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稻子”的精神还乡 ——解析王怀宇《芬芳大地》的人物成长与文学隐喻
http://www.newdu.com 2024/10/20 06:10:52 《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第 叶一格 参加讨论
关键词：王怀宇 《芬芳大地》 2022年首发于《中国作家》，并由延边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的《芬芳大地》，是王怀宇继《血色草原》与《风吹稻浪》之后的又一长篇力作，也是“家乡三部曲”的完结篇。继成功书写黑土大地上百年家族史，到改革开放40年间脱贫攻坚之路后，王怀宇再次饱含深情地选择了黑土大地，选择了海兰江畔金稻村，完成了一次抒情传统与自我理想的复归。《芬芳大地》在延续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同时，笔法更为成熟，着眼乡村文化振兴，把海兰江畔金稻村近20年的变与不变通过人物切面表现出来，针砭入里，发人深省，对于生态农业、粮食安全、环境保护等社会问题的关注以及对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高度重视，使得这部长篇小说具有深刻的问题意识与厚重的人文关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1）《芬芳大地》很好地呼应了这种创作导向，同时也展现出一种浑然天成的诚恳质感，这源于作家本人的生活体验，并在现实提问中深深浸透了自身精神气质与主观心愿。我国农村已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新阶段，文化振兴仍是乡村振兴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其内动力与灵魂。王怀宇围绕乡村文化振兴这个主题，数次提出现实问题并在小说中予以回应：影响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阻力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多次遇到想干事却总是干不成的困境？精准扶贫如何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回答这一系列的问题并不难，值得深入思考的是作家如何通过文学想象与人物构建，让读者在阅读中领悟解题之路的真实性与可行性，保持小说时代性与审美性的统一。这是表达者的责任，也是《芬芳大地》的使命。 一、 两次逃离：“离乡—归乡”结构的文化演绎与人物选择 以《故乡》为开端的乡土小说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时代的差异性赋予了“还乡”截然不同的丰富含义，且主体意识与背后文化立场的不同也会影响写作者对于乡村的价值判断和美学追寻。时至今日，如何处理人与故乡的关系仍是一个历久弥新、值得深思的命题，相比起鲁迅在《祝福》《社戏》《孔乙己》《风波》等一系列小说文本中塑造的苍凉底色，着重个体彷徨于故乡与异乡之间的孤独游离和存在焦虑，《芬芳大地》则是把重点放在了底色更为鲜明的理想追寻和逻辑严密的个体成长之上，既追求现实真实，又包含着对乡土文化的凝视和自我意识的剖析，着力表现黑土大地上无数平凡个体与生俱来的“深沉而执着的韧劲”与“厚道而善良的天性”。（2） 随着社会学学者对贫困农民主体性的多维审视，对“精神贫困”的关注与理论建构，精准扶贫对象以“精神性”为标准分化为“内生力型”与“精神贫困型”两类。（3）从此视角代入，《芬芳大地》中的乡村人物大致也可分为两种主要类型：一类是物质层面贫困，但是精神层面始终充满活力的人物，具有改变现状的强烈主观能动意识，是精准扶贫的内源力，代表人物为赵有才、赵有志、赵二良、朴铸成等，他们的共同特征在于受过一定的文化教育与熏陶，重视精神的富足并向往更加文明的生活；一类是思想观念保守、价值观念落后、生活目标匮乏的人物，他们常为精准扶贫带来一些困难阻力，代表人物有李勇浩、马胜利、崔银花、金快手等。