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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建德:蔡老师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恢复高考前一两年,一位姓蔡的奇人突然在杭州出名。他四十多岁,英语说得非常流利。
    我家住浙江大学宿舍区建德村,邻居邬列幸有段时期与他略有来往,颇有点拜他为师的味道。我那时在自学英文,完全没有章法,还尝试做一点不成样子的翻译,听和说都不会。有一天,列幸突然带蔡老师来我家,我紧张得说不出话来。蔡老师长得高,脸庞宽大,头发剪得很短,微有白发,牙齿已经不大齐全了,说话漏风。他穿的中山装,原来应该是蓝色的。由此看得出他生活窘迫的程度。不过他坦然自若,坐在我家旧藤椅上,打开了他英语的话匣子。蔡老师差不多是独语,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场景。
    1977年,我常去位于杭州大学路的浙江图书馆阅览室,多次看到蔡老师也在那里查阅报刊。蔡老师微微含笑,有时我们还打个招呼。我装出急匆匆的模样,生怕他和我说英语。
    最近才得知,蔡老师出生在上海,父亲是沪上工商业界的著名人物,小时候家里为他请了一位美国家庭女教师。或许蔡老师说英语有点像十八九世纪俄罗斯上层社会说法语。友人告诉我,他读过大学,不知是圣约翰还是复旦。这一信息帮我推断出蔡老师的大致年龄。圣约翰大学原址在上海万航渡路,离我复旦的老师丁兆敏先生家(已拆)不远。1952年秋,这所中国资格最老的大学停办,整个外文系转入复旦。蔡老师入学圣约翰,毕业于复旦。
    七十年代的时候蔡老师一个人过日子,住在上城区清泰街一带,二楼独间,不算小,但是没有什么家具,地上堆了一些被褥。我记忆中蔡老师的神情,却好像从不短缺什么。用“处涸辙以犹欢”来形容他还偏俗。由此想到《美国的民主》一书作者托克维尔在评论冒险精神时表达的观点:贵族出生的人,反而不大会将安逸的生活和物质享受当作生活的目标,那些令奋斗中的人渴望不已的事物,他们早就见识过了。
    某个夏天,列幸带蔡老师到建德村东边的城河里游泳,惊讶于蔡老师的泳姿(这就和我近日听闻的消息相吻合了,蔡老师年轻时在上海喜欢打水球)。那时不少杭州人带了肥皂和毛巾,放在城河边的斜坡上,专去那里洗澡。蔡老师去游泳,也是顺便洗个澡吧。很多家庭还没有通自来水,通了也不很舍得用,省几分钱,并非小事。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