘摇的大杂院，都和那场信心十足却一败涂的官司一样，遵循着区块链世界的淘汰法则，这秩序井然而无法刺穿的现实铁律，似乎依然是新时期伊始的“潘晓难题”——“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卢钿希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 关注北京大杂院生活，题材独特，大概是该篇为编辑青睐的重要原因。大杂院的人们在世俗世界的重压下浮沉，背后是北京一角大杂院无可避免的衰亡史；主人公卑怯和与周遭格格不入的心理状态，鲁迅式的还乡知识分子心态，亦有充分表现。唯大杂院之杂，也演变成了小说叙事之杂，小说多用散文笔法，作者往往信笔而写，多条叙述线索，亲人枕边人各式七大姑八大姨齐头并进，时间错综纷繁，使得整体结构失之琐碎。个别地方，如写周主任与张律师男女关系一节，略显狗血，如同臆想的电视剧桥段。从反映现实的写实性看，小说圆满完成任务，对人情世态的把握真实、动人；但小说过于贴着日常琐碎生活而写，大杂院兴亡折射的更为深刻的京城历史和文化变迁，是这个小说力有不逮的地方。 张成锟 沈阳师范大学硕士 “有人当面子，就得有人当里子。”当看到小说结尾处，邓节与父亲默默对坐抽烟时，我莫名想到电影《一代宗师》中，赵本山为梁朝伟点烟后的这句感慨。 “面子”与“里子”的相互映衬，是理解邓节等人一生运命的关键。充满时尚感的798艺术园区和徜徉其中的红男绿女，是北京永远光彩照人的“面子”，而与此相邻的肮脏破败的大杂院，及生活在其中的邓节与亲戚们，则构成着北京这座城市最难以示人的“里子”，甚至是“底子”，是小说中那条血统不纯的流浪猫的名字，“屁股”。咫尺天涯，在这种九龙城寨式的，极尽繁华与衰败碰撞的空间中，自邓节父辈始的背井离乡，与其说是为了生计，不若说是为了“面子”——这个中国人一生最为看重的词汇。少年邓节会觉得父母在首都打拼，较之其他同学父母前往合肥或东莞更“骄傲”；邓节进京后不甘于普通工作，希望以法考跃升至更高阶层；邓节父亲一生最渴望的是“衣锦还乡”，在老家为儿子们置办一场风光的婚礼，自己也得以沉浸在乡亲们的一声声“邓老板”中。但冷酷的现实往往将幻梦于顷刻间打破：留守的邓节兄弟在春节都难以与父母团聚；他所珍视的法律武器，却在父亲遭遇车祸时，也因外乡人的身份无法派上用场；风光的婚礼则以流产的闹剧收场，令父亲彻底颜面扫地。如果将这些事件凝缩为一个时刻，那便是邓节与女友在798喝咖啡时偶遇捡烟头的母亲的那一刻，在对视的错愕中，邓节或许意识到了自身之于北京永远难以洗脱的身份——“都市异乡人”。 小说结尾，以2017年北京安全隐患专项整治为节点，住户逐渐搬离，大杂院面临拆除，但这些离开的“异乡人”又能去向何方？邓节的状态是普遍的，即不复为人，无家可归：为都市所异化，丧失生育能力，无法靠自己安身立命，只能哀叹“我实在没用”；而故乡破落的老宅，因金钱而瓦解的乡土人情，又使他不知“家”为何物。面对这份无力的挣扎，作者袁凌尝试替底层发声，“他们不该只是都市的局外人”，他们有权享有这片城市空间，也有权在这里活得体面。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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