相比后者，“内生力型”人物的成长往往源于自身精神层面的内生追求，求新求变的精神特质在他们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所以王怀宇在小说中重点刻画了具有“内生力”特征的主体人物，倾注大量的笔墨在此类代表人物赵二良的成长之路上。人物选择是小说的灵魂所在，叙事策略是展露作者写作功底的重要体现，宏大主题的作品常以全景式的结构铺陈开来，所以在写作之初对于主要人物的选择显得尤为重要，王怀宇对赵二良的人物设定和成长定位已经确定了整部小说的基调与方向性是明朗而充满希望的。 《芬芳大地》的小说结构具有显著的地域空间特征，以逃离故乡为界，人物成长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一方面延续了现代乡土文学中以“离乡—归乡”为基点的传统叙事模式；另一方面试图以个体成长视角来观照现代经济社会飞速发展期与乡村经济结构转型期普遍出现的文化裂隙。这也是王怀宇在这样一本以写乡村振兴过程中文化缺失为重点的小说为何要将大量篇幅放在城市生活阶段背后的文化动因。值得一提的是，金稻村作为整个故事的原发地，其发展虽然一直受限于思想匮乏，但并非文化荒漠，普通民众心中依然存在对文化生活的美好向往和对传统文化价值的朴素追求。传承在这里始终有迹可循，小说提到金稻村不仅因盛产优质有机水稻而得名，还是远近闻名的农民画乡，赵二良兄弟俩都继承了绘画的艺术基因；乡亲们普遍重视教育，倾尽家产供孩子上学；为了孩子考学，自诩为文化人且从不求人的父亲赵有才竟也愿意向文化站站长低头；村民们对于赵二良考上了师范大学态度热烈……这些细节都让金稻村后期发展带来的“文化复兴”显得更为合理且逻辑顺畅。 在第一个以“逃离”故乡为方向的阶段，赵二良的成长是从主动走向被动的。他本来有着自己的成长轨迹，却被好高骛远的父亲改变了命运，小说开端就给赵二良前半段的人生方向盖棺定论了。那么命运是如何被改变的呢？赵二良从小想要成为一个种高产有机水稻的农业技师，或者农民画家，这是内心自发的选择，源于与生俱来的绘画天赋、老叔的言传身教以及对黑土大地的天然好感，可在父亲赵有才的坚决反对与强势教育下，他只能被动顺从。对自尊心的强烈执念让赵二良很长一段时间都深陷考学噩梦，第一次中考落榜成为“蹲级包子”是无法忽略的耻辱，第二次中考再次名落孙山，考学就如同一个巨大的黑色阴影，恒久地笼罩在少年时代的记忆中，伴随着坍塌的好胜心、沉重的自卑感以及来自父亲的训斥，这场噩梦一直持续到他收到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才暂时中止。这种被动的逃离在表面上虽然达成所求，实际上仍是迷茫失焦的，因为他真实的内心需求早已被另一个被强加上去的目标遮蔽了。那么“进城”能否冲破他身上妥协软弱的属性，进而使他真正成长为有主体意识和反抗能力的时代“新人”呢？ 在第二个“逃离”城市为方向的阶段，人物成长重点就是赵二良如何从被动重新变为主动，这也是精神还乡的主线任务。由于无法与年少时期的考学阴影达成和解，大学毕业的赵二良仍被自尊与自卑夹杂的复杂情绪主导，希望得到人们认同的强烈渴望时刻折磨着他的心灵世界，被同质化严重的城市生活和极度虚无的人生追求所裹挟，始终找不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业是什么。直到老叔的重病离世戳破了赵二良多年以来努力维系的虚假体面，他终于有勇气在自我责难中正视自己曾经的选择。真正决定还乡的时刻其实也是人物觉醒与成长的重要体现，唯有看清内心的恐惧，才能逃离庸常琐屑的生活围困，通往精神还乡的自我探寻与文化调整之路。赵二良对精神家园和情感救赎的艰难追寻，蕴含着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复杂交锋，充满了文化探索期的迷茫，进一步延展了小说内部的精神景深与美学想象。 即便明白了内心的真实想法，抛弃一切、重新出发仍是异常困难的事，只有理解这一点，才能明白第二次逃离对于人物成长的里程碑意义。报社的这份工作是赵二良从童年开始，用了近20年的时光不断努力得来的，从成千上万个竞争者手中拼死拼活夺过来的，代表了他所有的奋斗成就，也是他唯一能保护自尊的工具。那是在怎样的契机和刺激下，才能有勇气选择另一条路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种出这金子般粮食的人却受着大穷”，（4）这是悲情命运的不公，也是亟待改变的现状。