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步升：从仰视家乡到审视家乡
http://www.newdu.com 2024/07/17 06:07:39 《朔方》 马步升 参加讨论
关键词：家乡 马步升 《朔方》：您从何时起从事文学创作，或者最初创作的动因是什么？ 马步升：首先我要对《朔方》杂志表示由衷的感谢。我在《朔方》发表过不少作品，有散文，有小说，时间跨度超过了二十年。再者，依我的体验，作家如同一个行路人，漫漫苦旅，经常会出现前途无路的迷茫，这时，报刊、出版社予以重视和鼓励，又可以往前多走几步。所以，我对发表过我作品的《朔方》一直怀有感恩之心。 我的第一篇作品发表于1985年5月的一期《人民日报》上，是一篇小随笔。但这还不能算是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那几年，我的兴奋点在西方哲学和古典文学。我的专业是历史，也把大量的时间用来阅读历史典籍。那时候主要是想做学问。几年后，情形有所变化，发现有些用学术表达比较困难的东西，用文学表达则比较方便，就开始尝试写小说和散文。最初的作品发表比较顺利，还在一定范围引起了注意，同时还能拿到一些稿费，用来买书，补贴生活。多种因素促成了主攻方向的改变。当然，学术上的追求也一直没有放弃，创作与研究互相参照，互相补充，直到现在。 《朔方》：您近期生活在什么地方？家乡在您心中有怎样的位置，对您的创作又意味着什么？ 马步升：从1998年9月2日起，我一直生活在兰州，虽然与老家庆阳同在一个省，但相聚上千里，差异性还是很大的。对我创作影响最大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在北京的四年求学生活。果戈理在给朋友的信里曾说过“我生来就只能在远离的条件下才能再现活生生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我只有在罗马，才能写出俄罗斯”。果戈理此类意思我多次讲过，也在文章里写过，但表达没有这样鲜明精确。 我去北京之前，已经有了十年的创作尝试了，发表过一些作品，但总是在家乡的常识层面打转转，始终超不出一个有见识的农民的圈子。去了北京的头一年，情感被撕裂，思维处在拆散重组状态。我依然要把对家乡的描写作为主攻方向。可是，此时的家乡在我眼中，竟是那么荒寒，包括物质的荒寒、人性的荒寒，熟悉的亲人朋友竟是那么愚昧滑稽可笑，可怜可憎，我坚决不愿意承认这些，但这却是不争的事实。这让我一度内心很纠结很痛苦，我几乎要放弃文学创作了。文学创作到底是什么？居然让我对家乡的信念产生了颠覆性的动摇。我心想，我不能因为文学在情感上背叛家乡。后来我更加痛苦地发现，今后我即便不再搞文学，家乡在我心目中已不是地球上唯一的村庄，家乡的亲人也不再是我人世间唯一的牵挂对象。我必须由一味地仰视家乡变成审视家乡，除了对亲人在感情上的无原则爱戴以外，还要对他们作出客观评价。 《朔方》：在文坛耕耘多年，哪些成长经历后来成为您的创作内容或主题，它们又给您带来哪些收获？ 马步升：1975年，我12岁，初中毕业，想上高中，因为我回到农村什么都干不了。那时候不考试，全靠班主任老师推荐。班主任老师来自北京，给我当了一年班主任，他老人家从第一天就讨厌我，几乎每天激情四射地辱骂，持续了一年，至今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他当然不会让我上高中了。回到山区农村，真的什么都干不了，一学期过半了，又想办法进了公社初中。学校不给我配备课桌，让我整天打游击，而且劳动特别多，最长的一次是连续两个月，在河里捞砂石，干过这活儿的都知道有多繁重。到年终升学了，还是要推荐，我又失学了。我虽然出生于农村，以前因为年龄小，也干农活，但干的都是溜边的活儿，没有深入真正的农村生活中。那三年，我的身份就是农民，又正值农村最破败时期，农民最焦虑最痛苦的事情，我也感同身受。我真正体验到了生活的艰难，也体会到了社会和人性的幽微。我的重要作品都是写农村的，而素材和体验都是那三年积累的。这也算是对“苦难即财富”的图解吧，但我宁愿不受这些苦难，也不愿意这样去积累财富。那太痛苦了！ 《朔方》：读书至关重要，尤其是作为一名有成就的作家，您平时都喜欢阅读哪些书籍，包括您从事文学创作之前的所有阅读经验，具体说来哪些作家的作品深刻影响过您？ 马步升：我一开始是学历史的，读历史书比较多，直到现在，如果有选择，我还是读历史书。我读书有两个倾向，一个是读中国古典文史类著作，以此培养自己的一颗中国心，另外是读西方最新的文史哲著作，看看人家都在干什么思考什么，以此弥补方法论上的不足。另外，我读书比较杂，藏书也比较多，文史哲经类的都很多，参观过我书房和办公室的人，一时判断不出我是搞什么专业的。当然，因为职业关系，一些新书，比如政治的和文化文学的书籍资料，都得经常看。一定要挑一些对我影响最大的书，大约有《史记》、古典四大名著，还有《金瓶梅》，以及鲁迅、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 《朔方》：文学最好不用地域来划分，而是由时间和品质加以甄别，但现实中人们习惯用“南方文学”“西部文学”“海派文学”等加以区别。