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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曾直言不讳地说：“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鲁迅先生所谓“胡气”，一则是指唐代帝王身上所体现出的不同于前代、后代帝王的大气魄，二则是指唐代帝王具有的“胡人”血统。陕西省礼泉县昭陵碑林第二展厅中陈列的“唐太宗庙碑”上刻有李世民半身像，其面部为络腮大胡须，极似少数民族形象。《旧唐书·本纪·高祖》载，唐高祖李渊的四世祖李熙在北魏时“领豪杰镇武川，因家焉”。武川，北魏六镇之一，在今内蒙古武川县西、乌兰不浪东土城子。李氏为鲜卑化的汉人，高祖之母、太宗之母，均为鲜卑人。陈寅恪先生说：“若以女系母统言之，唐代创业及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为独孤氏，太宗之母为窦氏，即纥豆陵氏，高宗之母为长孙氏，皆是胡种，而非汉族。故李唐皇室之女系母统杂有胡族血胤，世所共知，不待阐述。”他们长期生活在北方少数民族中间，在文化习俗上沿袭了北朝传统，“胡化”的程度很深。唐朝统一天下后，这些北方少数民族的习俗就自然被带到了中原。何况，唐都长安西晋以来一直是北方少数民族活跃的地方，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先后以长安为首都，时间长达120年。这里“胡风”浓郁，绵延不绝，影响深远。
    

《旧唐书·舆服志》说：“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从听胡乐、吃胡食、穿胡服、戴胡帽、着胡靴在当时已成为一种时尚来看，“胡”风几乎渗透了盛唐人的日常生活，盛唐人的文化行为和审美情趣多吸收、融合了胡人观念、价值，成为盛唐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故朱熹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在盛唐诗人的作品中，“胡”字随处可见、不胜枚举，诸如：

“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
    ——岑参《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

“更悲秦楼月，夜夜出胡天。”
    ——陶翰《出萧关怀古》

“少年十五二十时，步行夺得胡马骑。”
    ——王维《老将行》

“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
    ——李颀《古从军行》

“胡笳在何处，半夜起边声。”
    ——储光羲《关山月》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三

从中足以看出“胡文化”对盛唐的广泛影响。
    

在一般中原汉族统治者（所谓“圣王”）眼里，北方游牧民族贪婪好利、尚未开化，习俗、语言与中原迥然不同，处于荒漠之野，随草畜而居。“圣王”对他们不仅心怀偏见，而且始终是以警惕的目光注视着他们，基本采取不接触、不亲近的态度。汉语中的“胡搅蛮缠”“胡说八道”“胡言乱语”“胡闹”“胡扯”“蛮不讲理”“蛮干”“蛮横”等词汇，大约都与中原汉民族对周边少数民族的误解乃至轻蔑有关。而唐的最高统治者则不然，从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到继任者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一以贯之，平等地对待周边的少数民族。终唐一代，与唐王朝保持政治隶属关系的少数民族政权多达三百余个。
     
    长城是农耕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的分界，同时也成了隔绝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人为屏障。“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史记·匈奴列传》）“秦家筑城备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然。烽火然不息，征战无已时。”（李白《战城南》）秦汉以来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修筑的长城，总长度达六千余公里，其主要功能就是防范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

长城不仅是屏障，也是巨大、冰冷的隔绝，历代统治者虽然修筑长城不已，却从未能阻止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唐则不然，对于唐王朝的北部边防和生息其间的北方游牧民族，唐太宗有自己的判断和自信。“历代长城的修筑，不只是把外族圈到了长城之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局限自己在关内。废弃长城，使得唐王朝视野宏阔，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羁縻府州制度，影响的范围大大超过前代。”
     
    贞观四年（630年），东突厥在唐军的不断进攻下连连失利，加上连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前来归附者达十万众。对如何处置众多曾为边患的突厥归附者，在朝议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主张“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权弱势分”者有之；主张趁机强迫其汉化，“分其种落，散居州县、教之耕织，可以化胡虏为农民”者有之。连一代名臣魏征都主张将这些突厥归附者全部驱逐出境。中书令温彦博则建议依照汉代置匈奴降者于塞下的旧例，保留突厥的部落组织，不改变他们的游牧生活方式。唐太宗最终采用了温彦博的建议，东突厥人得以安居乐业，并为唐王朝的强大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如挡住了在漠北强大起来的薛延陀的南下，在后来的对外战争中，突厥骑兵成为唐太宗有力的助手。贞观十八年（644年），有人怀疑归附十余年的东突厥首领俟利苾可汗的忠诚，唐太宗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基于这样的观点，唐太宗对待周边少数民族的政策始终如一。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已在位20年的唐太宗依旧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四夷，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这也是他能统一天下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唐太宗不仅开创了“贞观之治”，唐王朝繁盛的根基也由此奠定。

“胡越一家”“爱之如一”，不仅较成功地解决了与四边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也使唐王朝能从不同类型的文化中汲取丰厚的养分，创造属于自己的更为强大的文化。唐太宗以空前的开放和大气，赢得了北方游牧民族的敬重，被尊为“天可汗”。
     
    陈寅恪先生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故欲通解李唐一代三百年之全史，其氏族问题为最要之关键。”“北朝胡汉之分，不在种族，而在文化，其事彰彰甚明，实为论史之关要。”血统并不是识别种族的最重要标准，关键在于所接受的是何种文化的熏陶，是在何种文化环境中成长的。说到底，文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族徽而非其他。没有“塞外野蛮精悍之血”和“胡化”，李唐王朝的空前兴盛是不可想象的。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唐王朝开放的胸怀，不仅强大了国力，同时也给中国的文学艺术带来不同凡响的高远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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