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文:把我照亮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4:11:39 青年报 陈仓 李清川 参加讨论
关键词:陈新文 《芙蓉》 陈新文的老家在衡阳一个叫西渡的地方,那里有一条蒸水河,是湘江的主要支流之一。衡阳可是一个了不起的地方,不仅出过状元郎彭浚,还出过张大千的老师大书法家曾熙,海峡对岸的作家诗人洛夫、琼瑶、龙应台都是衡阳老乡。陈新文可以说是少年成名的诗人,在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发表诗歌,大学时就上了《诗刊》。其实,除了诗人,他还有两个身份,书法家和出版人加主编。作为出版人和主编,他天天都在忙着给别人出书,看别人的作品,他自己至今还没有出过一本书,他偶尔也会冒出给自己出书的想法,这个念头却被繁忙的工作打消了。陈新文在当主编的过程中,《芙蓉》的影响力大幅提升,成为第九版北京大学核心期刊15家文学刊物之一。至于编辑与作家的关系,他认为是相互成就的过程,“当我不断地结识一个个才华横溢的他们,他们的光芒会把我照亮”。 1 人在这个世界上,往往需要尽量精确的时空定位来安妥身心。 青年报:我们在百度上一搜,搜出的词条很有趣,虽然有不少“陈新文”,却没有一个是你,而且关于你的信息非常少。在网络化社会,对于一个名人而言,这太过于低调了吧?你过去有没有起过笔名?你觉得名字对一个作家而言,有没有什么影响? 陈新文:我的一个朋友没事的时候给我的名字做了一个统计,说是在湖南,和我同名同姓的有38人。说明我这个名字实在比较普通。我自己的手机上就有几个和我同名同姓的朋友,有时候见面或者互相发信息既有一种亲切感,也有一种异样感。我曾和一个同名同姓的朋友开玩笑,我们是一块牌子两套人马,各行其是。网上搜索关于我的信息确实少,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我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所谓名人。 在我出生的那个村子,陈姓是小姓,但在整个中国,陈姓据说是第五大姓,排在王李张刘之后。我的名字是爷爷按家族的辈分起的。名字中的“文”字,可能也寄寓了老人家的某种希望。我第一次对自己的名字产生强烈的自豪感,是我三四岁的时候,家里买了一台收音机,每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要说,“现在开始播报新闻”,每每这个时候,就是我最兴奋的时候,我会经常大声嚷嚷,“收音机又在喊我了”。现在村里的长辈偶尔还会在我回老家时拿这个事来打趣我。 我还是比较认同心理学上的说法,名字作为一个社会符号,对一个人还是有或大或小的影响,否则中国人也不会对取名字这个事如此慎重和重视。我今天所从事的工作,也许和名字有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而对于一个作家而言,名字的意义更是显而易见。很多人都会在写作时另取一个笔名,鲁迅先生不是有几十上百个笔名吗? 青年报:我们打听了半天,你是湖南衡阳人。你老家具体在衡阳什么地方?你能结合在那里的生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地方吗?老家至今还有哪些让你念念不忘的人物和记忆? 陈新文:我的老家在衡阳以西的一个叫西渡的地方,当地有一条蒸水河,是湘江的主要支流之一。韩愈曾经有诗:“红亭枕湘江,蒸水会其左。”以前经衡阳去往宝庆(今邵阳),即需从蒸水过渡。我就是在这条河里先呛了水,然后学会了游泳。很多年前,我找人刻过一枚闲章,上面四个字:“衡州西乡”,以示对籍贯的明确。人在这个世界上,往往需要尽量精确的时空定位来安妥身心。这也是一个人安全感的来源之一。 很小的时候,老人们一说到“天子门生”彭浚就眉飞色舞,讲他才思敏捷,到处对对子,无人能敌。