赵二良经历了文化熏陶和社会教育，在人生的悲欢离合中迅速成长起来，明白个人悲欢荣辱之外，更要心系国家与百姓，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让黑土大地上的人们真正富裕起来，不再经受父辈的遗憾和苦难。二是老叔的意志和梦想需要有人来继承，赵二良因为老叔的离开而抱憾不已，后悔当初没有坚定地和老叔站在一起，去开发自己真正热爱的高产有机水稻种植事业，而是软弱地听从了父亲的摆布，一步步远离黑土大地，跻身无根漂泊的城市，一晃便蹉跎多年，所以年少的初心一旦被找回，就足以成为他还乡的理由了。 还乡前夜，赵二良彻夜未眠，他此时的心态是复杂微妙的，含有多个层次的情绪递进：第一层是浅表的兴奋激动之情，开发高产有机水稻产业的夙愿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即将回到魂牵梦萦的黑土大地，还有着近乡情更怯的紧张；第二层是较为深远的担忧，对未来发展阻力存在足够的心理预期，因为还乡后大规模开发高产有机水稻产业必然会触动到一些人的利益，那些因贫穷导致的冷漠自私、内心境界的匮乏落后都可能导致发展困境，后来发生的“绿色土鸭”“夹馅大米”事件都印证了这份担忧并不多余；第三层是新时代语境下“精神还乡”的深层触动，有别于传统“离乡—归乡”叙事中一元化的思维逻辑。赵二良的“精神还乡”对故乡文化结构与社会秩序进行了一次充满个人情感的解构，作为“还乡者”的赵二良在城市空间长达十多年的生存后，不可避免地获得了“异乡者”的立场与眼光。故乡温暖明亮的部分因为被盖上时间的滤镜显得更具吸引力，痛苦纠结的过去被选择性遮蔽，包括在父亲高压政策下违背的本心、受人欺压时的不安无助、对失败过往的恐惧等，这些内心隐秘的伤痕，在多重情感的推进下，给“还乡”覆上了一层暧昧不明的底色。“精神还乡”不能简单理解为一场追梦，还应是一次自我疗愈和快速成长的契机，进一步深化了“还乡者”的精神自省和本我思考，也升华了“路漫漫其修远兮”的上下求索过程。 王怀宇在赵二良身上寄予了关于成长的厚望，也将人物成长作为投射自身与把握现实的一种特殊手段，存在某种带着自传性质的情感注入。他在创作谈中提到自己“1966年出生于吉林西部乡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吉林省群众艺术馆工作，之后艰难地恋爱、结婚、生女……一直在省城里过着艰苦奋斗的生活，每天都忙得天昏地暗，业余时间还要从事小说创作”，（5）这与赵二良在金稻村出生，大学毕业后在省城报社工作并以写作为副业的人生轨迹基本符合。赵二良考上的东北师范大学也正是作者的母校，而且作者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乡村，也是从自己一位患上晚期癌症的农民叔叔离世开始的。作者把这个关键事件写入小说中，成为赵二良决意离开省城的重要契机和人物主体成长的转折点，交织伏笔铺垫和文学隐喻等艺术手法，使人物成长维度呈现出多元且复杂的态势，进一步丰盈了整体创作并提升了情感饱和度。作者非常珍视普通人身上闪光的部分，也极善于捕捉那些充满生命张力的成长历程与内心声音，从而塑造出血肉丰满、有情有义的人物形象，情感真挚地看着黑土大地上的人们如何一步步走向新生的契机。 二、 众星拱月：人物成长的三重情感维度与叙事策略探究 《芬芳大地》延续了“家乡三部曲”成长型小说的写法。根据巴赫金的观念，“成长小说”具备两个特征：一是主人公性格必须有所变化，无论成熟或幻灭；二是个人成长应该与时代相关，存在参与、改变、被改变的有机互动。（6）《芬芳大地》的主人公赵二良符合这两个条件，一方面赵二良的成长在命运的起承转合中，呈现出三个情感维度的升华，把诸多重要人物合理化串联，构建起以赵二良为核心的三组人物关系：第一组是亲情线，主要人物是父亲赵有才、老叔赵有志、哥哥赵大良等；第二组是友情线，包括知交好友朴铸成、伙伴兼对手李勇浩等；第三组是爱情线，分别讲述了赵二良、赵大良、尹香淑三人截然不同爱情故事。另一方面，将人物放置在一个飞速前进的时代，作者毫不避讳经济结构转型期的文化阵痛、城乡发展之间的差距、年轻一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而生发的困惑迷惘，以及本我觉醒导致的主体再选择，这是塑造成长型时代“新人”的关键。 