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即著名理学家程颢和程颐。二人为同胞兄弟，都师从周敦颐、邵雍父子等一代大儒，后人合称他们为“二程”，程颢年长称大程，程颐居小称小程。由于他们世居洛阳，其学说被称为“洛学”。
“二程”都曾在嵩阳书院讲学，后来又分别以明道书院和伊川书院为阵地传播其学术思想。“二程”虽为同胞，同主洛学，但二人性格志趣大异，“大程德性宽宏，规模阔广，以光风霁月为怀；二程气质刚方，文理密察，以削壁孤峰为体。其道虽同，而造德自各有殊也”。
程颢，字伯淳，世称“明道先生”，出身官宦世家，少年天才，10岁会写诗，15岁时与弟程颐一起拜周敦颐为师。25岁中进士后进入仕途做过京兆府主簿、上元县主簿、泽州晋城县令等职。宋神宗时期升任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后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辞去官职，来到洛阳，一心讲学传道，直至离世。
在今天山西晋城城市北边有一个村庄，名字很特别，叫“后书院”村。村民质朴大方，举止文雅，言谈颇有古风。传说这里曾经荒无人烟，直到程颢在此地举办乡校才让这个地方渐渐发展成了村落。后人修了明道祠堂以纪念程颢。天启（明熹宗朱由校年号）年间在此立石碑书“古书院”三字，此地就成了书院村。
《宋元学案》评价程颢“资性过人，而充养有道，和粹之气，盎于面背。门人交友从之数十年，未尝见其忿厉之容。遇事优为，虽当仓猝，不动声色”。程颢的讲道让学生“如坐春风”。“如坐春风”这个成语即典出程颢讲道，说“朱公掞见明道于汝州，逾月而归。语人曰：‘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月’”。朱光庭是北宋一个以正直敢为闻名于世的官员，他最初跟随胡瑗学习，胡瑗教他“忠信为本”，此即成为他一生践行的原则；后又跟从孙复学习《春秋》；当程颢在汝州讲学时，他入门听讲，如痴如醉，听了一个多月才回去。
程颐与程颢年龄相差仅一岁，虽为兄弟，但性格迥异，人生之路、为学方法也不同；虽同为洛学，但学术观点同中有异。
程颐，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公元1220年，赐谥曰正公。公元1241年，封伊川伯，从祀孔子庙。
程颐早年的求学经历与其兄程颢相似，但成年后的经历则迥然不同。程颢25岁中进士后即进入宦海，且成就斐然；程颐一生则主要致力于求学问道。
程颐讲学主要在嵩阳书院和伊川书院。公元1072年，程颐和其父兄一起在洛阳讲学，听者络绎不绝，讲学之地后来辟为嵩阳书院以纪念二程。公元1082年，四朝元老文彦博将其在鸣皋镇（河南洛阳伊川境内）的庄园赠送给程颐建院讲学，并送十顷好田作为学田。程颐遂在此创建伊皋书院，此后直至去世前的20多年间，他便主要在这里著书、讲学、授徒。因书院在伊川境内，该书院也叫伊川书院，程颐则被尊为“伊川先生”。
王守仁，浙江余姚人，因早年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加之曾在越城创建阳明书院，因此，世称“阳明先生”。他出生在一个显赫的家庭中，父亲王华是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的状元，家世渊源可追溯至东晋王羲之。书香世家的浸染熏陶和他本人的勤学颖悟，成就了王守仁出类拔萃的文韬武略，也成就了他传奇的一生。
王守仁少年时期就立下了做圣人之志。12岁时，与老师讨论学习目的，老师说读书的第一等事是科举，他则认为读书的第一等事应当是学做圣人。此后，王守仁一直执着追求着他的圣人之路。
经过多年的参悟、思考，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王守仁正式提出知行合一的命题，并公开传播知行合一说。他传播其思想学说的阵地与朱熹一样，也是书院。
正德十一年，朝廷派王守仁以正四品左金都御史的官阶巡抚江西南安、赣州和福建汀州、漳州等地，意在让他前去解决困扰当地多年的“山贼”问题（主要是农民起义）。不到一年，王守仁就肃清了此前让当地官员头痛不已的大股“山贼”。
他是如何肃清山贼的呢？王守仁找到的方法就是广施教化。他开始了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最有意义的事情——发展教育。正德十三年，王守仁在赣州广泛建复书院，以教化民众、笼络人心。据统计，就在正德十三年，他在赣州新修义泉、正蒙、富安、镇宁、龙池五个具有社学性质的书院发展教育，传播讲学。