长大之后才知道,那确是我们大衡阳真正的大人物,嘉庆十年的状元郎。还有王夫子王船山和彭玉麟,一个是名震海内的大哲学家,一个是晚清四大中兴名臣之一。王船山晚年著述的草堂离我出生的地方不过二十公里。对于彭玉麟,人们更津津乐道的却是他对梅姑的专一痴情和他老家的渣江米粉。还有清末民初名动海上的大书法家曾熙,他是张大千的老师。海峡对岸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家诗人洛夫、琼瑶、龙应台都是我的老乡。曾经一纸风行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的作者唐浩明先生,和我同在湖南出版集团工作,更是我愿意朝夕请教的家乡前辈,老人家为人处世、道德文章均是我辈楷范。 青年报:你最初的理想是不是文学?这份理想是故乡培养起来的吗?故乡对你所从事的事业至今还有哪些影响? 陈新文:说自己最初的理想是文学,可能有点拔高,至少想法是模糊的。我至今从事的出版行当,也只是和文学紧密相关而已。 小学毕业后,我以比较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省重点的县一中初中班。校长说,我们要采用素质教育的教学方式来培养这些学生。听起来是不是十分时髦、非常超前?于是这两个班就成了素质教育的试验田。语文老师姓蒋,是原来高中部的名师。他第一堂课就说,以后课本就随便讲讲,主要是大家自学,现在你们每个同学家里要先去买一套《西游记》。听说要讲孙悟空打妖精,猪八戒背媳妇,所有同学都欣喜若狂,纷纷去找家里要钱。后来第一学期语文基本上就是学唐僧取经。另外蒋老师每天在黑板上抄一首唐诗,要求大家背。我现在能背许多古诗词,都是搭帮蒋老师的要求。 初二的时候换了班主任。现在想起来,虽然他主要上政治课,但骨子里绝对是个文艺青年。有一个星期一的早自习刚开始,他突然拿着一本杂志快步走到讲台前说,我准备花几个早自习的时间,给大家读一篇非常好的小说。那篇小说读了四天,我们跟着那个故事,激动了四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文学的魅力。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在谈论赵蒙生、靳开来、梁三喜,并且还认识了一个不常用的汉字“靳”。那篇小说叫《高山下的花环》,作者叫李存葆。初中三年大部分时间就是这么过的。 说到文学和故乡,这个文学中经典作家们常写常新的题目,很多作家都反复表述过这个关系。前不久,中央电视台还热播过《文学的故乡》的纪录片。基于少年时代的经历,我比较认同作家刘亮程的说法,“文学写作,就是一场从家乡出发,最终抵达故乡的漫长旅程”。 青年报:我们了解到的信息是,你从中学就开始写诗了,是有名的校园诗人。你最初写诗有什么动因吗?中学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你却“不务正业”地写诗,难道和老师之间没有什么故事发生? 陈新文:高中时的某一天,我突然迷恋上了写诗。写得没日没夜,写得天昏地暗,当然也写得成绩一落千丈。有一次,在课堂上写,被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发现了,结果就是老师亲自折断了我的笔。老师下课后把我喊到办公室一顿批评,说得颇为严厉:我想看见你在大学校园写诗,而不是以后坐在田埂上写,而放的牛还把别人家的庄稼吃了。这句话给我很大的震动。 2 诗歌创作最终都是为了搭建自己独立的精神世界和心灵王国。 青年报:你还记得自己写的第一首诗或者发表的第一首诗吗?回过头来,你怎么评价自己那一时期的作品? 陈新文:说来挺不好意思的,第一首正式变成铅字的诗发表在《衡阳日报》上,还是我的小姨帮我推荐的,只有四行。写的是乡村傍晚放牧归家的一个日常镜头,叫《暮归》:“晚归的老牛/踩碎了那坑洼里最后一瓣黄昏/慢慢悠悠走进/小山村的瞳孔”。