亲情是一条最重要的成长线索，老叔赵有志是贯穿始终的中心人物。由于父亲常年在外游荡，赵二良童年的幸福感全倚仗老叔的悉心照料，包括鼓励他画画、培养他对生态水稻的兴趣，就连艰难岁月里连上学的学费，都是老叔豁出命来深夜走冰追回的。老叔种的“良心稻子”因为身边多数人都种农药稻子而一直不能被市场认可，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可老叔还是一腔孤勇坚持着，赵二良发自内心地敬佩老叔。可这样一个“对土地有敬畏、有信仰的真正的农民”，（7）终其一生都未能实现自己的心愿。穷困到只能放弃治疗的老叔，仍把一万块钱藏在瓜子袋里，还给在城市里打拼的侄儿们。永远顾及着别人，常存利他心理，这是藏在日常生活里的神性，把那些世俗的欲望衬得黯淡无光。老叔悲壮的死亡重新唤醒了赵二良灵魂深处对于黑土大地的爱与责任。 如果说老叔引导了赵二良的精神还乡，那么父亲赵有才则是推动赵二良被动走向城市的主因，这位木匠并不满足于自己的活计，做梦都想要成为当代鲁迅，走出乡村是他最大的人生理想。赵二良按照父亲的预设道路上学、工作，活在被转嫁的梦想里，离自己的精神家园渐行渐远，始终未能获得真实生活的满足感。心理学家荣格用“阴影”来描述人们内心深处隐藏的心理层面，其组成或是由于意识的自我的压抑，或是意识自我从未认识到的部分。（8）这也可以解释赵二良为何完成父亲的目标后，却始终无法洞悉到理想生活的奥义，直到他重新聆听到内心的声音，回到黑土大地上为了自己真正想要实现的事业拼搏，摒弃那份短暂安稳被打破的恐惧以及依附于父本位文化的软弱部分，将自己的精神追求和人生理想最终反向传递给父亲，才真正实现了伦理关系层面上的离家与成长，这也预示良好的沟通与变革成就了一个更加现代化、更加具有包容度的父子关系。 在赵二良的亲情关系中，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哥哥赵大良，兄弟二人形成一组对照鲜明的成长路径。他扛住家庭压力坚持绘画理想，考上省艺术学院，又结识了漂亮泼辣的省城姑娘于玲，在岳父积攒半辈子的人脉帮助下，当上了区文化馆美术部干部。于玲是作者塑造的一个非常典型的重面子、崇尚社会关系的势利小市民形象。她家人对赵大良的长期轻视，使赵大良产生了严重的身份认同焦虑，当官只有让他有名有姓地活着这一点好处而已，可他却如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求得一个区业余职工大学教务处领导的虚衔。后来区美术馆空出了主任的位置，赵大良又因为缺乏政治智慧与天赋，不仅功败垂成，也深陷“路在何方”的迷茫。虽有目标却没能守住本心，这是他的歧路，可未曾走过弯路的人生又怎么能算完整呢？ 赵大良就像是平行时空里的另一个赵二良，不同的是，赵二良的人生转折点在于“还乡”，赵大良的高光时刻则在于他拒绝了妻子家人在评职称方面的帮助，把钱用在老叔入院的费用上。赵大良一直追求事业上的进步，归根结底是想要获得他人的尊重与认可，但靠着求人而不是靠自己的真本事得到的地位，始终无法成为立身的底气，之前的煎熬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靠自己评上职称是他的重要成长，即使没有开天辟地做成一番事业的能力，但做人也应该有自己的原则和坚守，即使困顿，也应做一株向阳的水稻，永远积极上进，而非随波逐流。当赵大良终于明白自己不必违心行事的时候，也就向着个人的胜利迈了一大步。归功于他的坚持，于玲也支持了金稻村的“良心稻子”产业，在省城开了专卖店，给家庭带来了更好的生活。这是后话。 在友情成长线中，朴铸成是极具代表性的角色，从兴趣相投到分道扬镳，再到真正走向志同道合，这份情谊也随着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变得更加坚实丰富。但童年时期的赵二良对这份友情的珍惜程度，仅限于在朴铸成被人诬陷为小偷并被迫转学的时候，为他感到惋惜。朴铸成的成绩越来越好，又成了赵二良“求学路上一个最大的、挥之不去的阴影”，（9）所以当他中考失利，赵二良还曾故意在人前奚落他，朴铸成不计前嫌，默默帮助赵二良摆平了麻烦，事后也不提一词，少年阶段纯粹干净又带着成长烦恼的友谊被作者写得诚挚动人。后来朴铸成考上了军校，援疆三年后又留在更贫困、更有待建设的大西北，奉献自己的青春与热血，他是这片黑土大地上无数善良而纯朴的缩影之一。