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性尧先生与《唐诗三百首新注》(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2:11:00 文汇报 newdu 参加讨论
编辑和作者相互融合切磋 主持人：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迄今仍是相当重要的中国文学通史著作，作为这本书的责编，金性尧先生当时都做过哪些细致入微的工作呢？还是请金文男老师给我们讲一讲。 金文男：父亲去世之后，我查阅了古籍社的书稿档案。这里要提一下，我们社的书稿档案做得非常周到、完整，保存得很完好，不少资料，包括后来父亲全集里的一些审稿意见等，都是从书稿档案里面摘录的。 《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书稿档案中收录了父亲写的修改情况。有一个具体的数字，父亲自己也说到了，就是这本书稿上册的修改幅度达到50%。 父亲去世前一年，即2006年，上海出版协会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在上海图书馆召开了一个资深出版人座谈会议，章培恒教授在会上特别提到金性尧。他说，当年金性尧先生作为责任编辑时，工作一丝不苟，有的几乎是整段整节地补充，整段整节地改写。他还表示，父亲深厚的学术功底以及无私奉献的学术精神，至今仍是青年编辑们学习的榜样。因为父亲当时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太好，所以那天的会议我也陪在现场。 有一位友人，早年也是我母亲的学生，周日会到我们家来帮母亲改作业。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当年来我家的时候，总能看到一位瘦瘦的先生坐在我家书房里，写字台上摆满了书稿，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红色字，旁边还粘着一条一条的修改记录。他后来才知道，这就是鼎鼎大名的刘大杰先生，一个朴素、瘦小的老头。 刘大杰先生在《中国文学发展史》的“重版前记”里面这样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金性尧同志利用业余时间，在多方面给了我许多具体的帮助，我在这里向他深表谢意。” 父亲实际上做了许多编辑之外的工作，当年那种编辑和作者之间相互融合、相互切磋的精神，真的很感人。《中国文学发展史》1962年的修订版，也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最具学术价值的。 主持人：今年是金性尧先生逝世十周年。去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成立60周年时，高社长也说过，要做古籍整理编辑，天分和勤奋都要有，但毫无疑问，勤奋是第一位的。您认为老一辈编辑有哪些作风是值得今天的青年编辑学习的？ 高克勤：刚刚金文男同志讲他父亲的故事，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解答。我补充说一下，当年不像我们现在用电脑检索这么方便，《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好多材料都是金性尧先生一本书一本书地去翻找核对的。 说到我们社的老一辈编辑，金性尧先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位。我们虽然仰望他，觉得他很了不起，但实事求是说，在当时的编辑群体里，他并不算是最出色的一位。 比如古籍社的创立者李俊民先生，发掘了一大批有学问的编辑，像胡道静、金性尧等，都是他招进来的。有的去世比较早，所以大家不太了解。比如当时的副总编辑陈向平先生，是抗战时候《东南日报》副刊的主编，发现了一个很有才华的中学生，就是金庸，他采用了金庸的投稿。古籍社当时有四大编审，像吕贞白、裘柱常等，都比金先生年长，学术地位更高。金先生也是编审，是“文革”后评的。 金先生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成就？我认为，一个是天资，他16岁就开始在舟山发表文章，其次就是勤奋和坚持。金先生在1932年到1949年这段时间写了不少文章，1949年以后的20多年，受当时政局影响，做了编辑,写得不多，但他将工作和读书结合起来，完成了一个从作家到学者、编辑的转变过程。他一生的积累在退休以后的三十年里勃发，所以三四百万字的作品中，60%到70%是他晚年写的。 这些老先生树立了一个典范，但现在的青年编辑能不能达到呢？我看有点难。金先生没读过大学，16岁就开始到上海闯荡，何满子先生也没读过大学，但他们看的书比我们多得多。他们那时候完全靠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以一直在学，一直不停地在写。