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先：“模糊世代”的文本试验(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8:11:00 文艺报 刘大先 参加讨论
“极端电影”并非一个界定明确的学术术语，它的内涵到外延也还是很模糊，它们的特点可以归纳为：“模糊传统道德界限，混淆伦理是非善恶、痴迷于死亡和伤痛，具有虐待狂倾向，凸显身体与性倒错，主体意识和自主选择权被剥夺，物与人的界限不再分明。” 亚洲极端电影的代表，一般而言包括香港的陈果、彭氏兄弟（彭顺、彭发），日本的三池崇史、中田秀夫、冢本晋也，韩国的朴赞郁、金基德，当然，还有台湾的蔡明亮。高翊峰的作品在我看来，同样包含了暴力、性、自然主义、变态、污秽、虚无和绝望的叙述等诸多类似于“极端电影”的元素，我姑且也称之为“极端写作”。我们会发现他的极端写作超越新感觉派，延续了超现实主义的技法和思想，尽管未必是全部自觉的。 高翊峰的极端写作首先体现在他在情节上的非叙事性和叙述速度上的慢。《肉身蛾》写的就是华叔、康哥、阿荣、见习警员小窦几个警察到一位家庭主妇自杀的现场拍照，笔墨集中于场景和阿荣的心理活动。纸钱的灰飞舞，如同黑蛾。无因无果，横云断峰，短暂而聚焦的场面中无限扩展的是人的内心。在对于物（尸体也成为一种物）的观察和思维发散中，华叔神秘莫测的祷词和尸体眼睛中似乎发出的微怒，与尸体大腿、内裤所散发出的诡异的色情气息构成摇摇欲坠的紧张关系，而这一切冲击着人物的敏感神经。情节几乎淡化为无，而在阿荣的感受中记忆与现实交相呈现，却又没有捋出一条清晰可辨的逻辑。这种叙述似乎有着“新感觉”色彩，但它并没有导向于精神分析式的解剖，而让一切都在莫名其妙的非理性中戛然而止。《那短短可笑的十分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施蛰存的《春阳》，同样写的是小市民妇女的心理活动，然而高翊峰更加凝练集中：女人在跑步机上的10分钟，在对清洁女工、雍容贵妇的观察和想象中，仿佛经历了一生的时间，而也就是在这短短的10分钟里，也可以窥见女人自己的前生后世，可笑、可怜，复可悲悯。 悲悯是一种浩瀚的同情共感，被高翊峰有效而节制地控制在超然而冷静的叙事之中。在写狱警与死刑犯之间的理解的《班哥》，以及写疯了的女犯人的《洋娃娃天堂》中，叙事者不动声色，小说中人只鳞片爪的行为举止却透露出背后隐藏着的复杂而宽阔的世界。通过碎片式的书写，凸显的是在世上的所有人的渺小可怜和共同的命运。《乌鸦烧》也是一个情节极简而情绪极重的小说。电子厂工程师忽然决定去摆摊卖小吃鲷鱼烧，他的“无因的选择”非常重要，打破了惯性思维中的因果律和功利考量，显示了高翊峰小说世界的特质。他笔下的人物总是在做莫名其妙的举动，然而也不给出解释，他将解释权留给读者，或者说强迫给读者。在这里，高翊峰将现代主义和禅宗结合在了一起，这是一种“以心传心”式的小说，它反对阐释，而意在形成一种苏珊·桑塔格所谓的“坎普”（camp）化风格。 高翊峰的“坎普”总是在艰涩的语言中夹杂色情、暴力、恐怖、惊悚等元素，以诉诸情感/感官效果。在这个具有震惊效果的叙事过程中，他那如梦如幻、如痴如醉、似真似假、亦实亦虚的思绪跃动和灵光乍现的念头则强行铺展开来。应该说，艰涩的语言从美学效果上来说具有陌生化功能，然而在高翊峰这里，可能并不存在陌生化，因为他营造的整个文本世界都是陌生的异质空间。来自不同阶层背景的男人、女人、怪人乃至死人，处于精神和肉体的困境之中，它们被置于幻想的异质空间，彼此遭遇，冲突或者和解。这一点差可比拟蔡明亮的电影，是一种异托邦式的存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