王守仁讲学传道最有名的书院当数其家乡的稽山书院和阳明书院。说起来这还得“归功”于朝中无能之辈对他的嫉妒与打击。仕途上，王守仁屡遭奸人的妒忌诽谤，政治上受到压制。1521年，正德驾崩，嘉靖即位，王守仁以为施展抱负的机会来了。然而，新君即位并没有适合王守仁的政治舞台，在朝廷内部的帮派斗争中，王守仁仍然是牺牲品。大失所望的他上疏请辞，返回了家乡余姚，在家乡一待就是六年。这六年，他专注于讲学授徒，创建了姚江学派。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随着“王学”的兴盛，为了方便更多学者聆听大师的宏旨幽微，嘉靖四年，王门弟子集资在各地兴建阳明书院，他思想传播的规模越来越大。
嘉靖六年五月，因朝廷对付不了广西田州、思恩的土司造反，因重新起用赋闲在家的王守仁。王守仁在赴任途中，仍一路讲学不辍，在翟州、常山、南昌、吉安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讲学踪迹。嘉靖七年，王守仁在南宁创建了敷文书院。
然而此时，王守仁正饱受日渐加重的肺病的折磨，于是上疏告归，希望能够将苟延之躯送回到故乡。令人遗憾的是，书院的诸友及亲人翘首以盼，却等来了大师客逝归途的噩耗。
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黄宗羲呱呱坠地，从此开启了他虽科场屡屡失意，但道德文章、学术成就、思想高度均堪为世范的一生。
黄宗羲主要在浙江的语溪（桐乡）、越中（绍兴）、海昌（海宁）、甬上（宁波，因在甬江边，故以“甬”或“甬上”代指）等地讲学，其中，甬上证人书院是他最重要、最钟爱的讲学阵地。
证人书院最初建在绍兴，是恩师刘宗周讲学之所。公元1645年，清兵入关，南京、杭州相继失守，不少儒林中人降清，刘宗周痛心于此种玷污名教的贰臣行为，抚案恸哭，绝食数日，舍身成仁。刘宗周去世后，绍兴证人书院即停办。康熙六年（公元1670年），在绍兴证人书院停办25年后，黄宗羲与同门学友一起恢复了绍兴证人书院的讲学活动，专意阐扬老师的学问气节。不过，黄宗羲心仪的讲学处不是绍兴，而是甬上证人书院。
康熙六年，黄宗羲首次应邀到甬上讲学，甬上的“策论之会”更名为“证人之会”“讲经会”。
康熙七年，黄宗羲再次到甬上，正式在“讲经会”的基础上创建了甬上证人书院。书院主要组织讲会活动，一般一月两次。每到讲会时，来者均手执经书，衣冠楚楚，依次就座，秩序井然。在书院，黄宗羲时常为大家解惑释疑，讲道论理，其“言论丰采，翕然可观”。
黄宗羲在讲学的同时，还笔耕不辍，著述宏富。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黄宗羲经过八个寒暑奔走跋涉广搜明人文集，以近70岁的高龄，潜心披阅梳理，编成200余卷的《明文案》。然而，在他看来，明代作者超过唐代，《明文案》仍不足以“存一代之书”，于是继续以近80岁的高龄，四处奔波，披沙沥金，直到84岁时，终将《明文案》扩编为482卷的《明文海》，真是可叹可敬！
康熙三十四年，黄宗羲久病不起，命在旦夕。面对死亡这一人生大课题，一代哲人黄宗羲淡定而从容。他嘱咐家人丧事从简，只需一棕棚、一石床埋入黄土即可，连棺材都不必用，更不需要有吹吹打打做佛事、化纸钱之类的繁文缛节。在极其重视丧礼的我国传统社会，遗嘱之中为自己定下如此简单甚至是简陋的丧事，需要多么超脱的人生智慧与勇气！他劝慰家人不必悲伤，因为自己“可死”了。临终前四天，他写信给孙女婿说自己：“年纪到此，可死；自反平生虽无善状，亦无恶状，可死；于先人未了，亦稍稍无歉，可死；一生著述未必尽传，自料亦不下古之名家，可死”。黄宗羲用四个“可死”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了圆满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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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出版社读书会微信公众号
责编：周凤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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