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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辛之24页长信谈论《说九叶》(2)


    关于九叶派的政治性
    九叶派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政治性则是其养分之一。唐湜认为“我们在政治性方面不如七月派”。曹辛之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七月派的政治性是用他那种浅显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呢,我们的政治性是用我们所爱好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表现的形式有差异,对政治性的理解也不同。……我们在诗中所反映的对生活的真实感情,我们的追求和响[向]往,我认为这就是政治,何况我们有不少作品本身便是参加社会变革的斗争武器。我们和他人不同的,只是我们的作品不仅要求他[它]的政治性,还要求它的艺术性,而两者又必须溶[融]合一起,成为完整的艺术品。”在曹辛之的理解中,政治并不是只有那些宣传口号、政治标语、意识形态乃至革命流血,政治更是生活化具体化的。文艺和政治不是谁为谁服务或谁成为谁的工具的问题,在九叶派只有如何能够融合得更好的问题。这和九叶派所主张的“诗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是一致的,他们眼中的“现实生活”既包括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题材,也包括生活在具体现实中人们的思想感情的大小波澜,范围是极为广阔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因此,连七月派的杜谷自己也承认说:“我们写得粗糙,不如你们多矣!”我们看到唐祈的长诗《时间与旗》,正是用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来揭露旧上海繁荣背后的黑暗的一篇力作。时间对于剥削阶级来说,只是“空虚的光阴”;对于革命人民来说,则是获得旗帜不可或缺的成长过程,光明与黑暗形成了强烈的比照。又如杭约赫的长诗《复活的土地》,他把浮沉在旧上海的形形色色的人物都一一作了描绘,用“快到了;快到了!”表达出自己对于光明与新生的希望,暗示国民党反动派的崩溃和革命胜利的到来。
    收到唐湜的回信后,曹辛之于同年6月20日再次致长信给三人。曹辛之摘录湜兄的回复:“对于你的长信,我的看法是应实事求是,不要在政治上与人争胜。政治上,我们(也许你是例外)只是有进步要求,对当时现实有强烈不满,并不反动而已,这就够了;七月派20人中有14个党员,我们之中一个也没有就是事实,如硬要在政治上与人争胜,那就是拿弱点来抵挡别人的强处。”党员的多少并不是用来评价政治性高低的标准,显然唐湜的这一量化指标不切实际。事实上,虽然九叶派和党没有直接的组织关系,但他们也接受党的领导,许多党员朋友都曾从多个方面影响过他们、帮助过他们,最突出的就是蒋天佐。另外,曹辛之认为九叶派的政治性并不仅仅停留在“并不反动而已”,认为这是一种自降身价的表现,“我们的朋友(别有用心的除外)都能从我们的作品中肯定我们在政治上的进步性,而我们自己却认为只是‘不反动而已’,这个,我是不能接受的”。
    关于七月派和新月派
    对比1982年4月曹辛之致三人的长信和曹辛之单独致王辛笛的信,前后两种口吻语气,我们明显可以感受到他是有些克制的。唐湜曾回忆曹辛之在香港与牛汉的争论,说:“辛之虽是江左裁人,不是牛汉样的蒙古莽汉,可火性也是够大的,一点就会着!”而在致王辛笛的信中,曹辛之自己也承认:“我在长信中虽然就这个问题上谈了不少,为了尽量照顾到他(唐湜)这份自己主动来《说九叶》的积极性,我是有些克制的。”是什么让曹辛之对唐湜兄,他口中的“胖子”、“胖兄”这样气愤呢?