稿酬两元人民币,我请了十来个同学,在学校旁边的小店一人吃了一碗肉丝粉。高三第一个学期,学校的一个正值盛年的老师积劳成疾,倒在讲台下。这事给我很大的震撼,于是创作了一首诗,叫《不亡之魂》,后来发表在那时在校园里影响巨大的《中学生文学》上。我也由此结交下了全国各地众多的文朋诗友。在微信朋友圈里,我们有一个群,叫“花儿”,后来改名叫“诗与远方”。里面的群员基本都是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校园诗人和校园文学爱好者,大家都在《语文报》《中学生文学》等报刊、杂志上发表过作品。很多现在文坛上都颇有影响。大家通过这些群一直保持紧密的联系和青春的激情。 如果现在回过头去评价一下那个时期稚嫩的作品,只有一个字:真! 青年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离开故乡的方式,你离开的原因是上大学对吗?你上的是湖南大学中文系,这期间应该有不少文学方面的美好记忆吧? 陈新文:1987年,少年的我第一次坐绿皮火车离开故乡去往省城上大学,火车整整哐当了五个小时。而现在高铁只需半个小时。时代以加速度的方式变化,常给人恍若隔世之感。但我当时上的不是湖南大学,而是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班主任说,你不是喜欢写诗吗?就填湖南师大,师大中文系出了韩少功、何立伟等许多作家。 我上大学时的上世纪80年代后期,正是文学氛围十分浓厚之时。我也是带着一个瑰丽的文学梦迈进校园的。入学的第一个星期,我即在校报发表了一首写老师的诗。题目我至今还记得,叫《今天,我们讲黄河》,诗中写了一个教地理的女老师的美好形象。依稀记得其中几句:“走上讲台/你把中国升起在我们头顶/我看见/黄河从你优美的臂弯里流过/……”最后结尾:“在你幽深美丽的瞳孔/我发现黄河清澈的源头”。这首主题鲜明,切入点也还新颖独特的作品,当即引起了许多高年级诗友的关注,师大朝暾文学社的“诗兄”们立马招我入社。大学的诗生活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开始了。当时一大批极有才华的师兄兼“诗兄”,整日在一起围着一盘臭豆腐切磋畅论诗歌,极是痛快。 大学期间,我还是比较勤奋的。《诗刊》、《诗歌报》、《飞天》、《绿风》、《湖南文学》、《理论与创作》(现在改名《创作与评论》)、《湖南日报》等报刊均有发表。特别是《飞天》杂志的“大学生诗苑”,是我们当时神往的圣地,上一次刊哪怕是几行,就等于是在江湖上确立了一个“校园诗人”的身份。而我运气不错,竟一次发表了两首。你可想见当时的得意和喜悦。 青年报:不管怎么说,毕竟是从湖南到湖南,你有没有大移民时代的那种乡愁感?作为一个诗人,应该对远方充满着好奇,你有没有向往过外边的世界? 陈新文:其实我当时是想走出湖南,希望能考上武汉大学中文系的,以至于在眼镜架左边还刻了“武汉大学”几个字来督促自己。到了湖南师大之后,那副眼镜也不好意思再戴了。四年学习下来,我认为师大不比其他任何一所大学逊色。毕业之时,我还特地写了一篇文章《师大在我诗中》,充满了深深的感念。 青年报:你现在的诗歌创作有没有特别关注的题材?如果挑一首,就挑一首,作为传世诗歌,你选择的是哪一首?你觉得诗歌要想传世,必须具备什么元素? 陈新文:我一直觉得,诗歌其实是一个人对自己精神生活的建构。正如布罗茨基所言,诗的写作是在一种更高力量的驱使下进行的。无论是对哪种题材的关注,其实最终都是为了搭建自己独立的精神世界和心灵王国。断断续续写了这么多年,回过头检视,确实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作品,传世更不可能。如果硬要拿出一首,我觉得前面提到的发表在《飞天》的“大学生诗苑”上的那首《宽背高大的椅子》,是一个少年在成年之后对生命传承的思考,有点特别的意义。