改变时代痛症的可能性就藏在年轻一代的不懈努力与追求中，他的归来为赵二良实现还乡梦想添上了最后一把火，其无私奋斗的人生给予了赵二良至关重要的启发作用。 小说精心勾勒了三组不同的爱情，一种是赵二良与姜婷婷相知相许、共同成长的爱情，从耳热心跳的悸动到轰轰烈烈的内心震荡，再到承担起家庭责任，姜婷婷始终主导着赵二良的改变和成长，是他人生之途的动力和支柱。家庭的反对没能让两人分开，可当赵二良内心一直不愿承认的部分被深夜火车站的人间冷暖戳破，沉浸在失衡心态的时候，姜婷婷以决然走开的方式来强迫对方成熟起来。没有不顾一切地耽于情爱，这是成长必经的阵痛。后来经同事撮合，两人再次走到一起，赵二良也学会抛弃无用的骄傲，通过脚踏实地的劳动去肩负起家庭重担。面对老叔那药石无医的重病，姜婷婷毫不犹豫地拿出小家庭的全部积蓄，只为赵二良“以后想起这事不会后悔”。（10）当赵二良燃起还乡的热情之时，姜婷婷也坚决支持，用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灵魂相通的理解让丈夫对婚姻、爱情有了更深一层的感悟。 第二组是赵大良和于玲，他们与前面一对的爱情相比，夹杂了更多的世俗欲望和金钱崇拜。虚荣至极的于玲对赵大良的感情始于望夫成龙的期许，婚后却逐渐发现这个本分的老好人并不具有突出的艺术天赋和政治智慧。赵大良为了在妻子面前挺直腰杆，只能违心地去打点自己并不擅长的关系，可事情并没办成，夫妻关系也陷入危机。后来赵大良评上了职称，加上他苦苦坚持在省城卖金稻村的有机稻米让家庭经济好转，才让他的家庭地位有所提高。鲁迅曾写道：“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11）一个世纪过去了，依然有很多年轻人挣扎在俗世欲望的泥淖里，无能和平庸如同原罪。 第三组是尹香淑与李勇浩。这是作者最为看重也是小说中最具浪漫气质的爱情部分，有着宿命般的遗憾，不甚完美却触动人心。中学时期，品学兼优的尹香淑和“差学生”的李勇浩都喜欢上对方，这份感情无比美好热烈却不被彼此知晓。直到20多年后，李勇浩才借着酒劲，说出了这些年深埋在心里的感情，当年因尹香淑不喜欢自己，情绪失控与人打架入狱，可在服刑期间，他工工整整地在红皮日记本里写下了对尹香淑的真情，整整300多页藏着多么朴实柔软又珍贵的一颗心！他从没放弃过关于尹香淑的梦想，直到残酷的生活让他发现这辈子已经没有了重新开始的机会，才忍痛放手。可这份年少的真挚爱意却从未消失，他后来的妻子长得很像尹香淑，给女儿也起名“香淑”，多年后还悄悄向赵二良询问当年自己是否真的被尹香淑所厌弃。时间无法让他释怀，这份小心翼翼的长情显得尤为动人。 此外，《芬芳大地》由于承载了人物成长的整体任务，需要将故事延展的节奏牢牢把握住，依据叙述的需要进行调度，所以选用全知视角来进行叙事非常合理。这样既凸显人物外部动作，又了解人物内心活动，不会错失任何重要的细节，并且在叙事过程中借助大量的隐喻、象征等艺术手法进行呈现，尤其是在需要传达价值观念与核心主题的部分，多用人物的语言和内心声音来进行表达。通过控制笔下人物内心透视，能有效调节和调度叙述者与人物的距离，避免主观判断的过度介入，使叙述主体和客体保持适当的间离关系，从而增强小说的可信度与真实性，尤其是在融入自我经验的创作中，保证叙述者的客观冷静性，能让小说整体节奏更为舒展自如。 三、 终有回响：“良心稻子”的隐喻与人物理想的胜利 读懂“良心稻子”“山雀”等的文学隐喻，才能真正明白王怀宇在《芬芳大地》中的用心。这些意象贯穿全程，在有限的文本空间中尽可能多地融入了需要表达的情感。以 “良心稻子”为例，这个意象多次出现，如同深深依附在人物成长之树上的藤蔓，与人物成长建立起一种伴生关系。“良心稻子”的“良心”之说，有多重含义：其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尊重，孟子有云：“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12）若是过度追求眼下的物质利益，导致对自然生态造成严重破坏，正如人无仁义之心，是万万不可的；其二是美好品德与文化的传递，《论语·里仁》强调：“德不孤，必有邻。”（13）个人首先要修饬自身德行，并以高尚品格去打动和影响那些还未觉醒的人，如老叔传递给赵二良的梦想，又如赵二良反哺给更多人的金色之路；其三是用实践去回应“扶贫先扶志”的时代之问，寻找阻碍经济发展与人民富裕的影响因素。