    第一,唐湜将他和绿原作比较。唐湜在《说九叶》中对曹辛之的长诗《复活的土地》大加赞赏,认为这诗的“成就超过了绿原”。在致三人的长信中,曹辛之平和中带着点怒火:“绿原的诗……说老实话,诗味太少,多是些大白话。用这些诗来和我比较,说我‘超过’了他,这并不是我的骄傲!”在单独致王辛笛的信中,这份怒火燃烧了:“把我和绿原来比较(这是他惯用的手法,用这个比那个,也不问合适不合适),我不知在哪一点上和绿原可以放在一杆天平上去秤[称]?绿原的诗,我读得不多,我看到的诗中,有些句子却没法理解……胖子对绿原过去就推崇备至,甚至还写文章吹捧他,把穆旦等拉在一起讲,实在莫名其妙!”对于七月派,曹辛之从来没有否认自己内心的伤痛。40年代,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他们那种唯我独‘左’的强烈的宗派主义作风,在当时——白色恐怖的国统区,损伤了多少战友和朋友”。虽然他和七月派的朋友也时常接触如杜谷、牛汉等,但他的心中是有数的。虽然他对于七月派长时间被打成“反革命”,七月派成员长时间遭受种种不幸也深表同情,虽然他对《白色花》的出版也表示高兴,但他明白要掌握一定的分寸,一定“要有自己的身份”。
    第二,唐湜说他“追步新月”。致王辛笛信中,他愤慨道:“他的《月下诗会》,说我‘追步新月’,说‘拿画眉的工笔勾描……’我在胖子的笔下成了张敞,把与蒋家王朝的斗争当作闺房中的乐事。我并不害怕被人划为‘新月派’,但在一个老朋友,还是一个老战友的眼里当作‘新月派’,那就是怪事了。”对于新月派,曹辛之从心底里尊敬他们,但他更尊重自己的时代。因为自己所处的时代和新月的时代究竟不同,“我自问并不落后于时代,从我的为人、我的经历、我的作品(文学方面和美术方面)都可以得到证实”。他对《九叶集》有着严格的时代界定,对于自己创作风格要表现的时代性要求就更加严格了。时代对于他来说,不仅仅是岁月的印痕,更是创作的养分,他要让作品无愧于时代。
    也许这只是唐湜一贯的文字风格,习惯于将A比作B,喜欢用“契诃夫式的……”“卞之琳式的……”句子,但将曹辛之的创作风格和七月派与新月派作对比,实在欠妥。七月派犯过错误,因为宗派主义作怪,深深地刺伤过九月派,再加上其作品强调革命性,缺乏艺术性;新月派也被人诟病,他们大都有意或者无意远离社会现实,缺乏现实的张力。这两者都和九叶派相去甚远,九叶派的诗歌主张是“诗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要正视现实生活,表现真情实感,强调艺术的独创精神与风格的新颖鲜明”。历史上的错误不是没有,九叶派曾长期被曲解为脱离现实的“唯美派”、“现代派”……因此他们遭受过许多不公正的对待。不论是唐湜的有意还是无意,这样的“帽子”对于曹辛之来说,实在承受不起。何况所有的评论文章中,惟有“胖兄”一人道“追步新月”,于情于理,多少令曹辛之内心不快。
    “听,你手拿画笔的诗人/你纤细的笔下怎么能发出粗犷的呐喊声音/你在海上的小城堡里蛰伏”,这是1975年唐湜在家乡怀念“九叶”诗友时,为杭约赫写的《遐思:诗与美》十四行诗的开头段,几笔勾勒,就素描出诗人杭约赫细腻与粗犷并存的创作风格。“像谁的动物诗里的蜘蛛/要在风雨里吐长长的飞丝/去捕捉新月下意象的雾/作自缚的密网自如地栖迟!”兴许,“追步新月”就出自这里,唐湜只是用惯了他对比的手法,目的是想表现杭约赫作品中鲜明的艺术特征。1995年5月19日,曹辛之先生因病逝世。《诗探索》特辟“纪念曹辛之”专栏,老诗人唐湜在《曹辛之(杭约赫)论》中又提到了这首诗。曹辛之与唐湜的真挚友谊不容置疑,80年代书信中展现的他们对《说九叶》的分歧,反而更让我们感受到曹辛之其人对于历史、对于时代和其他诗歌流派实事求是的态度及其执著的艺术追求。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