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童庆炳二三事：鼓励质疑精神，不改农民子弟本色(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7:11:20 新京报 陶东风 参加讨论
育人生涯鼓励学生为分歧论辩 我与童老师的相遇是富于戏剧性的。1985年，一直在浙江师范大学从教的我参加了研究生考试。原先准备报考的是山东大学文艺学专业一位研究古代文论的教授。但在提交报名表的最后那一刻，我鬼使神差地突然改变主意改报北师大文艺学专业。这是一个影响了我一生的选择。如果没有这个改变，我就不再是现在的我。 1985年夏天，我赴京参加研究生复试，在中文系办公室报到时，办公室工作人员安排我住地下室（那时候是学校负责安排住宿）。正在这个时候，一位穿着灰色西服白色衬衣非常和蔼的老师悄悄走到身边问：“你是来参加文艺学研究生复试的吧？叫什么名字？”我报了名字，他说，“哦，你就是陶东风啊。我是童庆炳。”随即指示办公室人员安排我住在玫瑰园，说地下室潮湿（玫瑰园当时是一个由正方形平房构成的校内旅馆，由于接待能力有限，一般参加复试的学生不安排住这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老师的印象：一个明亮、和蔼的父亲。没有这个最初的印象，我也许同样会是童老师的学生，但也只是一个学生而已。 那一年我26岁，童老师49岁。距今正好整整30年。 入学之后，本来计划三位老师分别带我们13个学生（招生简章写的是三位导师共招收15名研究生，最后考上13个，人称“十三太保”）。但由于种种原因，实际上最后我们13个人全部归到童老师门下。那时候的北京五月份常常风沙遮日，但其余日子却是蓝天白云。这种天气颇似当时思想文化界。我们这个来自五湖四海的研究生团队在年轻的老师带领下雄心勃勃地开始了学术进军。期间最值得记叙的是两件事。一是上课的方式。八十年代中期西方学术名著源源不断进入中国，童老师带领我们阅读刚刚出版的西方文艺学、美学名著（比如苏姗·朗格的《艺术问题》，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等等），然后课堂上进行讨论对话。童老师每次都会带着一个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那时没有电脑）给我们讲课，然后在讨论环节鼓励我们质疑他的观点。作为班长的我总是一马当先，经常和他唱反调。现在看来这里面也夹带了我的表现欲。童老师对于学生的质疑总是表现得宽容大度，从善如流。不但不以为不敬，反而鼓励有加。在我们毕业后还一再鼓励学生学习当年的我向老师发难。现在想起来，研究生期间收获最大的还不是增长了知识，而是通过这种方式、在这种氛围中学会了如何对待学术观点的分歧，如何进行说理论辩，这一点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弥足珍贵。二是老师的提携后进。就在我们入学不久，童老师获批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心理美学研究”。他要求我们十三人每个人负责一部分，这部分可以先写成一本书（后以“心理美学丛书”之名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最后把书中的精华提炼出来合成最终成果。想想吧，一个刚刚入学的硕士生居然有写书出书的机会，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现在很多导师整天让学生填写项目申请表，拿到项目后让学生干活，而自己则牢牢控制经费最后署名还没有学生的份，其境界实在有天壤之别。这件事也对我形成了终生影响，我从那时起给自己立一个规矩：绝不能干剥削学生劳动、侵吞学生成果的事。 6月14日下午6时许，恩师童庆炳教授因心脏病突发猝然离世。惊闻噩耗的那一刻，我知道自己生命中的一角无可弥补地崩塌了。我不再是原来的我。人的一生会与各种各样的人相遇，但只有极少数几个人会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他们走了，你生命中的这部分就永远消失了。恩师于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走了，带走了支撑我生命的那一角。这个缺失将陪伴我的一生。 □陶东风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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