从作家的角度出发，怎样理解这一倾向，您的作品有没有被做过类似的划分？ 马步升：作家离不开地域，任何作家都会在作品中或隐或现展示自己的地域文化背景。但文学研究最好不要先入为主贴这种标签，要看作品中具体呈现的是什么。这样贴标签可能是为了论说方便，但为了方便而去论说，本身就缺乏可靠性。我很早就被贴上了“西部作家”的标签，我不受这个影响，该怎么写还是怎么写。即便是西部也没有关系，西部多大啊，不但没有委屈我，反而在抬举我。 《朔方》：现在很多作家动辄便埋头写长篇，中短篇创作似乎不再那么被作家所热衷。而作为一份地方性文学刊物，常为寻找好的中短篇小说发愁，也为稿件质量担忧。您认为这一现象如何应对？ 马步升：这是一种文学现象。大约从二十年前，许多中短篇小说写得很好，但长篇小说写得未必好的作者都去写长篇小说了。还有一些新人，一出手就是长篇小说，这肯定与文学市场有关系。刊物提高稿费固然能留住或培养一些作家，但还有一个实在问题，刊物的门槛一般都比较高，别说新人发表作品难，资深作家发表作品也未必容易。写作者仅发表一些作品而没有出过书的，又想结集出版，这又是一道难关。对有些作者来说，不如写长篇小说吧，两难合为一难，索性写长篇小说直接出书。所以，刊物提高稿费，倒不失为一种办法，算是所有不好的办法里面最不坏的一种吧。要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期待更多生活无忧、不为生存创作的作者队伍形成。 《朔方》：文学消费群体日渐萎缩，真正阅读小说的人更多的是专业读者，比如编辑和评论家等。一部作品从创作、发表到出版，直至在阅读群体中流传，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作家对图书市场如何形成一种有效的干预？或者，如何积极健康地引导更多读者走进书店或图书馆？ 马步升：文学受众市场的萎缩，看来是一个大趋势。这要看怎么去判断，社会生活无限丰富了，受教育的人大量增加了，文学创作的样式多了，文学受众的消费方式也更多了。如果把这些加在一起算，不是文学市场在萎缩，而是在扩张，大幅度扩张。我们说的应该是传统文学这一块，可行的办法就是，从别的文学创作形式和接受形式中获取灵感，为传统文学创作添加时代元素，为传统文学传播方式添加时代元素，跟上时代步伐。任何文学，无论传统文学还是潮流文学，受众首先是当下的人，然后，再去追求流传后世。 《朔方》：传统文学的书写基本上集中在土地与乡村上，新千年以来，尤其是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作家与城市的关系日益密切，读者也更倾向于阅读有当下经验的城市文学，您在创作中有这方面的焦虑与思考吗？又做过何种尝试？ 马步升：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作家，确实存在作品“进城”问题，二十年前就有人问我什么时候作品能够“进城”。我也试过，但写起来总是觉得别扭。有些散文作品“进城”了，小说作品要么在城外的农村晃荡，要么在江湖上或历史中流连。按说我17岁就进城了，在城市生活的时间远远超过农村，现在已经不适应农村生活了。可是，创作时最有感觉的还是农村，总是与城市隔了一层捅不破的纸。 《朔方》：最近十年，文学批评滑坡、批评家缺席的说法不绝于耳，一些所谓的文学评论沦为圈子里的文学表扬，看不到批评家对作品有建设性的意见，对作家未来的创作帮助甚微。那么，您如何看待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或者，您认为理想中的文学批评应该有怎样的面貌？ 马步升：确实，近年来，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的关系处于严重分离和撕裂状态，这不是单方面的责任，甚至也不是谁的责任问题。本来，这是一个文学生产链，是一个共同体，现在互相间已经相当隔膜了。评论家本来是作家的裁判，是普通读者的海上灯塔，现在呢，评论家的公信力所剩无几，甚至评论家要是不说哪部作品好，读者还有可能看看，一说好，人家索性不看了。为什么会这样？大约就是圈子问题吧，只要是一个圈子里的，还没有看到作品就使劲叫好。一次两次可以，一再这样就不灵了。而凡是圈子，都不会太大，明摆着是要自绝于大众。我认为，作家与评论家的最佳关系，就是各干各的，作家写自己的，评论家评自己的，离开作品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路人甲，面对作品就是竞争关系，作家给评论家制造评论难度，评论家给作家提升创作高度。 《朔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在谈到自己的诗歌时曾说：“不是我在找诗，而是诗在找我，逼我展现它。”那么，您在创作一部作品时有没有过类似的体验？ 