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景叙事——短篇小说的“灵地”与生态
http://www.newdu.com 2024/10/21 02:10:51 《长城》 蒋红艳 参加讨论
关键词：短篇小说 相较于通过人物的塑造、情节的组织及深广的社会历史再现而见长的长篇小说而言，短篇小说更侧重于以细小、精致的场景连缀来形成生动具体的视觉性画面，显示其统摄全篇的结构力量及审美价值，从而形成独特的场景叙事。在现代叙事学理论中，场景作为叙述内容，指的是“具体描写的人物行为与环境”①的组合，这也就意味着小说场景主要包含时空、人物、事件三大元素，在特定的时空中，人物或通过自己独特的语言和行为，或通过自己与他人的对话碰撞，为读者展示一幕幕独特的画面与“风景”。孙犁《荷花淀》中水生嫂月下编席、鲁迅《药》中老栓买“药”、沈从文《边城》中翠翠渡口守望、冯骥才《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中矮丈夫雨天撑伞……这些经典、凝练而又富于张力的场景不仅是小说叙事链条中的一环，也是直逼“本质”、承载审美追求的重要载体，成为读者心目中充满诗学韵味的美学定格与心灵底片。 在短篇小说中，场景不只是故事发生的环境或背景，同时还能触发、牵引事件进程及人物关系变化，呈现人物性格多向维度，凸显历时性阅读中不易感悟的文本深层结构所潜含的文化意义，从而深化主题意蕴。可以说，场景作为短篇小说最经典的细部修辞元素，为读者反复咀嚼玩味审美韵味提供了可能性，在某种意义上，场景的精彩与否是判定一部短篇小说艺术魅力的重要衡量尺度。 一 人物是小说叙事的核心，塑造鲜活真实的人物形象，是作家核心的美学追求之一。长篇小说可以综合运用各种描写手法，通过情节的推进及环境烘托等多种手段来刻画人物形象，而短篇小说“短而精”的结构特点则决定了往往截取富有意蕴的场景片断来揭示人物命运的发展变化，刻画其丰富的性格特征。汪曾祺的《受戒》就是透过荸荠庵的烟火弥漫、赵家的辛勤劳作、善因寺明海受戒、芦花荡英子表白等自然平淡、充满世俗化生活气息的场景，充分展现了明海与小英子活泼淳朴、勤劳善良、自然率真的性格特点，建构了人物的性格维度，也凸显了人物的精神气质。 不仅如此，作家还会通过对场景的精心设置，在人物与环境、场景与场景之间形成巨大张力，从而让人物绽放出夺目光彩。在阿来的《格拉长大》中，“格拉斗熊”和“母亲生产”这两个场景并置、连缀，将生命的“诞生”与生命的“成长”同时呈现，隐喻出对生命原始本真的礼赞。小说用大段文字描写格拉斗熊场景。格拉面对凶猛的野熊，不顾腿伤，毫无畏惧，“生平第一次端起了枪”射击，并以模仿狗叫声将熊引向自己，将“生”留给了嘲笑自己的同村少年。继而，为了护佑母亲产后的休息、为了保卫村庄的美丽与安静，本可以冲回村庄的他选择了转身面对下冲的熊“挺起了手中的长刀”，“格拉掉进了深渊”。可以说，“斗熊”是一个成长的仪式，在这里，“格拉长大”体现为一个少年的勇敢与担当，面对生活的困苦、屈辱甚至是对生命的巨大威胁，他选择的不是逃避、退缩而是直面、迎击，不是自己的尊严、安全而是母亲及村庄的宁静。但阿来并未止于让一个少年的真正成长体现为以牺牲自己、用“刀”“枪”捍卫家人乃至村人的安全，更是在最后的“诞生”场景深描中完成了格拉的“长大”。格拉醒来，温暖的氛围，弥漫的肉香，身下的熊皮，忍着剧痛的格拉的笑，母亲的幸福的笑，格拉以自身之痛体验、感受的母亲生产之痛，襁褓中的婴儿，雪后明净湛蓝的天空，诸多的美好组接成一幅人间的温情画面，也赋予了格拉长大的深层内涵：一个少年蜕变为真正的男人，担当起护佑母亲和妹妹的责任，他要以丈夫和父亲的身份、以自己爱的力量成为她们的守护神。这个场景呈现的既是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也是一个少年的真正的成长。这里，无论是作为疯女人的母亲桑丹，还是出身不明的格拉以及妹妹，不被俗世所认同，不被道义所接纳，与其说阿来对这对母子怀有的是一种悲悯之情，毋宁说是对超越世俗规约，尽管残缺但却充满原始生命之力的礼赞，从而让“诞生”与“成长”弥漫着自在与诗性之美。 二 主题是小说叙事的灵魂，对主题或意图的表达一直是作家的自觉追求。在优秀的短篇小说中，出色的场景叙事所具有的物理空间的延展性与意义空间的开放性为读者多维度阐释文本提供了可能性，所以，从文本阐释的角度来看，以场景叙事为切入点，在全面立体把握人物性格的同时更能全方位、多侧面挖掘文本的思想内涵与主题意蕴。