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栋中篇小说《江南商场》：记忆的可疑或精神的原乡
http://www.newdu.com 2024/10/21 02:10:19 《湘江文艺》 李晓晨 参加讨论
关键词：邵栋  《空气吉他》，邵栋 著，中信出版集团·春潮2022年8月出版 如果可以把记忆比作一条河流，那么在我看来，赫拉克利特的那句“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用在这里就格外贴切。记忆或者说回忆本身其实被不断地调整、摆布和修饰，对人类而言，记忆从来不仅仅是记忆本身，其本质在于对自我、他人、时间及空间的判断和想象，“回忆是对历史的一种选择。在回忆的过程中，人们有意地记忆一些东西，遗忘另一些东西。在这种选择的背后，不动声色地站着回忆者的价值期待和文化理想”（摩罗）。与此相关联，记忆又因为其特殊的形式而带有某种绝对客观、正确的诱惑，对依赖并擅长讲述过往的人们而言，他们往往沉醉在一种往昔可以复现的幻觉之中，并且在一遍遍叙述中让自己和别人都深深相信，能够凭借智力战胜某种不可避免的结局，以及有能力主宰那明知不可征服的关于遗忘的魔咒。 这是我读完作家邵栋的中篇小说《江南商场》后的一些随感，小说触发了我对于记忆和过往的思考，当然更免不了的是对掺杂着甜暖、喧嚣和残酷的青春的追溯，像亿万条穿越太平洋逆流而上的鲑鱼，经历重重艰难终得以全身赤红洄游至栖息之所。小说讲述了一个不太复杂但却有些暧昧、游离的故事。因为颈椎病只能天天躺在病床上的“我”和母亲闲谈起学生时代的往事，像很多百无聊赖中培养出特殊癖好的人一般，“我”在手上绑了一根牛皮筋并时不时手欠地弹自己一下，皮筋在这里成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机关，只要一弹“我”就会陷入多年前的某个场景，比如殡仪馆中太奶奶的葬礼，还有同徐波在江南商场里打游戏的战火纷飞。游戏的杀伐征战无疑是小说中最具戏剧性也最有看头的部分，我和传说中的高手徐波在防空洞改造成的江南商场的游戏厅里因为技艺高超结识相遇，惺惺相惜，一起瞒骗老板偷游戏币，切磋技艺打败上门挑战者。当然，高手之间难免一战，那场血雨腥风的战役足以载入史册。关于这最后一役的描述，即便是不擅游戏的人读来也会血脉偾张，少年时站在街机旁杀红眼的兴奋和在网吧里血战到底的刺激一一袭来： “这最后一局，我们都耗到了最后一个人，我们用的也都是八神。我起手宵风被他完美Block，然后快速目押接葵花抓到他两下，他闪身向后便接一记地飙，把我定身后，便拉开了空间。我们隔着一段距离互相放波试探，然后是我耐不住性子瞬移近身，却被他首先判断到了位置三连葵花，打到腾空。这时候只见到他人物一闪，我就知道他要放八酒杯了。一道蓝光闪过，我就中了他的八酒杯，然而他连接三个跳CD打掉了我半管血…… 八神互相都是干血。最后的情况也明朗了，一招制胜。然而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动手，画面中的两个八神随着呼吸极轻微地抖动着身体，背景中的观众反而更加活跃。两个八神这样对视着，只有计时器在一秒一秒地跳动。 在几乎同时的瞬间，两个八神突然瞬移冲向彼此，使出了相同的一招，葵花。 画面突然红白红白的慢动作闪动起来，胜负已分。其中一个八神向后跌倒，而另一个八神站在原地，捋着头发，狂笑起来。 我赢了。可能出招只是比他快了那0.1秒。” 最后“我”选择重归学业参加中考，痴迷游戏的徐波则不知所踪。最吊诡的是，母亲印象里徐波是个从不打游戏的一等一的好学生，而当我长大后故地重游，问江南商场的保安这里以前是否有个游戏厅时，他斩钉截铁地告诉我，“游戏厅？没有没有，你肯定搞错了，这里一直是一个停车场。”小说结尾，“我”坐在医院的长廊里发呆，在恍若隔世中看见徐波就坐在我身旁，还是少年时的模样，牛仔裤上大串的钥匙依然显眼，嘴上点着一支烟。至此，真实与虚构交融汇聚，一切都似乎成为幻境，大地白茫茫一片真干净。深深烙印在江南商场里的激烈厮杀和难以磨灭的徐波，无法确凿地被证明到底在还是不在，亦或许，这一切都真实地存在过，却在不同人的心中被篡改成不同的模样——我们只相信我们愿意相信的，正如柏格森在《材料与记忆》里将记忆结构作为经验研究的决定性因素，认为“纯粹记忆”的作用在于将知觉带入时间的绵延之中。回忆仿佛一个深刻、恍惚的梦，“一旦我们从梦中苏醒，那些年代便重又回到它们一度神奇地飞越的万水千山之外，直至使我们以为，其实是错误地以为，这些梦是复得似水年华的方式之一”（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人们总是试图将经验的碎片恢复为一个整体，借此将现在和过去连接起来，恢复生命的完整性。 