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独特的典型形象 ——评芗剧《谷文昌》
http://www.newdu.com 2024/08/01 10:08:07 文艺报 王评章 参加讨论
关键词：《谷文昌》 由福建省漳州市歌仔戏（芗剧）传承保护中心创排、王文胜编剧的芗剧《谷文昌》虽然艺术上未臻完美，但思想性、文学性上却蕴藏着深刻、锐利的锋芒。 以谷文昌为题材的戏剧作品已有多种，但写的大都是他治理风沙的事迹。谷文昌带领东山县人民，把一个沙化、荒凉、不宜耕种的渔村，变成一个宜居宜种的绿色海岛，其间困难是巨大的，老百姓对他是长久怀念、感戴的。但是从文艺创作角度看，治沙的过程又都是同样的：找水源、选树种、请技术员，又都是同样的试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直至成功。王文胜对人物、对当时当地的生活有更深入的了解和思考，所以能独辟蹊径，把谷文昌在东山岛任县委书记时，将东山岛数以万计的百姓的“敌伪家属”身份改为“兵灾家属”，作为戏剧的主要事件，从而使人物展现出深刻、独特的光彩，开掘出新的主题。 王文胜的成功首先归功于他对当时当地生活的熟悉和深入思考。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溃逃台湾，从东山岛抓走大量的男丁（主要是渔民、船工），有的乡镇才一万两千多人口，被掳走的壮丁就有4000多人，家家遭难，有的村庄变成寡妇村。加上其后福建沿海时有国民党飞机轰炸、扫射、小股敌特、水鬼潜入，放火、暗杀……东山是最靠近台湾的岛屿，敌情的严重、战争的戾气是现在的人、外地的人难以理解的。在这样一个海防、敌情至上的年代，在一个新政权尚未巩固的时期，沿海各级政府当然沿袭战争的经验，把所有被抓壮丁的家属划为“匪属”，以切断蒋军与大陆家属“内应”的一切可能联系。从国家、从时代的特殊性、严峻性、优先性来说，这一政策是有充分的必要性、合理性的，在当时也是不容置疑、不可动摇的。可是对东山岛的这些百姓来说，全国解放了，他们却沦入有史以来最黯然、最痛苦的时期。除了千古一律的风沙荒凉不可耕种，这个以渔民、船工为业的海岛，男人从来就是家庭唯一的生存依靠，没有男人、禁止下海，生计是前所未有的困难，政治上还要被监管、歧视、迫害，家家户户只能吞声掩泣，恐惧绝望。谷文昌面临的就是这样的真实的现实，戏也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时代、地域的环境与冲突中，展开事件、刻画人物。 作为工农出身的南下军事干部，谷文昌与底层与民间保持着鱼水关系的革命传统、观念和习惯，长期亲自参与日常生产劳动，他无法不看到底层的真实，不能无视令人心碎的寡妇村妇女的生活现状，无法不看到“匪属”政策加在她们身上的雪上加霜的痛苦。他也深知新政权、新政策要坚持战争时期社会管理的敌我化、斗争化的革命传统。这既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政策，代表着特定的但其实也是长期的政治大政的意志和理念。但是他也知道把这些东山百姓定为“匪属”，政府也就把他们置于自己的对立面，以他们为敌，把他们推给了敌人。一旦他们真的成为我们的敌人，在海防军事上，我们就得寝食不安、草木皆兵，时刻提防他们通敌、内应。而若是把他们定性为“兵灾家属”，他们就是受害的自己人，就能同仇敌忾，共筑长城，成为打击瓦解敌人的力量，就能化解战争带来的时代戾气，缓和消弭二元对立观念造成的社会撕裂的伤痛。这就是《谷文昌》这个戏的第一层的戏剧性。谷文昌先得突破自身，改变自己对上级政策信仰般坚信不疑的思维定势，必须面对现实，独立思考，从唯上、唯书，从执行政策如同执行军令，到敢于在实践中检验政策，建议、修正政策。 但是接下来的是，一个重大政策的转换必须得找出一个极有智慧的提法。这个提法必须有朴实上口、颠扑不破的口号般力量，必须让人觉得体现出一种政策的“合理沿续”，让老百姓信服并且感激。他提出以“兵灾家属”代替“敌伪家属”，两个字的变化让东山天地为之一亮，那些百姓获得第二次解放。这是《谷文昌》的第二层戏剧性。 有了思考有了理念，他还必须将它付诸实践。这是戏和人物最困难、最动人的地方，也是这个戏的第三层戏剧性。谷文昌走在时代前面，走在政策前面，但也因此要面对四面八方对他政治立场的质疑和指责。他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和压力，四面出击，八方游说，一次又一次，最终获得胜利。谷文昌政治上的魄力、人格上的魅力，就在于当地方真实状况与上级政策产生矛盾时，当人民群众的利益与政治需求产生矛盾时，坚持人民群众利益高于时代政治要求，当革命性和人民性有各自的合理诉求并产生冲突时，做出人民至上高于政治优先的选择。 其实，谷文昌身上具有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战争年代培养出来的党的干部的典型性。他们参与新中国、新政权的缔造，不仅保持革命的初心，以信仰、理想为生命，充满朝气和热情，而且有胆略，敢当家，敢做主，有独立思考、判断、作为的能力。他们是有政治和人格魅力的人，是有号召力、感染力的人，身上有深刻丰富的文学意义、美学意义。从另一方面看，芗剧《谷文昌》对于今天我们的干部队伍状况，也是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