卡夫卡《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在房间里变成了大甲虫，依然冒着生命危险想爬出去、寻求爱的场景，与客厅中父亲、母亲、妹妹残酷无情对待格里高尔的场景形成鲜明的对比，深刻揭露了现代社会的异化现象,表达出作者对这种异化的憎恨、迷惘与困惑等复杂情感。 在小说题目中即包含有场景之地的小说并不少见，它们既是场景的构成要件，又往往以空间的多项蕴含而成为一个个边界模糊的意象存在。在迟子建小说《疯人院的小磨盘》中，“疯人院”与“学校”分隔出了两个世俗意义上的“正常”与“非正常”的不同场域，穿梭于两地之间的携带着精神病家庭遗传史的十二岁男孩小磨盘，在母亲及疯子们的期许中从疯人院走进学校，却最终由于小磨盘将同学推下厕所致其死亡而被迫走回疯人院。这一巨大的“扭结”却并非来自于小磨盘母亲隐隐担忧的遗传惯性。小说用多个场景叙事对比出小磨盘在疯人院里的生活日常与在学校里的学习生活：厨房偷吃、与疯人交流、母亲及师傅们对他的管教……疯人院里的小磨盘拥有着不乏优越感的正常生活；被班主任老师自私利用、被卖水果老太婆虚伪敲诈、被霸道学生卑劣侮辱……学校里的小磨盘得到的是非正常的疏离与歧视。不能说小磨盘将李亮推下厕所是对校园欺凌的合理反抗，因为一支铅笔与一个生命的分量本不该进入正常人的权衡范围。从事后他对自己的伤人致死事件轻描淡写的“反思”来看，从出于为减轻对他的惩戒、母亲听从律师的建议来看，小磨盘只能“选择”疯子的身份。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此时，小磨盘充满理性的声音在内心响起，那是在他拿到了疯人张唠叨留给他的字条的场景描写中，张唠叨因为没钱住院而返回“正常”生活，小磨盘为走进“正常”生活而被送进学校，其结果却是在这张写有“地址”的字条中只认得一个“门”字。这个具有隐喻色彩的“门”再次将“正常”与“非正常”两个世界强行划分。曾经穿梭于两个世界的小磨盘还有没有这个资格和能力？“他陡然明白了”“就算为了认识纸条上的这些字，他也应该上学啊。只是他不知道还有哪一所学校敢收他。”②作者没有回答小磨盘的提问，相反她用温柔而明亮的笔调给出了一幅有“五彩斑斓的小鸟”“茁壮的小树”和“快乐的歌”共同组成的画面，从而以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场景叙事结束全篇。有人说这是迟子建一贯的“温情叙事”风格，但这段跳脱的亮色反而衬托出底色的沉重、阴郁。学校的“门”不再为小磨盘打开，他如何茁壮成长？心理之“门”的闭锁，他又怎么能唱出快乐的歌？浓重的悲凉的氛围迅速凝聚起来，在产生意蕴张力的同时也引发读者强烈的追索与叩问，从而拉升文本的主题意蕴空间。张学昕在论及莫言小说《倒立》时曾说过：“在日常和俗世中，捕捉、发现被‘扭结’的生活。”③其实《疯人院的小磨盘》又何尝不是一次“倒立”、一个“扭结”？也因了这种“倒立”所提供的相反相成的观察视角，我们才能得以“透过一个平庸、荒唐的场景，揭示人性的粗鄙和生活的荒诞不经。”④可见，场景是作家主观情感与外在世界相契合而碰撞出来的产物，是作家生活积累、生存体验及生命感悟的具象化表现。作家通过对场景的提炼、加工、剪接和缀合，以场景的画面性展现主题的蕴藉性。一个个特殊具体的场景经过作家的处理，就变成了带有思想性与审美性的载体。 三 结构是小说叙事的形式建构，短篇小说往往可以通过人物设置、情节推进来组织建构，也可以依赖场景的连缀来安排设置。优秀的短篇小说一定是打破了历时性线性结构，而以更宽广的心灵空间与文化空间形成一种纵深结构或者两种结构的复杂交织，隐喻出作家对生活、存在、人性的独特理解，从而使结构生成一种形式意味和审美意蕴相交织的艺术张力。鲁迅的《故乡》没有曲折复杂的故事情节，只是一个个片段、场景的组接：深冬“我”再回故乡、少年闰土月下刺猹、门外相遇杨二嫂、家中再见中年闰土、“我”在离乡船上怅然感慨。这些场景看上去简单朴素，但却在并置连缀中生成了主人公的思想轨迹与文本“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叙事结构，将现代知识分子对乡土中国血脉相连、不断返乡寻根，但又对农耕文化背景下生存群体的劣根性审视批判的复杂情感交织在一起，在小说的寓言式结构中传递出作者对知识分子与乡土中国关系的深层思考。 