我把它录在这里,供大家一读:“往这把宽背高大的椅子中一坐/便有一个下午甚至更长的时间/在茶杯中被泡成酽酽的夜色/被我悠悠喝下去/再吐出来/模远近近的人群和记忆/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是哪些闪着威严和蔼光泽的名字/曾这样正襟危坐如我/慢慢品完苦涩而醇厚的一生//这椅子是祖先留下的背影/苍凉而滞重/光滑的椅背/十分自然地呈半圆形舒展/围成一种肃穆神秘的氛围//此刻坐在祖先背影里的人是我/在窗外一片树叶代替另一片树叶的过程中/我的形象慢慢取代了父亲”。 青年报:你们那时候,能考上大学非常了不起,毕业的时候应该有很多选择,你为什么没有去机关,而选择了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当编辑?这么多年过去了,随着文学越来越不景气,编辑这个职业也越来越边缘,你对这种选择后悔吗?是什么动力让你一直坚守到现在的? 陈新文:毕业时确实选择比较多,大概有七八个单位。有机关,有学校,也有企业。当时有一家现在不得了的大型国企,点名要我去,我思考了很久,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到出版社工作,还是最契合自己的心愿。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天意吧。这些年社会各方面发生了一日千里、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编辑这个职业貌似有边缘化的迹象,但我觉得,作为泥沙俱下的时代中一个筛选关口,它其实是越来越重要了。所以我倒是没什么后悔的想法。编辑于我来说,是一个职业跟情怀兼顾的工作。它既是个技术活计,又是个创意行当,很值得让人投入一生。 青年报:你作为一个出版人,整天都在忙着给别人出书,我们查了一下,非常奇怪的是,你自己却鲜有著作,这是什么原因?其实读者挺期待的,你未来有出书的计划吗? 陈新文:其实偶尔也会冒出给自己出书的想法,自己的创作也够一两本书,但这个念头每每都在工作中被打消。我们给每一个作者出书,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报印数,大部分时候,我都能够强烈地感受到那种来自市场的真切的沮丧感。我们有十四亿的人口基数,大部分出版物却只有三五千的印数。我一直有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中国传统中,为什么凡是和文化相关的字词的发音都很消极?比如说,书、笔、电脑、碟,大家仔细琢磨一下,他们的谐音都不太受待见。这也许就是文化的宿命吧。以后我可能还是会出一两个小册子,算是对自己的交代。 青年报:你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接任《芙蓉》杂志主编的?你感觉当主编和从前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你第一次到编辑部与最近一次到编辑部上班,分别都干了些什么?这两次的心情有什么变与不变的东西? 陈新文:《芙蓉》杂志原来一直是湖南文艺出版社直属的杂志,就像《花城》《十月》杂志与出版社的关系一样。湖南省委宣传部和我们出版集团一直很重视杂志的发展,就在2019年把杂志升格成了集团的子公司,同时我跟着就接任了主编。说实话,压力挺大。第一次到编辑部就是找人谈话,最近一次则是国庆前夕我们杂志搬进了新的办公区,气象为之一新。 青年报:《芙蓉》杂志创办于1980年,至今已经四十余年了。据你了解到的情况,当初为什么要取名《芙蓉》?芙蓉是荷花的别称,荷花的性情和杂志的定位有没有什么联系? 陈新文:我们杂志的刊名可能来自毛泽东同志那句著名的诗句:“芙蓉国里尽朝晖”。芙蓉是指盛产于湖南的木芙蓉花。不过我和你一样,更愿意把它理解为同样遍布于三湘四水的荷花、莲花。周敦颐在我们湖南写的《爱莲说》早就为此做了很好的注解。所谓纯文学,应该就是这个样子。