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手稿里的1956年《12年科学规划》(2)
http://www.newdu.com 2024/08/29 12:08:06 中华读书报 庞旸 参加讨论
应当说这得益于接收了原中央研究院的老底子,以及建国之初大批留学海外的科学人才回国。 也许正因为此,当时领导人说起追赶世界先进水平来,还是有几分底气的。正如胡先生所说,“12年规划实际上就是一个追赶的计划”。但非常遗憾的是,这个规划并未能按照既定轨道顺利实施。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政治运动的干扰,到“文革”结束后我国与世界的差距是怎样的呢?还是引用胡先生的话:“1980年开全国科学大会,咱们国家与世界的差距要比1956年搞第一次科学规划的时候大得多了。为什么呢?因为20世纪科学发展得非常快,这时候你要错一点,就比你前边倒退10年。所以我们这10年过去了,人家好多新的领域我们听都没听过,什么分子轨道,对称守恒原则,什么光化学,分子反应动力学,咱们根本连听说都没听说过。人家都是这几年做的。这时候科学已经到了那个地步,堆积出来的东西越堆越多,越用越好啊。” 第四,当时人们的精神面貌。这就是一个比较个人化的感觉了,但一滴水也能折射出江海之貌。从父亲手稿中,我读出了50年代人们那种意气风发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上至国务院、科学院的领导人,下至各学科科学家及我父亲这个年轻秘书,都在为一个新生共和国的科学事业废寝忘食地工作,充满了热情、希望甚至有一种叫做“忠诚”的东西。那时我父亲正当31岁,而立之年,他深知12年科学规划对我国科学发展的重大意义,相较之下个人、小家庭的分量就显得很轻了。 1月到3月,我在母腹中孕育,已近瓜熟蒂落,但父亲没有一天是在家中或医院陪伴母亲,每天从早到晚都在西郊宾馆、西苑大旅社和中南海怀仁堂等地开会、奔忙。3月12日我出生当天,父亲手稿中记着:“上午9点,至西郊宾馆。近日科学规划委员会工作者已大部集中。”“9点,和武衡同志谈。10点,在楼上生物地学组,对新来的工作人员作了报告。午后,武衡召集了学部谈,苏联科学院16位院士将到京,应作准备。5点回。” 那天父亲下午5点才下班,从西郊回到府右街家中或北大医院产科病房,最快也有6点多钟了。 我问母亲,您是怎么生的我?母亲说,肚子痛了,自己拿个小包去医院,生时也是一个人,出院时抱着你,自己叫辆三轮就回来了。 不可思议!在今天,这样的父亲会被看成对妻女不负责任。而在当时,这种工作状态是普遍的。那时提倡的是一种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精神,而父亲和他的同事们正是自觉遵循着这种精神。 接下来的13日、14日、16日、17日,手稿中都有记录。父亲天天忙,忙得不可开交——苏联总顾问拉扎林科做解释发言,科学规划委员会开成立大会,讨论学部草拟和学术秘书处所总结的53个重要项目,等等。这一切都是那么重要,从中自然看不到一点刚分娩的妻子和新生女儿的影子。 写下这些,我对父亲毫无抱怨之意,相反是一种敬佩,敬佩他为了心中崇高的事业和理想,甘于奉献和牺牲。 从父亲的手稿中,我还发现自己过去并不是那么了解父亲。我不够了解30岁的他是怎样忘我工作的;不够了解一直被我看作“外行领导内行”的他,实际上也具体参与了科学工作(比如1月21日在怀仁堂,3月12日在西郊宾馆,代表生物地学组做业务报告);不够了解正式学历只读到完小的他,在文字上是那样有才华。过去我虽然也读过他写的东西,但似都不如这份手稿写得这样简洁、明晰,还时时出现“亦到”“即至”“至院”“座为之满”之类的文辞。难怪后来父亲随张稼夫调到国务院二办(文教办公室)后,独立主持计划组的工作,被文办的同事称为“笔杆子”。 我叹息,不能在父亲生前充分了解他的这些长处,也感慨:低调而不事张扬的人,常会令人在不经意间,越来越多地发现他的优点;而那些生前爱搞个人崇拜的人则相反,他的缺点和问题会在身后越来越多地被人发现。 读父亲的手稿不禁令我联想到后来发生的一切,不由不发出这样的喟叹:如果沿着1956年那种势头发展下来,以当时人们那样的干劲,我们国家的科学事业不是早就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了吗,至少不会相差得那么远。遗憾的是历史开了个大玩笑。正像胡先生所描述的,到1980年第三次科学规划时,已经被世界科学界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手稿中提到的人物,据我所知,范长江、张稼夫、杜润生及我父亲等,都在“文革”中程度不同地受到冲击,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范长江1970年惨死在河南确山“五七干校”一口枯井里。 对于我和我的家庭来说,父亲是弥足珍贵、无比重要的,但在科学乃至社会发展的长河中,他也只不过是一滴水、一朵小小的浪花;这几页手稿,在浩如烟海的科学史资料中,也许无足轻重不足挂齿,但我相信,正像滚滚洪流是由无数滴水和浪花组成的一样,无数小人物的辛勤劳动真诚奉献,才是历史得以向前发展的动力。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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