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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应台
    
    二十岁的时候，我以为世界上没有不可解决的问题，就是被人口贩子拿去卖了沦为军妓，我都有办法再站起来，只要有意志力，人随时可以拯救自己。堕落是弱者的自愿选择。 
    三十岁，我觉得女人只要有觉悟，她可以改变社会、改变自己。八五年为什么写《美丽的权利》？因为那个时候的台湾竟然还有女职员由于结婚怀孕而被迫辞职——那是九年前，这情况在九年后改变了吗？没有！去年就有一桩。这等于证明，写了文章也没用。 
    
    女人只是男人的一半！其实，有许多女人喜欢做男人的一半，有许多男人喜欢做女人的全部，这都没问题，可是也有许多女人不想做人家的一半，她只想做她自己的全部；一个公平的社会必须也给这样的女人有充分发展的机会，不是吗？ 
    “美丽的权利”也不过就是“充分发展的权利”。我当时所希望看到的，也不过是，有一天，当你问一班外文系的应届毕业生“毕业想干什么”时，不会有三分之二的女生告诉你，她们想到贸易公司去当秘书！ 
    

谢天谢地，让我做个全职妈妈吧！ 
    

“呃——因为我喜欢小孩。”
    “可是爸爸的百分之五十呢？年轻的女孩振振有辞地：你的女性主义哪里去了？” 
    我的女性主义——我有点给她惹毛了——
     我的女性主义所要求的，是社会给予不同需求的女性都有发挥潜能的机会。
    
    
    我现在想发挥的就是一个全职母亲的潜能。做爸爸的那个男人碰巧没有像我这样强烈的需求和兴趣，因此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公平分配。五十比五十是假平等，配合个人需求的才是真平等，你懂不懂？ 
    未来的建筑师不置可否。 
    

对不起，自己带：家里住着的所谓“保姆”，其实只管打扫。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好像受过多一点教育的女人就该不屑于做母亲似的。我生的，我爱养，怎么样？ 
    然后，渐渐的，我觉得可以出去教一两门课，偶尔出远门旅行个三四天，透透气，带孩子既是全职，那么我也得休假呀！ 
    现在，轮到那个做爸爸的男人振振有辞了：“你怎么能走？孩子怎么办？” 
    我说，“保姆可以暂代呀！你可以早点下班帮忙呀”！ 
    “不行！”男人说，“孩子需要母亲，保姆无可取代。而我呢，我下班回来已经累惨了，不能再带小孩。” 
     于是我对男人咆哮：“嘿，平时我担负了教养孩子百分之九十的责任，那是因为我喜欢，不是因为我‘活该’，你懂吗？现在，我只想把我的部分改成七十，你挑上百分之三十，你竟然抱怨？太过分了吧你！”
    
    

也就是说，我矛盾、我困惑，我这个所谓新女性一旦受到考验，竟然不知所措。
    
    
    一个如此矛盾、困惑、不知所措的人，她若是继续写文章告诉她的读者女人该怎么做女人——那她岂不是伪君子？我可以不聪明，但我不可以虚伪。 
    所以，四十岁的我，发觉一旦加上孩子这一环，男女平等的问题就变得双倍的复杂。更何况，人走到中年，难免要问：这下一半的路是否仍旧这样走下去？
    现代人怀疑一切、质疑一切，婚姻这个机构更不能免。在我看来，婚姻与个人的关系就如同国家机器和公民的关系。
    
    
    一个人需要安全，所以要婚姻，也要国家；但是人又渴求自由，随时有想逃避婚姻、反抗国家机器膨胀的欲望。
    
    
    婚姻和国家机器一样，两者都是必要之恶。 
    
    

其他你就不必问了。这个世界有太多的问题最后只有自己知道答案。或者没有。 
    

    责任编辑|崔培
    本文摘自龙应台《美丽的权利》，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