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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笔下的“巴黎郑君”是郑振铎?(2)


    而且,郑振铎与严济慈也非常有可能就是在巴黎认识的。因为严济慈1923年赴法留学,1927年7月(一说8月,又一说9月)回国,时间上两人见面正好来得及。至少我认为,当时初到巴黎的郑振铎是应该知道严济慈的大名的。因为,就在几个月前,严济慈的老师、法国著名科学家法布里教授刚当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第一次出席全院例会时照例要宣读论文,但法布里念的却不是自己的论文而是严济慈的论文。这是法国科学院历史上首次宣读中国人的论文!这件事轰动一时,在法国报纸上大登特登,严济慈成为首个获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的中国人,大为中国人争光,郑振铎岂会不知?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所谓严济慈介绍傅雷去找郑振铎这件“佳话”,却是不存在的!
    首先,郑振铎当年赴法,与严济慈、傅雷等人不一样,他不是留学生,身份略相当于现在的“访问学者”(自费),而其实是政治避难(因公开登报反对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因此,他从没有去任何大学注册登录过,也就不大可能“引导”别人去注册。他也没有在巴黎的学生区与留学生同住,具体住处可以看《欧行日记》(郑振铎后来根据当时寄给妻子高君箴的信整理出版的一本书)。更关键的,据《欧行日记》记载,1927年8月15日郑振铎曾与朱光潜约定,9月23日同去英国伦敦。可惜,《欧行日记》只发表到8月31日为止(后面的日记都散佚了),因此我们现在不能知道郑振铎去伦敦的准确日期。但是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郑振铎后来确实去了伦敦,1928年2月绝不可能在巴黎。特别是,现今国家图书馆特藏部珍藏有郑振铎1927年11月28日至1928年2月29日残存的原始日记,一共12张小纸片,上面正好包含着傅雷刚到巴黎的那几天,而绝对没有提到傅雷。因为郑振铎人在伦敦,几乎每天去B.M.(大英博物馆)看书!
    因此,傅雷写到的“巴黎郑君”究竟是谁,尽管下点工夫也不难查出来,但我也一直懒得去查,因为没有必要了。我略为感到纳闷的是,上述残存的郑振铎原始日记,我早就用在初版《郑振铎年谱》里,明确写了当时郑振铎正住在伦敦,而金梅在写《傅雷传》之前与另一位作者合作《郑振铎评传》时也参用过拙著《郑振铎年谱》的,为什么还会误认这个“巴黎郑君”是郑振铎呢?
    《傅雷传》是一本发行量好几万册的书,很受读者欢迎,而且还得到傅雷家属的认可。该书最初在台湾出版,大陆版由知名学者陈思和作序,近年又增订再版。上述问题似乎“无伤大雅”,搞错也确实“情有可原”,我本来不想写文章的;但既经友人诘问,又考虑到事涉我国第一流文史学术大师(郑振铎),第一流物理学大师(严济慈)和第一流翻译大师、艺术理论大师(傅雷),因此觉得还是指出一下为好。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