在当代短篇小说叙事中，作者常借鉴西方现代小说叙事技巧，突破时间线性的表层结构，而向纵深结构发展，形成小说的多维意义空间。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从表层结构上看，不外乎以双重视角讲述了五十年代人民公社运动背景下小黑孩令人心酸的悲惨故事。小说中黑孩自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话，叙述围绕黑孩的行动及外部环境展开，基本不深入人物的内心，也不为人物的行动提供心理依据及逻辑轨迹，但场景的连缀叙事却使小说形成了表层的现实活动与深层次幻觉活动交织并行的两种结构，如此，黑孩的“特异性”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叙事中黑孩的着装以及两次受伤令人心疼又叫人心惊，如果说与妇女们一起砸石头砸碎了指甲是一次意外的话，铁匠铺子烫伤手掌则更像是一种“自虐”，因为每一次的受伤都更能让菊子姐心疼他、关注他。但生活赋予黑孩更多的是内心的绝望和无助，菊子姐与小石匠恋爱了，在由此引发的一场来自“情敌”间的打斗场景中，黑孩“助力”小铁匠，这里不难看出人物关系的变化对黑孩内心产生的影响。在有关“红萝卜”的场景叙事中，作者以黑孩的视角完成了对它的想象式塑造：“晶莹透明，玲珑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包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红萝卜的线条流畅优美，从美丽的弧线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光芒有长有短，长的如麦芒，短的如睫毛，全是金色……”⑤正是这只“透明的红萝卜”，支撑黑孩一直不放弃对生活的挣扎、遐想与追求，如果没有一系列找萝卜、看萝卜、拔萝卜场景的植入，《透明的红萝卜》只不过就是一个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劳作及爱恨情仇的故事，但正因“红萝卜”场景在虚幻与现实中不断重现，小说便拥有了隐喻的深层意蕴。晶莹剔透的“红萝卜”象征着人性的美好与善良，象征着母爱的温馨与纯洁，这既是黑孩的温暖和希望，也是底层中国农民艰难生活环境下的心灵追求与精神寄托。颇具深意的场景叙事，既完成了对于外在日常生活内容的表层描述,又体现了历时性阅读中不易感悟的文本深层结构所潜含的文化意义，表达了黑孩对美好人性的热切向往、对温情母爱的强烈渴望。每一个场景在呈现丰富内容的同时也参与着结构的建立，正是这些凝练又富于张力的场景建构，使得小说结构匠心独运，即便不讲故事，淡化情节，却仍然能给读者带来阅读过程中的震撼，引发读者对文本意义的哲学思考。 短篇小说正是因为有了场景叙事才拥有了小说的独特魅力。可以说，场景，构成了短篇小说的“灵地”与生态。短篇之短，短而有味，短而有意，其形成的人物形象鲜明生动、主题意蕴丰富深邃、文本结构纵横交织的审美韵味，场景、氛围不断地叠加，充分调动着读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从而达到一种审美的共情。短篇小说的场景叙事值得更为持续且深入的探究。 注释： ①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64页。 ②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选《2001中篇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8页。 ③张学昕《中国当代小说八论》，作家出版社2021年版，第18页。 ④同上，第19页。 ⑤莫言《拇指铐——二十世纪作家文库》，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7-28页。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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