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手稿里的1956年《12年科学规划》
http://www.newdu.com 2024/08/28 10:08:27 中华读书报 庞旸 参加讨论
父亲去世大半年了。他亲切的形象,仍会时时浮上我的心头乃至梦中。前两天,不经意间,竟与父亲的余泽在网上邂逅。 那天,我正用电脑整理旧文稿,意外发现“孔夫子旧书网”正在拍卖父亲的手稿。拍品介绍:“庞真(1925—,张稼夫秘书,文革下放宁夏五七干校)手稿《1956年张稼夫行程日记》五页,提到张稼夫、张宗佑、郭沫若、范长江等去怀仁堂开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总理等出席”。从只标父亲生年未标卒年,可知这个拍卖是在父亲生前就开始了的,而此时实际上已经结束——父亲的手稿被一位叫“力为”的买家拍得,时间是2017年4月18日,距我发现它整四个月。 我在电脑上将手稿照片放大,仔细地阅读。读罢,我感觉,对于中国现代科学史来说,这是一份难得的、有价值的历史文件。它详细、逼真地记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科学界的一件大事——12年科学规划的产生过程。 当时,我父亲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书记张稼夫的秘书,记录张先生每日的行程及工作内容是他的职责所在。父亲有记笔记的习惯,而这份手稿,时间从1956年1月2日到3月17日,跨度3个半月,但不是逐日记录,而是“跳着记”。可见它不是一般的工作日记,而是有选择地记录了中国科学院最高领导层和科学家们酝酿、研讨12年科学规划的过程。尤其令人瞩目的是,记录了郭沫若、张稼夫、范长江、张劲夫等科学界领导,以及严济慈、童第周、吴有训、尹赞勋等科学家多次去中南海怀仁堂,当面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陈毅、李富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报告,并聆听他们对科学工作指导意见的情形。 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我国科学界从国家层面曾做过三次大的科学规划,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次,1956年的《12年科学规划》。它的制定,使“中国科学技术事业不仅有了一个发展纲领,而且以保障这一发展纲领的实施为依据,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科学技术体制,并由此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我的父亲,以他当时的特殊身份,做了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我还注意到两个巧合,一是,父亲写作这一手稿的时间,正是他的大女儿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时间;二是,力为先生拍到这份手稿那天,4月18日,正是父亲92岁的生日——他老人家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个生日。生生死死,都与这份手稿有了某种联系。不知只是时间上的巧合,还是冥冥中确有某种命运的关联? 还有一个巧合,是我刚刚帮科普出版社整理了化学家胡亚东先生的“九十自述”。胡先生当年参加过《12年科学规划》及后来几次科学规划的制定,并作为中科院化学所所长,践行了这些规划在化学领域的具体实施。结合胡先生几十年的亲身经历,再来看父亲1956年的手稿,使我对一些问题有了特别的体会。 第一,上个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最高领导层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还是非常重视的。 父亲记道:1月21日下午,由郭沫若院长带领各学部负责人,到中南海怀仁堂报告科学工作,出席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陈毅、李富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部各省负责人共1400人”,父亲感慨:“料不到人民政府看科学如此重要”;1月31日,科学院领导又到怀仁堂听李富春副总理报告“远景科学规划”,目的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社会,要提高生产力必须掌握现代科学,最新技术,必须(在重要科目上)赶上国际水平”。这是从国家层面上向科学界提出的目标。 胡亚东先生在《九十自述》中说:“由国家主持做一个科学发展12年规划,是全世界第一,只有在计划经济下才能干这事。” “因为国家是一个新的国家,没有科学不行,不论从文化方面也好,从将来的国力也好,工业也好,国防也好,这是个基础。” 第二,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父亲记道:2月16日三学部在西郊宾馆汇报,范长江(时任国务院二办副主任)传达周恩来和李富春的指示,提出“此次12年远景规划要求目的为生产服务,为国防服务,为科学发展本身,三者须兼顾”,并说:“我们已有基础的学科,如数学、力学,也要发展,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与此同时,重申了1月28日提出的规划的四个要求,即1.国家必要建立的空白科门,如电子学;2.综合性问题,如长江、黄河、柴达木综合考察;3.国民经济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如农业上所需要的化学肥料;4.各产业部门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由此可见,这次科学规划虽然提出“三者兼顾”“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但天平还是向实际问题倾斜的。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科学向技术、向生产实际倾斜,也是题中之义。关于这一点,胡亚东先生的《九十自述》也提供了佐证。据他回忆,当时有科学家向周总理反映基础科学不足的问题,周总理指示说,你们这科学规划怎么都是技术的,应该有一个基础科学方面的。最后就加了一项,第56项,叫自然和基础科学,所以基础科学(在规划中)只占五十六分之一。 第三,追赶世界先进水平。 从父亲手稿中,可看出当时的领导层企望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迫切心情,多次提到“12年内组织好全国研究机构,7年补起重要空白,12年要接近国际水平(1月12日)”。为此在人才配制上也做了具体安排,不仅调地方工业部长张劲夫来担任副院长,主持全院工作(2月20日),而且“国务院赞同到1967年分配给院三万名大学生,其中一万是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要争取留学生和调动技术人员统有优先权。(1月12日)” 据科学家们回忆,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科学技术水平,至少在一些学科上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并不是很大。如胡亚东先生在《九十自述》中说:“那时候从科学的水平来说,大家感觉到我们比世界并不是低得很多。当然从领域来说我们比较少,譬如这化学发展领域有50个,我们也就在10个领域里面做点工作,但这10个领域的工作也不见得差,所以做那规划的时候我们并不觉得很困难。”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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