如果说小说前半部分对于少年生活和游戏生涯的追述略显平淡无奇，那后半部分对回忆的反拨则具有了更多现代意味，这也使得小说跳脱出纯粹的青春文学的窠臼，进入了更加深邃广阔的时空之中。叙述由此开始变得有趣和复杂起来，向着没有确切答案但更接近真实的哲学层面驶去——是的，在我看来，不确定才是最具真理意味的存在。事物是否真的存在，记忆是否如人所想那样可靠，时间和空间是否依照我们目前所知的轨道运行……如此推演下去，又好像难以避免地将要陷入怀疑论的困境之中。小说的意义在哪里呢？对此，我赞同米兰•昆德拉的一个观点：就定义而言，小说是反讽的艺术：它的“真相”隐而不宣，也无法说出……反讽对人产生刺激，不是因为它嘲笑或攻击，而是因为通过揭露世界的含混，它把我们的确信夺走。正是在对真相的探寻过程中，世界最终失去了所谓的“真相”，小说却不断靠近它的归处。徐贲在论述埃利•维塞尔的《夜》时提到的一句话也十分精彩：它既不是“忘记”，也不是“记得”，而是一种二者皆非的状态。是的，当你选择记住那些对自我而言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也就意味着遗忘并抛弃了那些经过淘洗被认定为无意义和无价值的部分。对邵栋而言，《江南商场》中的关于校园生活的追忆显然经过了一定程度的改写，经过了成年经验的重塑和改造，这也正是小说最可贵的意义，作家明确意识到这一点并以自己的方式提出质疑——“我有点怀疑我的记忆抽屉是不是被人打乱了，很难想象，徐波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居然在妈妈印象里面是另一副模样，而我自己是什么模样呢，我越想越睡不着。”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正像弗洛伊德所指出的那样，在所谓的最早童年记忆中，我们所保留的并不是真正的记忆痕迹，而是后来对它的修改。这种修改后来可能受到了各种心理力量的影响。因此，一个人的“童年记忆”一般获得了“掩蔽记忆”的意义。 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对大多数人而言无疑是永远的精神的原乡，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那确实是一段具有奠基性意义的过往，完成了人之初始阶段的塑形，并为此后长短不一的生命之途打下了深刻、浓重的底色。在很多作家的创作中，青春和故乡是可以常常见到的主题，作家本人也从不讳言那一时期对自己创作风格的影响。2020年年底，作家王蒙在一次对谈中多次强调一个观点，即自己的创作之所以“哪怕在杂色的生活中，所传达出的东西也总是光明、温暖而坚定的”，同早期的人生选择和经历密不可分，那段岁月影响了他的价值判断和文学观念，更成为支撑他笔耕几十年的内生动力，正是这些交叉小径的秘密花园，影响了作家的写作面貌和艺术风格。在这里，我想说的不是具体意义上的地理的、时间的存在，而是一种关于记忆的历时性的融合和汇集。我们也可以发现，在近年来的文艺创作和文化现象中，关于青春的书写一直十分盛行，比如近几年颇为流行和受到关注的网络综艺节目《脱口秀大会》，其中关于童年、青春、学校、父母的段子就格外容易获得观众的青睐，那些以“我小时候”“我读书的时候”“我爸我妈那时候跟我说”开头，与不爱写作业、上课走神儿、偷偷看电视打游戏相联系的段子，在网络综艺节目的主要受众群体中间获得了极大的共鸣并广为传播。关于青春的记忆和对青春的文学化阐释，确实值得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对那些年轻的作家和读者而言，青春与记忆这两个词联系在一起所具有的可能性，就更加值得关注和探讨。 邵栋的《江南商场》里不仅仅有一个人的青春，更有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青春记忆。小说写“我”和丁磊等一群玩伴去新动感游戏厅，“我们过了富临，上了一座桥，便沿着大运河边一直走。运河上拉煤渣的渡船连成一线，在泥色的运河水中摆荡，在岸上可以清楚地看见船上横架着的晾衣杆，以及上面的女人衣物。甲板上间或穿插跑过几个小孩，看守他们的黄狗对着我们汪汪地吠，继而也在沉闷的汽笛声中远去了。路上的三轮车飞驰而过，屁股后头扬起阵阵烟尘，这都是我们所不在意的。我们继而过了三堡街，转过毛纺厂，侧边的厂房与宿舍已经很破败了，与低矮的私房连成了成片的里弄”。