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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小说的新趋势


    石一枫中篇小说《地球之眼》
    《十月》2015年第3期
    石一枫的中篇小说《地球之眼》是一部直面社会问题的力作,小说勾勒了贫富两种人物的打拼史、争斗史,塑造了贫、富、中三个阶层的人物典型,呈现了现代社会的道德困境。面对丛林法则和罪恶之手,是同流合污还是毫不妥协,这是个问题。
    《地球之眼》是控诉,是悲情,但它更复杂,更圆润。复杂是因为,小说不仅揭示了安小男所代表的“屌丝”的病苦,还揭示出李牧光所代表的“官二代”的病苦。穷人富人都是失败者,都是道德的摧毁者。为了生计而随波逐流的中间人物“我”也最终抛弃道德,成了恶的同谋。这是小说的悲剧力量所在,它超越了敌强我弱的叙事模式,抛弃了单纯的悲情渲染,将着眼点放在矛盾冲突的上一层,即形而上的道德层面。它关注现实的矛盾冲突,更关注矛盾双方所共享的恶的逻辑。
    安小男虽然才华横溢、艰苦打拼却处处碰壁,仅仅因为他的道德坚守,他整天思考“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体系是不是失效了?”“腐败的根源难道不是道德败坏吗?”他拒绝无用之学术,也拒绝权术之不轨。即使经“我”介绍到李牧光的公司打工,也不改初心。《地球之眼》是安小男的性格悲剧,是理想主义的彻底失败。放在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中看,小舅(曹征路《那儿》)、涂自强(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安小男这三个失败男性,组成了一个反抗现代性的叙事链条,自我性格逐步加码,个人抗争不断升级。《那儿》中的小舅面对的是国企改制中腐败的利益集团,他孤军作战而失败,尚属英勇悲壮;《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的涂自强面对的是庞大冷漠的城市体制,他的悲剧是敌我力量悬殊的命运悲剧;到《地球之眼》中的安小男,他个人化的现代性悲剧更加彻底,安小男抗争的是整个社会和规则,包括学术制度、市场体系、官场规则、利益关系,他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抗争和大无畏勇气为近年小说所罕见。
    同样精彩的是,小说通过穷富阶层的冲突,揭示了现代社会共存的一种不道德的权力运作:全世界流行的高科技监控手段,这是一种在高尚的名义下对个人隐私的操控,也是全球化时代主导性的现代伦理,它悄无声息地征服了一切,与资本主义的丛林法则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地球之眼》思考了一个困扰中国发展的精神问题,同时也是人类面对的难题:一切所谓真理、正义等宏大叙事烟消云散之后,人类还寄希望于什么?在西方,上帝死了,人的主体性死了,真理死了,科学备受怀疑。在中国,人们的精神信念也大打折扣。某种程度上,《地球之眼》的故事就是所有人的故事。
    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引发的精神问题不乏文学关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家聚焦于时代的精神问题,这或许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创造性所在。随着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中国面临的问题正在成为世界性问题。比如,《地球之眼》所触及的贫富分化问题。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观察到,近几十年来,世界的贫富差距正在严重恶化,据预测将会继续恶化下去。他认为,我们正在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也就是说未来将进入前所未有的“拼爹时代”。《地球之眼》思考的不正是这一问题吗?小说超越了问题小说框架和民族国家界限,尽管并不能给出答案,但问题本身已经足够精彩。它或许预示了小说的一种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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