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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乐山和他的获奖小说(2)


    本文作者虽然很久没有从事文学创作,但他翻译了很多欧美文学作品,也译过《第三帝国的兴亡》等书,最近又翻译了《西行漫记》。从这篇小说的写法上,可以依稀看到作者受到西欧作家创作方法上的影响。这也值得我们借鉴。
    这篇“编后记”,从笔法和内容来看,应该出自《笔会》主编徐开垒的手笔,从中可以看出他对董乐山非常了解。上世纪四十年代,还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的董乐山以“麦耶”笔名写作剧评,徐开垒则以散文创作散见于上海的报刊。
    1977年初,徐开垒担纲《文汇报》副刊主编后,秉承柯灵、唐弢“两条腿走路”的传统做法,依靠老作家,发掘新作者,联络组织了一大批老作家写作并发表了十年“文革”后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其中著名的有巴金先生的《一封信》(1977年5月25日)。因此,当徐开垒看到《读书》杂志的创刊号,他想到了董乐山这样一些几十年来久无往来的朋友。董乐山在接到三联书店转来的徐开垒来信后,于1979年10月2日回信:
    开垒同志:
    接三联书店转来手书,读后甚为高兴。
    我离沪三十余年,虽偶有探亲机会,但因时间局促,很少探望老友,久居北国,几有隔世之感。还是家兄这次回国,“参考”译载了几篇报道,才有一些旧友来信,恢复了联系。
    吾兄长期主持《笔会》,这我倒是知道的。如今嘱我写稿,实在感到力不从心。三十年来埋头洋书堆中,文思枯竭,一支涩笔重如千斤,不知如何是好,所以只能当个翻译匠聊以充数。此类东西恐不合《笔会》需要。
    只是最近因闲居无事,习作一、二短篇,但又恐不合时令,不敢寄奉,且待“权威”点头认可以后,再来请教吾兄如何?
    很显然,在徐开垒适时的邀约下,短篇小说《傅正业教授的颠倒世界》以董乐山的本名三十多年后第一次在新时期的文坛上闪亮登场。董先生时年五十六岁,成为跻身于八千多应征者当中的“个别人”。徐开垒在重点推出的同时,写作了四百多字的“编后记”,肯定小说“从题材到写法,都很新颖别致”,在以后的版面上又刊登了读者的多篇读后感。小说塑造了一个知识分子边缘人的形象,作者想告诉读者,价值观是相对的。表现了人为了求生存,怎么样去适应环境的变化,以无可奈何的态度接受了命运的摆布。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董乐山“三十年来埋头洋书堆中”,确实受到了西方作家写作技巧的影响,并且运用得相当纯熟。这篇小说毫无疑问是八千多篇应征小说中的佼佼者,理所当然被列入获奖名单。
    《傅正业教授的颠倒世界》的影响并不止于国内,美国的《巴黎评论》杂志1982年冬季号译载了这篇小说,并连续两次发表了对董乐山的采访。
    多年以后,徐开垒几次撰文谈到董乐山和《傅正业教授的颠倒世界》,并且透露些许内幕。本来这篇小说被编辑部初选为二等奖,但在以巴金、冯牧、柯灵、吴强等组成的评奖委员会终审时,认为应该评为一等奖。徐开垒写道,“不能不深感当年以巴金为首的评委会师友们对作品的鉴赏能力,比我高明。”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董鼎山、董乐山两兄弟已成为双峰并峙的公众人物。不过,评论界对董乐山的文学创作和学术成就,往往忽略了他的小说创作,尤其是新时期发表的《傅正业教授的颠倒世界》在当代文学的重要地位。
    徐开垒在怀念董乐山的文章《“钩沉”》中写道,“现代文学需要‘钩沉’,当代小说呢?我看像《傅正业教授的颠倒世界》这样的作品,无论如何也不能叫人忘记的……”李辉在“《董乐山文集》编后随感”中,对《傅正业教授的颠倒世界》如此评价,作者“仍保持着一种对生活的敏感和对命运的嘲讽意味,只是显得更为老到辛辣,这自然得益于他当‘右派’多年的磨砺体验,得益于他对奥威尔作品的熟稔”。
    现在看来,时间未能掩映董乐山正视现实的眼光,《傅正业教授的颠倒世界》堪称难得的短篇小说佳作,与他后来的思想建树是相贯相通的。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