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于2022年3月28日《藏书报》
一部颇具学术含金量的红学专著
读赵建忠著《红学流派批评史论》
戴荣里 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红学流派批评史论》系赵建忠教授近年主持的国家项目结项优秀成果，2021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著作打破了传统红学史模式，从红学流派的新视角切入，结合中国传统学术渊源考察其源流演变，属于红学史的“推进型”研究。
此书作者二十多年前初入红学界时，凭的是《红楼梦》续书研究成果，红学史家郭豫适评价其《红楼梦》续书与其他学人的续书研究共同“对新时期的小说续书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红学流派批评史论》“影响研究”一章，又补充了《红楼梦》续书不少新文献，从“非经典阅读”的新视角对续书这种文化现象进行了分析。我比较过作为学者的赵建忠与作为作家的刘心武关于续《红楼梦》的不同理解。前者的学院式研究靠文献说话，后者则出于作家的丰富联想。不仅是研究方法的迥异，还存在学术旨趣的区别。出现同一问题的不同观点，是难以回避的属于学术增长进程中的正常现象。《红学流派批评史论》相关章节也融入了赵建忠参与过的红学争鸣文章， 如针对《红楼梦》的作者是否曹雪芹的问题，学术界的争论一直没停止过，目前对《红楼梦》作者的待定人选，竟然有超过百人之多。赵建忠的可贵之处在于：不轻易否定也不轻易肯定其他研究者的成果，而是推出“家族累积说”，可谓别出心裁。
如果简单地做个地域区分， 红学研究有南学和北学之分，或者有山文化水文化之分，这样的分野看似简单武断，但能从中看到南北学者研究风格的不同。北方学者对风土人情的了解和南方学者的解读各有千秋；南北方学者对自然、社会、人文理解的思维模式的差异，也形成了红学研究上的差异。南北学者认识的不同，却会促进《红楼梦》的广博和纵深的研究。在这一点上，赵建忠教授博采众家之长，值得后学们效仿。正如《红学流派批评史论》“后记”中所讲的：“真理是相对的，没有颠扑不破的绝对，只有无限接近的可能，后来的研究者总会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得出更接近情理的新结论。一个学人、一个学派，能看到其他学人、其他学术流派的闪光点， 同时通过对照去冷静反观自身的学术困境，是学术走向成熟的标志。”通读《红学流派批评史论》各章节文字，可以看出一位学院派教授呕心沥血、孜孜以求的学术追求。
全球化文化语境下的新时期红学形成了活力四射的局面，将研究话题推向了更深广的层次， 促发了关注曹雪芹和《红楼梦》的社会热情，但新时期的红学热点主要局限于文献范围内的争鸣， 红学文献考证的分支划分也愈来愈细。有一个现象当引起红学界注意，当今新发现的曹雪芹家世史料、《红楼梦》版本等文献比民国年间要多得多，但红学考证方面并未出现石破天惊般的学术突破，基本还是对当年胡适、俞平伯研究结论的修修补补。经过百年的演变，新红学发展历程中呈现出的“经学化”倾向日益严重，表明红学已进入了学术发展进程中的“瓶颈”期。所谓红学研究的“瓶颈期”，指的是研究进程中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阻力越来越大，而学术空间越来越小。
学术研究总要与时俱进，有学者提出当代文学建构中的“新时代”概念，“新时代”是承接“新时期”的又一个崭新历史阶段。古代文学专家宁宗一对“新时代”红学提出过建设性意见：“第一，珍重、维护和强化《红楼梦》研究共同体，使《红楼梦》研究群体得以健康发展；第二，红学永远在进行时，为此，反思旧模式、挑战新模式是必然的前进过程；第三，为了拓展《红楼梦》的研究空间，我们亟需创造性思维”（《为新时代天津〈红楼梦〉研究进言》，载《天津日报》2017 年 12月 25 日）。今日“文化自信”已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红楼梦》在推动文化自信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文化自信视域下的《红楼梦》当代传播，正是新时代红学的崭新课题。应该看到，在新时代文化语境下，“红学”这一东方显学研究的起点显然早已被垫高。勇于开拓的研究者不是在自我封闭的心态中进行思维，而是在与外界对话中不断摄取新的信息并调整自己的理论意识中进行的。红学研究者应适应新时代的需求，让红学持续保持学术“风向标”的地位。展望期待视野中的研究前景，是对“新时代”红学的深情呼唤。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时时提醒人们做精神的守望者。《红楼梦》以其终极关怀推进了人类自身价值的生成，面对《红楼梦》提出的生命存在与如何超越这个永恒的话题，新时代的红学研究者要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继续进行《红楼梦》“文化苦旅”的精神跋涉。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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