追寻“良心稻子”，实际上是人们在主动寻找能为这个时代的精神图景留下一点痕迹的东西，一种绿色和谐发展的路径。“良心稻子”并不能简单被看作一种经济作物，因为从当下农业实际发展情况来讲，高产和有机还没有办法完全实现统一，是《芬芳大地》中一种理想化的塑造，从某种层面上来讲，也可以看作人们对于一种文化富足的向往和发展的终极理想。 “良心稻子”贯穿了赵二良成长的不同阶段，被赋予了丰富的现实意义，《芬芳大地》的第一章节以“良心稻子”为名，开篇明义，着重介绍了老叔赵有志一直执着种植的“不上化肥、不打农药、不喷除草剂”的高产有机水稻，（14）同时以老叔的视角点明金稻村发展受阻的最大问题在于文化思想贫穷落后，也讲述了千千万万像老叔这样有良心、有想法的庄稼人朴素纯粹的忧患意识，把种好高产有机的“良心稻子”看作金稻村复兴的希望。赵二良也对于“良心稻子”充满了天然好感，但是见识的局限导致他还停留在吃饱肚子的阶段，只觉得老叔像伺候小孩儿一样用心地种水稻让他感觉到有趣，未能领会到更多的深意，这也是符合人物成长节奏的设计。 在赵二良的求学阶段，“良心稻子”也频繁亮相，赵有才为了孩子上学，背着“良心稻子”去县城、省城求人，虽然父亲总是对老叔种稻子不置可否，但遇到儿子的人生大事时，仍然选择带上“良心稻子”——赵家最珍贵的礼物来求人。赵二良在省城打拼并逐渐站稳脚跟的这些年，老叔一次也没来过，却每年都让父亲背来“良心稻子”寄托对骨肉血亲的深沉关爱。多年未见，老叔病重来省城也不忘给侄子们带来自己亲手种的“良心稻子”。这一阶段的“良心稻子”承载的是黑土大地上淳朴悠长的亲情，这种情感源于血脉，绵延不绝，静默地带来厚重且不求回报的关怀，让赵二良在错误的追逐中变得伤痕累累的心，还能恒久地保持着柔软善良。 后来老叔不幸病重，来到省城住院，他虽经受病痛的折磨，仍关心着不断改良的水稻品种，孜孜不倦地与赵二良讨论农业灌溉技术以及国家的助农政策，还耗尽心力和他进行最后的长谈，“第一次实现了心理上、情感上、灵魂上的沟通”，（15）也让赵二良第一次真正看到了一个用生命践行种植良心水稻的农民，看到了一个面临生命终结、内心充满巨大遗憾和不甘的农民。赵二良从老叔的逝世中感受到了“地震一样”的冲击和遗憾，重新激起了自己挣脱城市生活种种牵绊和琐碎的勇气。他觉得老叔为了“良心稻子”付出的全部人生的执着精神不该消散，必须要有人来继承这个真正属于普通农民的梦想和壮志。“良心稻子”代表的人生理想终于实现了代际传递，赵二良开始逐渐成长为老叔这样伟大的农民。 还乡之后，“良心稻子”产业也经历了种种的挑战，赵二良想尽办法帮助金稻村“良心稻子”走上集约化、规模化的生产道路。“绿色土鸭事件”“夹馅大米事件”的发生都差点摧毁了他的心血，同时也让他对于金稻村发展的局限性和阻碍因素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不从根本上改变金稻村村民的‘精神贫瘠’，金稻村就永远不会有希望。金稻村穷也罢，富也罢，金稻村苦难的根源来自人们内心深处因贫穷导致的畸形冷漠和贪婪自私。”（16）但“良心稻子”的初衷便是要让大家的生活变得更好，赵二良最终还是用真心和行动感化了金稻村的父老乡亲们，即便有些人的心灵暂时蒙尘，但终究有拨云见日的一天。随着高产有机稻子产业的稳步发展，黑土大地重新焕发了生机，金稻村的文化生活也随之发生着改变，重新点燃了人们对农民画创作的热情，并且带动了挂件、壁画等传统手艺的复兴。赵二良真正把这些年学的知识运用到了实践中去。更为难得的是，赵二良坚守初心，坚守着老叔的梦想，带着乡亲们走上了一条充满金稻香味的绿色富裕之路。 “瞎掰”是老叔为赵二良兄弟俩精心雕琢的能随意变换形状的小凳子，从一块无比坚硬的榆木方子变为一件精妙绝伦的工艺品，凝结了老叔心血、关怀以及无法掩盖的才华。在赵二良读大学前，老叔郑重地把“瞎掰”作为礼物送给了他，亲情回忆也像“瞎掰”一样长久地陪伴着初次离家的赵二良，那些真切的生死关头、那些过往日子里的平常幸福始终都萦绕在他心间。这不仅是一个精巧的礼物，而是代替老叔陪伴在他身边的象征，他从未想过会失去“瞎掰”，正如他未曾想过老叔在未来的某天也会离他而去。 在大学毕业前夕，赵二良把“瞎掰”送给了心上人姜婷婷，此时的他还没有真正步入城市社会，就像作者描述的那样，他还没有看清这个未知世界里充斥的欲望与艰难，执着地相信永远，也舍得将自己最珍贵的一切都当作礼物送给对方。年少倾心的可贵之处恰是在此，“瞎掰”有幸见证了这份纯洁的爱情。