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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军:重读别林斯基(7)


    
    别林斯基生于1811年5月30日,死于1848年5月26日,死得实在太早、太可惜了。在1840年3月24日致鲍特金的信中,别林斯基说过这样的话:“我将死在杂志岗位上,吩咐在棺材里,在头旁放一本《祖国纪事》。我是文学家,我带着病痛的、同时是愉快而骄傲的信念这样说。俄国文学是我的生命和我的血。”(36)为了俄国文学,他不知疲倦地阅读和写作,实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虽然只活了短短的三十七年,但别林斯基却完成了许多人活到老年也未必能完成的工作。他留下十三卷俄文本《别林斯基全集》,而由满涛和辛未艾先生翻译的中文版《别林斯基选集》,也有煌煌六卷,总计290多万字。书籍是作者的人格镜像,是通向真理的林中小路。别林斯基的著作,就是他伟大人格的“客观对应物”,就是他不朽的纪念碑。有这样的著作留存下来,就意味着他的精神将薪火相传。只要人们仍然热爱文学,仍然热爱真理,那么,他就会做为文学批评的伟大典范,而常常被人谈起,就会受到人们永远的崇敬和怀念。
    用别林斯基的尺度来衡量,无论是我们时代的文学写作,还是我们时代的文学批评,都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成熟状态。我们缺乏别林斯基那样的“论战家”型的批评家,缺乏像别林斯基那样把文学当做圣物的纯粹态度。我们把人情世故和利害得失,置于文学之上,害怕得罪人,害怕人家说自己苛刻和不厚道,因此,在展开批评的时候,便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就像刘知几在《史通·直书》中所批评的那样:“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也。”
    在今天,纪念别林斯基,固然意味着对一个伟大批评家的追怀和致敬,也意味着对文学批评前行路向的重新确认。别林斯基的批评文本里,有着引导我们走出困境的“阿里阿德涅之线”。要想改变文学批评的现状,要想遏止写作上肆无忌惮地粗制滥造的风气,就需要具备像别林斯基那样的“论战家”的性格,就需要在我们的意识里注入敢于质疑的勇气,就需要在我们内心培养善于“论战”的能力。假如我们的批评家面对文学,都能像别林斯基那样执著和热诚,那样严格和认真,那么,我们时代的文学风气一定会更好。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