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泽吉：与学执着，与人宽厚(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2:11:45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 杜志勇 参加讨论
面对思想渐趋成熟的本科生，朱泽吉亦能驾轻就熟。已成中学教学名师的张丽钧回忆起来还是那么动情：“我读大学时，教授明清文学的是朱泽吉先生。朱先生可以大段大段地背诵《红楼梦》。他在讲台上背，我们在下面对着原著看，盼着他‘打奔儿’或出错，但我们却每每失望……当时没有觉出这情景有多稀奇。多少年后，朱先生作古了，我却一次次驱遣着自己的心重回那渐去渐远的课堂，有时竟会莫名淌下热泪。” 1982年，朱泽吉开始招收研究生，他结合自己的研究专长，为仅有的两名研究生开设课程，提供各种可能的研究条件，培养学生的研究意识。北京大学刘永强教授曾回忆：“我的导师是朱泽吉先生，导师和学校给我们提供的学习条件是今天你无法想象的好。朱先生当时兼任学校图书馆馆长，在我们入学前，就让人在图书馆书库里专门辟了一角，把明清文史典籍放在一起供我们入库阅读，那都是些线装书和重要的学术著作。朱先生学识渊博精深，虽然只招了我们两个学生，却单独为我们开了“明清文学文献学”“儒林外史研究”“冯梦龙研究”等几门课。那时的研究生培养不像现在这样，有许多条条框框，基本上除了外语，就是导师给开的这几门课。所以我入学后很快就开始写论文，进入研究领域。我是1982年秋天入学的，年底就带着论文到武汉参加过一次学术会议。” 从这些美好的记忆里，我们不难看出朱泽吉讲学时的盛况。他除了为研究生开设过“明清文学文献学”“儒林外史研究”“冯梦龙研究”几门课程外，还讲授过古代文学、目录学、现代文学、民间文学等课程。可以说，每门课都讲得很精彩，他也因此深受学生爱戴。 朱泽吉不仅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家，更是一位特色鲜明的古典学术研究专家。1938年他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由于其聪颖好学，受到老师们的赏识。他在中学时期就对古典文学有浓厚的兴趣和根底，17岁时就读国文系，当时柴德赓先生正教辅大大一国文课，他发现该生颇有才华，就对他说，要读文学，还必须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在柴德赓先生的指导下，朱泽吉开始有计划地研读历史，并选修了陈垣先生以及历史系其他老师的几门课程，扩大了知识领域，学业大进。40年后学有专长、已任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的朱泽吉，在回忆当年柴德赓先生对他的教导时，感触颇深。他说：“1938年我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当时柴先生担任我们大一班的国文课教学工作，经常鼓励我上进，并常常借书或赠书给我。有一次，先生交给我一部《龙川文集》，命我点读，并说：‘你的文笔有气势，读陈龙川的著作比较对路子，容易接受，读时应注意领会他的爱国精神。’我在课余认真点读，完毕之后，呈给先生指正。过些时候，先生又把这部书还给我说：‘你在这部书上花了功夫，就送给你。有些点错的地方，已经改过了。’我仔细检查，发现先生纠正了我在断句上的许多错误，心情十分激动。”之后，朱泽吉又加入沈兼士、陆宗达组织的语文学会。到了大学四年级，他的学术文章已经写得相当好了，沈兼士等先生还曾向其约稿。除柴德赓先生外，他在辅仁大学求学的过程中还受到了陈垣、余嘉锡、孙楷第等名家奖掖，其学问的构建大体来源于这些先生。 朱泽吉的学术研究，主要有两个方向，一为文献学，一为通俗文学（包含民间文学）。前者主要来源于余嘉锡先生，后者则可能更多受孙楷第先生的影响。 余嘉锡先生是民国时期文献学研究的巨擘，朱泽吉在辅仁大学上学时就受到余先生赏识，后来又跟随余先生读研究生，自然会受其影响。朱泽吉有关文献学的著作，现存最著名者当推《论清刻古籍善本》，这篇最晚完成于1979年的文章，对相延已久的古籍善本标准在大量例证的基础上提出了辩证思考，认为“古籍能否列为善本，原从比较而来，善本书的含义和范围，应当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展”。应该说，这与70年代末为编辑《中国善本书总目》提出的“三性”、“九条”殊途同归，但更具操作性，只可惜先生之说虽在学界流传颇广，但未引起古籍著录实践者的重视。余嘉锡先生是中国目录学学科的奠基者，曾为朱泽吉开设过目录学、《汉书·艺文志》理董的课程，朱泽吉很好地继承了这一传统，不但为学生开设目录学课程，还帮学弟来新夏先生审读《古典目录学浅说》，并提出修订意见。另外，朱泽吉临终前正从事的诸多科研项目中有为福建教育出版社撰写目录学专著的任务，纲目已厘定，并有专章初成，可惜老天不假以时日！ 1942年，孙楷第先生应陈垣先生之聘接替刚刚过世的储皖峰先生，朱泽吉早就与孙先生熟识，交流的机会更多了。孙先生研究的着力点在通俗文学，尤其是小说研究，这成为朱泽吉后来主要的研究方向，其小说研究的成果在80年代初期为学界所瞩目，如在《水浒传》研究、冯梦龙研究、《聊斋志异》研究、《儒林外史》研究等方面都有显著成就。除了小说研究之外，朱泽吉还时时关注民间文学，所著《必须从原则上划清民间文学的范围》《论谚语的思想和艺术》都在当时引起关注。 朱泽吉对俗文学研究的执着，令人感动。《冯梦龙研究》便为其未竟之业，《朱泽吉学术论文选编》所收《梦龙师友录》即其残稿，思之令人扼腕。 朱泽吉的研究领域除以上两个方向之外，在鲁迅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不但有《鲁迅的恕道》专论传世，还与夏传才等一起促成了《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结集出版。不论从事哪方面的研究，其皆引证坚实、论断确凿，彰显了余嘉锡、孙楷第等先生的研究气象。 “唯其平情论人，所以也能虚襟自出。”朱泽吉极为推重其师余嘉锡先生的治学态度，并且贯彻到自己的行动当中。在一篇写给朋友的审稿意见中，他坦言：“意见不妨尖锐犀利，措词仍需严肃谦和。”就在这严肃谦和中，他秉承师训，拓宇于心，自然形成了与学执着、与人宽厚的大家风范。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生前是传奇，身后是传说——追忆钱谷融先生
- 下一篇：我译埃梅：书缘和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