分手后，赵二良也经常透过“瞎掰”，思念老叔、想念前女友，这是他最为珍视的亲情和爱情，都透过“瞎掰”这个意象温暖了他很多孤单难熬的日子。后来，赵二良和姜婷婷复合，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瞎掰”，说是看在这个面子上回头，实际上，让两颗心重新走到一起的还是“瞎掰”曾经见证的无比真挚的感情和快乐幸福的回忆。 当老叔重病后，“瞎掰”依然精致，可是曾经创造它的人却已走上生命末路，这让赵二良无数次陷入回忆中。想到老叔曾不止一次为了救他豁出性命，想到心灵相通的骨肉血亲，想到老叔未竟的事业，他的愧疚与遗憾不断加深，成为刺激他还乡的动因之一。“瞎掰”在小说中最后一次出现，是被赵二良的女儿小悦抱着，跑向那片理想中的高产有机稻田。这是一个奇妙的代际呼应。老叔把这份爱和希望送给了自己“离乡”的侄儿赵二良，多年后赵二良“还乡”实现了共同的理想，然后由更年轻的一代人怀抱着这份珍贵的感情，将伟大而光荣的使命继续传承下去，守护黑土大地充满生命力的未来。 与“良心稻子”相呼应的，还有一个灵动的意象“山雀”。山雀初次出现是在赵二良的童年记忆中，每年谷雨过后都在金稻村郊外飞舞着，“孩子们白天在广袤的田野上‘战斗’，夜晚的睡梦中就都飞翔着山雀”。（17）这些小生灵承载着一代人的无忧无虑的美好童年。许多年后，习惯了城市生活的赵二良偶然又见到，它们却不再是自由自在的山雀，而是栖身在废弃的空调孔洞的一窝麻雀。山雀父母忙忙碌碌的，从洞口飞进飞出打食养着它们的小崽。透过这些，赵二良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看到充斥着钢筋水泥的城市里唯一能给他遮风避雨的家，拼命忙碌只为了将孩子养大，这是多么简单平常的心愿，最后竟以惨烈的方式被打破：“工人已经把一块泡沫板抹满了胶泥，正准备按到那个洞孔上……那两只成年麻雀就盘旋在他们头上，叫得急切、悲惨……”（18）小雀在父母眼前被活活闷死，赵二良的内心世界也随之崩塌了。没有精神根基的幸福就如蕉叶覆鹿，黄粱一梦再美好也会随时被碾碎，简单得只需来自城市的一阵风而已。 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向来都是中外文学作品取用不尽的古老主题，而理想社会的实现除了构建人与自然的外部生态平衡之外，还需要重塑人的精神生态和人格生态平衡。（19）简单来讲，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也在对人类灵魂进行深度探索和批判。《芬芳大地》中通过对麻雀的怜惜引出了一种对万物生灵的珍视态度，不仅展现了有关和谐社会的构想，也带来了如何诗意居于人间的路径思索，在生态价值维度提升了小说的质感。老叔和赵二良的谈话中曾提到省城麻雀数量与日俱增的原因，是因为乡村大量使用农药化肥，导致土地质量急剧退化，麻雀们长期缺少食物，被迫逃离到城市，可是在这里压根找不到昆虫与谷类，只能捡拾人们的残羹冷炙，生活在不属于自己的地方。这样的表现方式一方面是隐喻着背井离乡来城市打拼的这些人，终究没能找到内心的归宿，与流离失所的小麻雀一样令人心疼；二是激起了赵二良深深的共情与怜悯，目睹来自山野的自由生灵惨死的震撼是极大的，对于生存意义的怀疑和强烈的不安全感，也进一步激发了赵二良逃离城市，回归乡村寻找精神家园的想法。 “山雀”代表着赵二良弱小的、柔软的自我，被童年时代的甜蜜回忆所包裹，在从乡村迁往城市的过程中逐渐靠近人性幽深的部分，人类的扭曲心态就这样与渺小的个体纠缠不清，所以作者必须让它们死去，在耽于虚假生活的赵二良面前以近乎决绝的方式死去，这样才能在绝境的废墟中生出另一份希望，这也代表着王怀宇在小说中直面现实问题那种“虽千万人而吾往矣”的决心。文学意象始终缠绕着赵二良的苦闷、迷茫与成长，让他能从这些生命的复杂交织更迭中源源不断地获得精神力量，从这个层面上理解，小说恢复青山绿水金稻田的结局，实际上还给了柔弱无依的小生灵们最初的幸福家园。这不仅是追求人生愿景的一种胜利，也是与自然为邻的友好一步，亦是精神还乡的理想回答。 结 语 “铺石以开大道，筚路以启山林。”乡村文化建设事业任重而道远，精神脱贫的根本出路在哪里？文学又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呢？正如铁凝强调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伟大斗争，正涌现出无数新的英雄人物。