记得杂志一百期的时候,黄永玉先生也是特地画了一张荷花以示祝贺。 3 我不断地结识一个个才华横溢的作者,他们的光芒把我照亮。 青年报:我们发现,你任主编以后,你们的作者阵容变得强大起来,比如最近一期亮相的,几乎全是当下最具活力、最有创作实力的作家。这些稿件应该是约来的吧?约来的稿件不适合,再退稿是不是挺尴尬的? 陈新文:《芙蓉》的稿件和别的文学期刊一样,由约稿和自由来稿组成,以约稿为主。我们基本按照自己的办刊风格和特点去寻找相应作家约稿,如果约来的不合刊物要求,也会合理合情退稿。现在刊物和作者的关系非常融洽,许多作者包括名家,对退稿基本予以理解支持,因为《芙蓉》不合适,还有很多刊物合适。只要及时退稿,说明原因,不存在所说的尴尬,通过作者和刊物的互相努力,两者的关系,已经越来越良性。有些编辑们不好退的稿子,就由我来“得罪”人。 青年报:《芙蓉》挺受青年作家看重的,对于名作家和文学新人,你们最看重的是什么?这么多年,有哪些作家从你们那里走上了成名成家的道路? 陈新文:《芙蓉》始终坚持质量第一、名家新人兼顾的办刊原则。我们注重作品是否积极关注当下、深入文学现场。《芙蓉》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一直注重对文学新人的扶持,并把扶持新人比例当作年底绩效考核指标。我们曾经推出了现在文学湘军的中坚群体——“湘军五少将”:马笑泉、沈念、田耳、谢宗玉、于怀岸;目前活跃在文坛的很多青年作家,比如田耳、双雪涛等,都是从《芙蓉》出发再抵达一个又一个高峰;近年比较活跃的90后小说家,王占黑处女作就是《芙蓉》首发,然后再在“90后”栏目推出她的小辑,刊发《空响炮》等小说。对于作家,我们始终一视同仁,抱着大海捞针的心态,发现新人的优稿比约到名家的作品还要兴奋;作为杂志,我们始终是作家的坚强后盾,并为他们的成名成家骄傲! 青年报:在与各种各样的作家打交道的过程中,应该有很多花絮或者佳话,你给我们讲几个对作者有参考意义的例子吧。 陈新文:我在做编辑的时候,碰到过用箩筐挑一担作品来投稿的,也遇到过拿着一部厚厚的稿件要求你停下手中的工作马上帮他看的。还有把工夫花在作品外的。以前我们省报副刊有个男编辑,因为名字比较女性化,据说经常收到作者寄赠的花裙子。不过编辑是一个和作者互相成就的职业,可以第一时间读到别人读不到的佳作,可以结交无数生动有趣、重情仗义的创作者。当我不断地结识一个个才华横溢的他们,他们的光芒会把我照亮。其中的一些人,甚至会变成你生命中极其重要和珍贵的朋友。 现在文学期刊不易,大家一起坚守,抱团取暖,发现优秀的文学作品,实为刊物和办刊人之幸!我们目前正在筹备“芙蓉文学奖”,请大家拭目以待。 青年报:有几个要素可以从侧面证明刊物的影响力,第九版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公布,你们成为15家中文期刊之一。其实,同时入选的很多著名杂志,比如《收获》《花城》《钟山》《北京文学》《长江文艺》,都是依靠国家扶持生存下来的,而且稿费都非常高,你们的情况怎么样? 陈新文:《芙蓉》再次入选北大核心期刊目录,说明这两年的努力初见成效,刊物品牌得到持续巩固,这对于一本地方刊物非常不易。《芙蓉》的稿费大约是500至1000元每千字。这个稿酬标准,在全国文学期刊属于中上水平。个人觉得稿费和作者支持没有绝对联系,虽然稿费高点,作者的支持可能性会大一点,但目前很多稿费不占优势的刊物,作者阵容和作品质量也不错。稿费高一点,是对作者劳动的尊重,稿费低一点,许多作者也非常理解。作者把优秀稿件交给刊物,最看重的还是刊物的品牌和编辑的口碑,以《芙蓉》的经验,大部分作者愿意把作品交给自己信任的刊物和编辑。文学是人生的底色和浸润人心的精神食粮,文学期刊是大家为数不多的阵地,在大家共同的理解和努力下,我们期待文学期刊进入下一个春天。 青年报:受新媒体的冲击,许多纸媒纷纷关停,你觉得纸质的文学期刊会消亡吗?《芙蓉》有没有什么应对之策? 陈新文:必须承认,文学期刊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但边缘化并不是消失。