他们工作的年代是计划经济时代，中华上编的十年间，总共就出了五六百本书，一年也就五六十种书，当时编辑的工作量是六十万字一年，金先生做小丛书的话，一年35万字就行了，所以有时间反复打磨。 再看看我们现在，忙得很。现在进来的青年编辑基本都是硕士、博士，受过系统教育。但是现在每年的作品量也扩大了，逼着编辑看得快。我1986年入社做编辑，那时候还是铅字时代，中华印刷厂排一本书要半年、一年。现在是电脑时代，一百万字大概一个礼拜就排好了，让你没法从容。坦率地说，我们这一代人的工作压力，比金先生当时大得多，这不是自我辩护。现在的青年编辑确实比前辈承受着更多的压力，工作量起码是以前的五倍。尽管如此，还是希望我们的青年编辑要有所作为,沉下心去做学问，我们选择了编辑这个行业，就有责任做好传承文化的工作。 “我所有的文章，第一读者都是父亲” 主持人：我知道金文男老师原来是古籍社校对科科长，刚才听说您母亲其实也参与了一些编辑的工作，可以说全家都做出了很多贡献。《唐诗三百首新注》出来后，您又花费十年功夫，增补了前人评语，后来也校注了《浮生六记》。我们想知道您本人是怎样走上写作和编辑道路的呢？ 金文男：这个问题说来很惭愧，我1979年进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很多岗位上都干过，在校对科工作的时间最长。 我是六八届，学过初中一年，文史方面，尤其是古籍方面，太幼稚了。1979年我刚进古籍社时，什么都不懂，父亲对我发过“调头”（指示），说，没关系，你从头学，自己白天从工作当中学。所以我后来选了校对科，因为校对科可以一边校，一边学。另外是利用晚上时间，所以我进了华东师范大学的夜大学整整学习了五年。 随着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属于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就只能忙里偷闲地学习。父亲的很多稿子，包括《唐诗三百首新注》，都是他写好了，我和母亲帮他抄一点。抄的时候有不懂的就提出来，他就会给我讲解。虽然有不少情节我自己已经忘了，但他在日记里都提到了，比如“今天为文男讲《诗经》”，第二天又是“为文男讲《尚书》”，等等。就这样，在父亲的耳提面命下不断学习，慢慢地在工作中也能够独当一面了，于是我 业余时间也会写点东西，包括报刊的小文章和论文。 我后来也写过一点著作，最典型的一本，是父亲为香港中华书局主编的一套诗词坊丛书，共15本。父亲当时有一本叫《炉边诗话》的书，香港中华书局觉得这类文章很好，适应香港读者的阅读习惯，就通过我找到父亲。当时我陪他见了香港中华书局的主编钟洁雄女士，钟女士表示我也可以写一本，让父亲帮忙修改一下。父亲便让我从15个选题中挑一本最有把握、最有故事的。我就选择写了白居易和元稹，书名就叫《诗情与友情》。 我所有的文章，第一读者都是父亲，他是老编辑、老法师，有时候会帮我修改。渐渐地，我自己有把握了，就不用他修改了。后来的个人著作有四本，还有合著。合著的书里特别提一下《浮生六记》，这是高社长约稿的。我做好以后给父亲看，他表示里面有很多错，帮我改了出来。他还问我为什么不出注。我说我注不了，他也帮我加了好多。这本经过他修改增补的《浮生六记》，在国内的很多校注本中，至今都是比较权威的一本。国外学者也会引用古籍社的这本，一是因为古籍社的品牌，二是因为父亲的挂名。我当时自己写了一篇前言，父亲说我写得太嫩了。当时他已经八十三四岁了，写长文写不动了，但还是勉强趁精神好的时候写了一篇前言。这篇前言有一定学术价值，父亲后来在自选的集子中将它收录进去。 当年父亲被戴上“反革命”帽子，影响了我升大学，我还怨过，想着父亲如果是一个售票员，或者是一个扫垃圾的，多好。后来我顶替父亲进了上海古籍社，他虽然退休了，但依然培养我，提携我，我渐渐地也体会到了他对我的帮助和影响，非常感激。母亲去世以后，生活上是我在照顾父亲，但学问上是他在培养我。 父亲去世以后，我做过一个纪念集，是由舟山政协文史委资助的。在这本集子中，我有幸收到了一篇沈鹏年先生的文章，披露了父亲编《鲁迅风》时期，同一些著名文人的通信，从这些白纸黑字的书信中，我有幸看到了父亲当年做过的许许多多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当年《鲁迅风》没有出版经费，父亲就自己出钱，还接济了很多文化名人。郭沫若从日本秘密回来时，父亲为他传递过书信。后来父亲接受了中共地下党员的安排，还出面主编了《文史》。 这些事情父亲生前从来没有跟我提过。他晚年耳朵听不见，非常依赖我，但年轻时做过的这些好事，只字未提。但是，他早年为《古今》写文章这件事，却给他心里蒙上了沉重的阴影，还著文作检讨。一位老人在晚年会有如此沉重的忏悔，我至今都觉得很难过。自己做的好事他不记得，为《古今》写文章这件看起来不好的事，却让他毕生不能忘怀。 我退休以后，全力以赴整理父亲全集，至今已做了九卷全集，四卷集外文，十三卷，一共六百万字。这些大概是在三四年中做出来的，离不开陈子善先生、以及古籍社的两位老编审的鼎力相助。我想把父亲的全部文章收起来，供年轻学者研究，让历史来说话。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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