书写塑造这样的‘新人’，是新时代中国文学的光荣使命。”（20）我们需要的英雄人物应该是在无数平凡生活里衍生的梦想，带领着读者随时间长河步履不停，一同向前，与人物共享悲欢离合，在遥远的故事中看见自己。《芬芳大地》的人物成长充满了“主体性”和“精神性”，以关注现实问题为出发点，却没有止步于此，在个体理想重建与精神还乡的过程中，展示了广阔的城市图景和纯净的田园风貌，并对人物个性刻画入微，尤其是城市生活阶段，有一地鸡毛的现实白描，也不乏心灵内部空间的解构，透出对于年轻一代孤独性的理解。有悲悯之心且有书写之力是一个作家的优秀素质，同时应需警惕小说刻意营造的完满。在结局部分对人物间矛盾冲突的书写拘于篇幅，导致成长路径转化略显仓促，其实不那么面面俱到的圆满也能增进审美多样化和艺术感染力。 我们在认可题材对于创作的决定性意义的同时，更要重视艺术视景和文学想象的高低层次。离时代中心愈近，越要警惕批评的敏锐度被遮蔽。总体而言，《芬芳大地》是一本完成度非常高的作品，如同新时代的“创业史”，在恢宏的时代命题之下，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寻得了一处平衡。尤其对于乡村经济发展过程中文化滞后性导致的阻碍，还有想干事而干不成的扼腕都有深刻的认识，如果没有“问渠哪得清如许”的深入实践，定无法写出这样写实且意蕴深远的作品。王怀宇曾在创作谈中直言自己从乡村走向城市的艰难探索，留恋血亲和故土的深切感情，以及如何在十数年间不断深入基层，以亲历者的身份见证着中国乡村的转型与前进，正是这种生活经验赋予的共情能力，让他能真切体悟到乡村发展进程中文化缺失的痛感，也将这种沉重担忧写入文本之中。《芬芳大地》对于如何平衡好载道与文章的关系，如何继承并突破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做了一次有意义的尝试。期待王怀宇再接再厉，塑造出更多有筋骨、有灵魂的时代“新人”形象，继续讲述这片黑土大地上披荆斩棘、开拓进取的动人故事，做一只新时代的海燕，即使风暴席卷，依然翱翔在辽阔高远的文学天空。 【作者简介：叶一格，鲁迅文学院教学研究部。】 注释： （1）习近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社会主义论坛》2019年第5期。 （2）王怀宇：《后记：黑土大地上的别样芬芳》，《芬芳大地》，第317页，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22。本文所引《芬芳大地》皆出自此版本，只注明页码。 （3）柳礼泉、杨葵：《精神贫困：贫困群众内生动力的缺失与重塑》，《湖湘论坛》2019年第1期。 （4）王怀宇：《芬芳大地》，第197页。 （5）王怀宇：《后记：黑土大地上的别样芬芳》，《芬芳大地》，第317页。 （6）见沈宏芬：《巴赫金成长理论：被忽略的诗学》，《中国文学研究》2014年第4期。 （7）王怀宇：《芬芳大地》，第38页。 （8）申荷永：《荣格与心理分析学》，第6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9）（10）王怀宇：《芬芳大地》，第48、233页。 （11）鲁迅：《伤逝》，《彷徨》，第290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 （12）孟子：《告子》（上），《孟子》第11卷，第619页，牧语译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 （13）金良年：《论语译注》，第9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4）（15）（16）王怀宇：《芬芳大地》，第4、237、296页。 （17）（18）王怀宇：《芬芳大地》，第17、227页。 （19）见李铁英、王璐：《当代生态文学的四维价值探论》，《哈尔滨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 （20）铁凝：《书写新时代的“创业史”》，《人民日报》 2020 年7月1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