只要地球上还有人,只要人类还需要精神空间,文学就不会消亡。文学不消失,期刊就不会消失。边缘化未尝不是一种更好的存在。边缘化有利于旁观,有益于思考,有利于沉淀。真正的文学是一种远距离的审美和创造。包括时间和空间的距离。 从甲骨、竹简到羊皮,几千年尝试下来,真正的文学找到了纸张这个最为契合的载体。数字化下的新媒体、新媒介更便捷,但不适配于需要深度阅读的严肃文学。真正文学的阅读,还是在纸上最有感觉。很多电子阅读器包括kindle的广告还是说它们无限接近纸书。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人类进化到今天,一直是通过反射光观察事物,远远没有适应通过直射光来看东西。青少年因为屏幕接触太多而导致近视率越来越高就是明证,以至于教育部要明令不准带手机进教室。 但我们必须借力数字化拓展纸刊的边界,利用好多媒介传播和快速传播、即时反馈。传统纸媒和新媒体融合发展,已经是摆在面前的必由之路。我们专门成立了营销推广部,运营杂志微信号与视频号,将杂志作品数字化,强化电子书和有声书的推广,形成多媒体矩阵。杂志视频号短短几个月已经好几篇十万加,效果还不错。 青年报:你的第三个身份是书法家,你开始练书法的年龄很小吧? 陈新文:我的父亲文化程度不高,但字写得非常好,属于乡村书法家。我的确是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受父亲的影响,跟着练字。先是拿薄纸蒙写各种报头,后来就不断地临帖,从颜柳的楷书开始,到汉隶、魏碑、钟鼎铭文等等,各种碑帖,临得比较杂,以至于现在呈现了一种杂糅的风格。 青年报:我们欣赏不了书法,同一幅书法作品,每个人的审美不同,恐怕都有不同的评价,你觉得是不是和文学一样, 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东西或者叫标准? 陈新文:欣赏书法和欣赏其他艺术品一样,对于一般大众而言,套用一句流行语,就是主要看气质,如同欣赏美人。 青年报:在过去,书法是人们必需具备的一门手艺,写文章啊,写信啊,香堂和对联啊,家里装饰啊,生活中处处都有书法的存在。但现在是网络化社会,你觉得书法会不会从日常生活中消失? 陈新文:书法最初的确是大量应用在日常生活之中,才得以存续并成为一门独立艺术。丰子恺在《艺术的园地》中将书法列为“第一境”。他赞扬书法“是最高的艺术”。既然是一门艺术,它必定和人的情感、审美紧紧相连。另外我个人还有一重理解,我们所知的多种艺术形式,比如绘画、建筑、音乐等,这些都可以修改。唯有书法,不可修改,不可逆,它的线条像时间在三维空间里飞舞前行,不能回头。是不是特别像人生? 受访者简介 陈新文,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出版人、诗歌和书法爱好者。现为《芙蓉》杂志社长、主编兼湖南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是湖南省文联委员、湖南诗歌学会副会长、湖南省书法家协会理事、湖南省书法家协会新闻出版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国家出版基金专家评委,曾入选湖南省“五个一批”人才。参与策划、编辑的图书获得过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鲁迅文学奖等。作为诗歌爱好者,曾在《诗刊》《星星》《诗歌报》《绿风》等报刊、杂志发表诗歌300余首。研习书法三十余年,出碑入帖,体颜追王,风格独具,清雅可人。曾数十次参加省级以上各类展览并获奖,数十家专业书画报刊、杂志予以专题介绍。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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