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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必须把教学看作一种解放实践，把学校教育看作更广泛的民主事业的组成部分
[美]亨利·A·吉鲁著，朱红文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4月出版
《教师作为知识分子》是美国著名教育思想家、批判教育学代表人物亨利·A·吉鲁的代表作之一。作者试图构建一种批判性话语，把学校教育与社会公众生活联系起来。
该书涉及的话题非常广泛，但都围绕两个核心问题展开：一是把学校理解为民主的公共领域，即把学校教育看作更广泛的民主事业的组成部分，提供学生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资源，把他们看作批判的公民，能够积极地理解和支配自己的生活；二是把教师定义为转化性知识分子，作为转化性知识分子，教师必须把教学看作一种解放实践，把学校建设为民主的公共领域，促进一种与平等和公正相联系的公共话语。
隐性课程营造出来的氛围和正式课程的目标体系合拍了，民主的公共领域才有望建立起来，课程教学才能真正实现其预期的目标
每一次课程改革，似乎都基于这样一种假定：只要通过改变教学内容（重新选编教材内容）和教学方式（倡导新的学习方式），课堂就能成为使每个学生发展为批判的思想者和负责任的参与者的场所。
吉鲁认为，上述假定是错误的。作为新课程的开发者，要特别注意理解正式课程和隐性课程之间的矛盾。正式课程是指有明确的认知目标和情感目标的正规教学；隐性课程则是指通过意义的深层结构传达给学生的未言明的规范、价值和信念。隐性课程包含三个关键性要素：群体、评价和权力。
群体生活对于在学校里实施社会教育有着重要意义。但学生在课堂上是否能够学会群体生活？某些学校按照学生“能力”或者可见的成绩来分班或者分流，使得孩子们在学校中就有了“高能”与“低能”以及“高贵”与“低贱”之分。大多数课堂的日常程序，让人联想到工厂里的生产进度表和等级化的工作关系，阻碍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和课堂民主进程。
学校是一个评价性的场所。一个学生所学到的不仅应该是如何得到评价，还应该包括如何去评价自己以及评价他人。但在现实课堂中，赞扬或者责备不可质疑的来源还是教师。不仅学生的学业水平由教师来进行评价，就连学生的行为表现、心理品质等也都是教师评价的范畴。一些学生为了迎合教师的评价标准而得到奖赏，甚至做出和自己的内心所想完全不同的行为。从学生的视角看，课堂只是一个微型工厂，其中的时间、空间、内容和结构都是由老师设定好的。
评价和权力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多数情况下，分数和等级成为最终的规训工具。教师通过自己的权威，在课堂里推行一整套评价体系，把自己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和信念强加给学生，学生只有全盘接受并默默执行的份儿。
隐性课程所传达的教育思想与正式课程要倡导的教育理念，在很多方面是背道而驰的。因此，要将新课程改革落到实处，要在社会科的课程中真正体现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理念，促进课堂民主化进程，除了编写新的教科书、用与时俱进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式实施教学外，还要特别关注课堂中的隐性课程。隐性课程营造出来的氛围和正式课程的目标体系合拍了，民主的公共领域才有望建立起来，课程教学才能真正实现其预期的目标。
新的写作模式使学生有机会进入学科的“内部”，进行批判性思考，对材料作出个性化的理解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写作教学只能由语文教师来担任。绝大多数写作教学研究和出版物也都是针对语文教师的。吉鲁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他首先对当前写作教学的三种流派进行了批判：
一是技术统治派，它的理论假设是：写作是一种手工活，是从最简单的语法编码到复杂的句法建构的一系列技能学习的活动。但这种流派没有意识到，写作是一个过程，一种与考察读者、主题与作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有效学习策略相一致的独特学习方式。
二是模仿派，它的设想是：通过阅读范文，学生就能学会写作。这种流派还隐含着一个更微妙的观点：写作不是建立在教学基础上的，而是以生物学为基础的。不要教写作，只要为学生提供一个便于写作的场所就可以了。
三是浪漫派，它认为，使学生“感觉良好”与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
吉鲁认为，这些流派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即都没能考察当一个人在写作的时候到底会发生什么这一问题。
安写作是一种认识论，是一种学习方式。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就是在学习，我们在写作的时候，也是在学习，但两者之间差异很大。在口头交流中，说者与听者之间的关系，建立在诸如面部表情、音质和语调、感情的强度和触觉暗示等现场刺激的基础上。如果听者感到困惑，还可以打断说话人，要求说清楚。在书面语言的交流中，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则要空洞贫乏得多，是由作者向读者承诺提供的资料维系起来的。但经常出现这样的遗憾：作者承诺的是一个东西，但传递过来的却是另一个东西。
写作不是一种技巧训练，而是推进学习的工具。书中重点介绍了一种新的写作模式，它有两个要点：第一，让社会科的所有教师都来指导学生写作；第二，帮助学生通过掌握教材编写者所运用的写作方式和思考过程来学习这门课程。
比如历史课程的写作教学，首先让学生明白：历史学家往往先确定一条能把历史事件联系起来的原则，然后收集资料，从这些资料中选择和这些事件有关的内容，并按照一定的顺序组织资料，形成一份“被写就的历史”。这样，学生就会懂得教材所呈现的历史内容只是整个历史的某些部分，是根据某种原则和意图选编的。在老师的引导下，学生也可尝试确定一个原则，收集素材，写一段历史。
任何一门学科，如果被看作是由“专家”写成的、学生只能远远地打量的话，那么，这门学科就会失去吸引力。新的写作模式使学生有机会进入学科的“内部”，进行批判性思考，对材料作出个性化的理解。不仅学科学习如此，人们在社会中生存也是如此。只有把握了时代的主题，才能介入现实，而不仅仅是充当一个旁观者。
使用一套特定的术语、研究相对狭窄的事物的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思想型知识分子，而是一种技术型知识分子
吉鲁认为，文化研究在专业化的过程中完全碎片化了。研究文化现象的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史学和文学研究）的从事者，往往局限于他们共同关注的话题来进行交流。成为某个学科的一员，就意味着局限于特定的问题，使用一套特定的术语，研究相对狭窄的事物，只在狭窄的领域内是有知识的。因此，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思想型知识分子，而是一种技术型知识分子。
其实，每一门学科都和社会的、政治的、制度的和文化的需要紧密相关，并随着社会发展而发生演化。文化是社会现实的深层要素，但我们在学科性实践中所受的训练，导致我们无法研究文化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只是积累关于文化材料的描述，而这些材料与日常生活的联系被完全割裂了。同时，学科化的实践服务于利益集团的需要，把专业领域和公共领域机械地肢解开来，把所谓的“低俗文化”从研究版图中排挤出去，这是一种选择性的、不完整的文化研究。
吉鲁倡导一种反学科的实践，认为文化研究必须形成自我调节的话语。这种研究应该揭示学科形成的历史原因以及和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明白某一学科是如何走到今天的。这种研究要进一步揭示现在的学科研究中不曾被提出的种种问题，形成一种探究的方法，探讨为什么现在的学科设置会不关注这些问题。
作为该书力推的理论成果，作者认为批判教育能够创造条件、创新知识和提高技能，使人们拥有希望而不是玩世不恭，学会自主、负责而不是屈服于外部势力，不盲目模仿消费文化的指令，并且打破新自由主义的“常识”和现代生活的异化状态。（上海虹口教育局常生龙）
《中国教育报》2008年9月25日第8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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