马步升：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回头看，自己写的影响较大的一些作品，在创作时是最轻松，甚至是不经意的。比如散文《绝地之音》，手写的，一稿即成，已经在苏教版教材中使用了十几年。比如短篇小说《老碗会》《哈一刀》，乃至长篇小说《青白盐》，差不多都是一稿写成。这其中就好像有一种东西要从心里往外蹦。 《朔方》：多年伏案创作，让您跟文学之间建立了怎样的一种关系？文学在您心中有着怎样的位置？当您写下那么多优秀作品的同时，是否也创作出另一个自己？ 马步升：开始创作时很兴奋，觉得自己心里有太多的话要给人说，不是给某个人说，而是要给大众说，总以为自己掌握了某种真理。这种真理是可以救世救人的，自己为这个世界贡献了那么多性情各异命运各异的人物。写着写着，发现自己写的其实是自己，自己渴望的那个自己，自己厌恶的那个自己。再往后，发现自己写的其实是自己的种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现实中实现的可能性不大，那么，就让自己在小说中完成自己吧。 《朔方》：在中国文学史上，曹雪芹、蒲松龄、鲁迅、沈从文、汪曾祺、孙犁等人，堪称是文体家，他们的作品美学影响了一代代的读者。文体家对语言、结构、细节、表达形式乃至气息都会精益求精，作出独具个性的尝试与探索，因此才具有更为深远的文学史意义。请结合自己的创作情况谈一谈。 马步升：以上所列举的都是文学大家，也是文体大家，我还多次听过汪曾祺先生讲课，对以上作家的作品都有不同程度的研读。我自己呢，创作开始不久，我也意识到了文体问题。我尝试过用乡土语言的鲜活，去解构去稀释公共话语的刻板，用江湖故事让作品呈现陌生化效果，等等，一些评论家也关注到了这些，至于成功与否，只能留给读者与时间去判断。 《朔方》：身处融媒体和大众文化时代，或多或少能感受到纯文学受到的挑战，而通俗文学、影视文学、网络文学、微信推文似乎更适应这种文化潮流。新时代呼唤文学家要心存“国之大者”，要自觉抵制“三俗”，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马步升：时代对文学的挑战和要求是永远的，只是各个时代表现形式不同。无论怎么变，文学是有常道在的。这个常道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大众、人民。如果把自己的创作定位为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或写给圈子看，那也就是自娱自乐，谁关心你那点儿事情干什么？要是为公众创作，那就得关心公众所关心的，现实的、历史的、心理的等等问题，用自己的作品给公众一个尽可能满意的回答。 《朔方》：社会生活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您觉得当代作家与现实以及世界应保持怎样一种联系？ 马步升：作家与世界的关系我觉得应该是一种亲密关系，合格的作家要与世界同步，优秀的作家应该比世界先行一步，站在世界的前面，面对面，看清楚世界的面目、前行的脚步，要往哪儿去，而不是从世界的后背或侧面去观照世界。好的作家不仅要准确精细地描述世界的过去和当下，还应该提前预判世界可能的走向，从而影响和引领世界。 《朔方》：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早已深入人心，以笔为旗、讴歌时代、讴歌人民、奋力谱写文学新篇章，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共识，作为一名作家，您怎样看待个人创作与时代及人民的关系？ 马步升：在全国第九次作家代表大会上，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讲话时，我就在主席台第三排就座，离得很近，而且作了详细记录。会后又认真研究过，也研究过总书记有关文艺的许多讲话精神。为人民创作，是一个作家终生的使命。这几年，我也写了一些深入生活的作品，书写的对象都是最为普通的劳动者，养路工、养牛的农民、种苹果的妇女，等等，发表后，影响都很大，说明读者喜欢这样的作品。为人民而创作，才可能赢得人民的认可。 《朔方》：您手头正在写什么，未来五年有哪些创作计划？ 马步升：计划写一部长篇小说，正在作资料和情感准备。日常写一些散文随笔，保持对文字的感觉和敬畏。另外，职业关系，也搞一些有关西北的文化研究，有历史方面的，也有文学方面的。 作者简介： 马步升，1963年生，甘肃合水人。甘肃省社科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委员。曾任甘肃省作家协会主席。出版长篇小说“陇东三部曲”“江湖三部曲”等八部、中短篇小说集二部、散文集《纸上苍生》等十部、学术论著十多种。曾获中华人口文化奖、老舍文学奖等二十多项。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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