这样的场景恐怕一下子会激活很多人的记忆，而类似的描述在双雪涛、孙睿、张悦然、班宇、颜歌等许多青年作家的笔下屡见不鲜，那些发生在东北国营大厂里的打架斗殴，飘荡在高校教职工宿舍楼里的情感和革命的纠缠，自己家族小作坊的艰难心酸历历在目、恍然若梦，在他们笔下的作品中，青春从来不像很多人追忆时那般纯粹、美好，它是残酷的、敏感的、焦虑的、复杂的、激烈的、动荡的。同彼时这些作家刚刚被认识和熟悉时不同，荷尔蒙充沛的在场性、同时性写作经过时间的推移逐渐改变，拉开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当一代作家逐渐成长、走出，经验式的回顾与默写、耽溺于其中的感伤回味和滥情、田园牧歌的追索和怀念、泾渭分明的决裂等写作姿态逐渐被弃掷，取而代之的则是更具理性思辨色彩的审视和反思。 把视线拉回到中国现代文学的早期，鲁迅先生关于乡土文学的说法在今天其实也很有值得借鉴的意味，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他写道，“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所谓“侨寓”，指的是生于乡土而较长久定居在城市，这样一些诸如蹇先艾、许钦文、王鲁彦、黎锦明、黄鹏基、尚钺、向培良等作家身处北京回望故土，具有了此前所不曾有的风格。有论者曾指出：“这些故乡的疏离者在大都市的飘荡中已经吸纳了一套重新观照故乡（隐喻着中国）的认知体系，待重新审视故乡之时，故乡已不再是亲切之地，故乡的美好已然破碎，甚至不堪起来。于是，想用新的理想去改造这个‘不堪’的故乡，或批判揭露并引起疗治的可能，或寄情于记忆中故乡的美好，加以描述保留，这大概就是乡土文学兴起的真正原因。”对于记忆和过往的拉开距离的书写，赋予作家此前不曾有过的思索和叙事，在一个全新的时间和空间的坐标系里，他们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眼光回望过去，进而在这种回望里收获了“故乡”，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辨析作家早期的记忆底色或者说精神来路，不仅关乎作家对自我和时代的认知、判断，更关乎文学对现实的书写和对人的塑造——它是记忆的重塑，更是精神的原乡。 小说的力量感不来自于“无巧不成书”，而来自于“于无声处听惊雷”。在我看来，邵栋的《江南商场》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这样一种力量感，凭借对于游戏生涯的逼真传神的叙述，对青春时代的细致描摹，以及要收束时不辨真假的反问与质疑，小说获得了这样的戏剧性的张力。徐波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江南商场里的游戏厅是否真的存在过？这些都不再重要，读者从小说里获悉的是感同身受的填满我们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或许最大的疑问在于，走出关于青春和故乡的叙述之后，那些由此出发甚至被贴上“青春文学”标签的小说家们该从何处以何种方式获得这种力量感。在我所列举的一些作家的作品里，可以清晰见得他们努力摆脱早期写作套路和模式的诚意及尝试，比如张悦然在201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茧》中就试图完成个人经验与宏大历史的对接，让当下与历史产生变异性、扭曲性的冲撞和勾连。当然，这是一个难题，探索还需要走很长的路，正像评论家阎晶明在《抵达更深的生命层次——张悦然〈茧〉的解读》一文里所写道的：“对张悦然以及她的同代作家而言，让小说记述更长的时代和生活，必须有此道义担当和美学抱负，同时还要在保证其创作的艺术品质的前提下进行……去创造只有小说才能表现的世界，执着于只有文学才可以挖掘到的人生意义，这正是当代小说家特别需要表现出来的创作理想。”去创造只有小说才能表现的世界，这应该是读者和研究者对作家们所持有的最真切和深沉的愿望了，而这也应该成为那些以此为志业的有些许理想的小说家们的自我期许，毕竟，小说之所以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告诉读者“事情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发现小说才能发现的，这是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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