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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问》研究四百年综论


    【作者简介】毛庆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430077
    【内容提要】  综观两千多年《天问》研究史,大略可分前后两大段,明末至今为后段。这后段四百年的《天问》研究,呈现一派新局面,而又以20世纪80年代以后最为突出。四百年间,极具学术魅力的《天问》错简整理,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收缩的大轮回,现在又处于发展期;艰难的问题分析和本事考索,也由于新材料、新知识、新方法的引入,而取得突破性进展。
    【关 键 词】《天问》/错简/本事/研究
     
    楚辞研究,从来称难,清人吴世尚即有“骚难读于诗,难解于诗”之叹(注:吴世尚:《楚辞疏·自序》,清雍正五年(1727)尚有堂刊本。清人贺宜孙亦有同感,可见《骚筏·前言》,康熙庚子(1720)《西河文集》本。),姚培谦、张亦枢也有“读庄易,读骚难”之感(注:姚培谦:《楚辞节注·张亦枢序》,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刻本,此虽为张亦枢言,而姚培谦亦有近似看法。),这些多以毕生精力治楚辞亦治《诗经》或《庄子》的学者,所吐当是甘苦之言。楚辞难解,《天问》在楚辞中又“最为难解”,东汉王逸距屈原不远,又是宋玉同乡,其注《天问》已有一些扞格不通之处;宋朱熹博闻强识,学见精纯,释《天问》也不敢轻易下笔,十二处以“未详”存疑(注:分别见王逸《楚辞章句》卷三,清同治金陵书局校刊汲古阁本;朱熹《楚辞集注》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7-59、61-64、68、70页。),可见研究《天问》之不易。但《天问》幽奥神秘,气铄古今,文深体怪,波谲云诡,堪称千古第一奇文,无穷的魅力吸引着历代无数学人探赜索隐,以致绵延两千多年(注:《天问》研究,应从西汉刘向(公元前79年——前8年)辑校《楚辞》算起。),俨然已成一门专学。
    综观两千多年《天问》研究史,大略可分前后两大段,前段为西汉至明末,成就主要在校刊、整理、训诂、释义上,与传统治经方法大体一致,可说为《天问》研究打下了基础;后段为明末至今,学界在继承发展前段传统方法基础上,开始了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之探索,新思想、新知识、新理论、新方法引入《天问》研究,呈现一派新局面,成果不断涌现,成就几近辉煌。我们下面要评述的,主要就是这后一段。
    一
    这逾四百年之后一段,若以年代划之,又可细分为四段:
    明末至清末(公元1600年——1900年)为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两大社会变故(清人入关和西方列强入侵)所引发的民族危机,反而大大推动了楚辞学的发展,《天问》研究也随之出现了新局面。这局面在形式上的显著标志,是第一次出现了《天问》专著。
    有清一代《天问》专著有三本:毛奇龄《天问补注》、屈复《天问校正》、丁晏《天问笺》(注:毛奇龄:《天问补注》,清康熙庚子(1720)《西河文集本》;屈复:《天问校正》,1936年陕西通志馆排印《关中丛书》本;丁晏:《天问笺》,清光绪广雅书局刻本。另,王邦采《天问笺略》属《屈子杂文笺略》之一部分,故不计于单本著作内。)。三书中,《天问补注》问世最早。毛奇龄为一代经学大师,特好辨正图书、排击异学,以驳难求胜。该书《总论》开宗明义,要补《集注》之缺,纠朱熹之误。书中列注文三十四条,详引各种典籍史料,于历史本事、地理方位、名物故实多有创见,资料运用方法亦有创新,总体来说达到了《总论》所宣称的目的。《天问校正》附于《楚辞新注》(该书后有单行本,如《昭代丛书》本)后,屈复认为,《天问》故典难解,文理不顺,故需“校正”。《天问校正》之最大特点,是启疑古之端,第一次提出《天问》错简说,并动手作了若干整理(后面将详述)。对该书之评价,则因学术见解而异,同意错简说者赞之甚高,否定错简说者则最多只肯定其思路的开阔。《天问笺》出之最后,就学术范围而言,也最全面,无论是古事考证、语意探微还是字义阐释,该书均有创见和发明。书中特别注意补王逸《楚辞章句》之缺,凡认为王注义有未尽者,多加以申发或补说,书名所以为《天问笺》,也是取郑笺补毛传之意。
    然而有清一代《天问》研究之成就更多体现于楚辞专著中。即以清代三大楚辞著作为例,王夫之《楚辞通释》重于义理阐发,认为《天问》要旨在于以历史兴衰成败之教训讽谏楚王,“抑非徒渫愤舒愁已也”,以此析视《天问》结构,既与前人相异又言之成理,对后代影响较大;蒋骥《山带阁注楚辞》首次将近代地理知识引入楚辞研究,《天问》部分同样有此特点,书中甚至引陆次云《八紘译史》的“满刺伽四时皆裸,莫斯哥盛夏重裘”来释“何所冬暖,何所夏寒”,而以神话释《天问》也为该书一大特点。戴震《屈原赋注》以朴学见长(注:王夫之:《楚辞通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6页;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81页;戴震:《屈原赋注·天问序》,清光绪十七年(1891)《广雅书局丛书》本。),《天问序》中公开斥责有的学者为“曲学异端,往往务为闳大不经之语”,但又肯定“天地之大,有非恒情所可测者”;其注释方法也与《离骚》、《九歌》、《九章》不同,凡有关天文、地理者皆详细注明,古史、人事则极为简略,有的甚至就不注。考戴震一生思想行事,这显然与当时文字狱有关,由此也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其他有些楚辞著作的《天问》研究,于取得某种成就的同时,方法路径亦往往有自己的特点。如王邦采注释时于版本取舍上不拘一格,夏大霖阐发大义时重视对文句之感悟,陈本礼就全诗“对汤武多微辞”而深探屈原之忠君思想,胡濬源强调“以意逆志”,以超脱态度对文本仅“观其大义”,俞樾因声求义常以通假法求得本字(注:可见下列专著之《天问》部分:王邦采:《屈子杂文笺略·天问笺略》,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刻本;夏大霖:《屈骚心印》,清乾隆九年(1744)一本堂刊本;陈本礼:《屈辞精义》卷二,民国十三年(1924)上海扫叶山房影印裛露轩本;胡濬源:《楚辞新注求确》卷三,清嘉庆二十年(1820)长沙务本堂刊本;俞樾:《读楚辞》,收入《春在堂全书·俞楼杂纂》卷三十,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刊本。)……总之,清代《天问》研究于前人基础上又开出一片天地,研究思想已见新变,各种方法已肇其端。
    清末至民国末(1900-1949)为第二阶段。
    随着清末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西方各种思潮、理论及学科知识大量涌入,而清代本已确立的全方位、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思想,一经与之结合,《天问》研究便出现了新变化、新特点。
    这一时期形式上的明显特征,就是出现了单篇学术论文。最早的单篇论文,大约应算1922年徐旭生发表于《努力周报读书杂志》第四期上的《天问释疑》,其后1925年,游国恩先生便在《国学月报》第四期上发表了《天问研究》(注:此文后载《国学月报汇刊》第1集,开明书店1928年出版。),文中明确指出,屈原所以能创作《天问》,一个重要原因是南北民族思想的差异:“南方民族思想是革新的,是很解放的,他并不受北方守旧思想的影响。”这种从南北民族思想文化差异推求《天问》创作动因的方法,也许是受了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源论的影响,然刘说亦是受了当时新文化、新思想之濡染。随后,1928年,刘盼遂在《中山大学史语所周刊》第三十二期发表了《由天问证竹书纪年益干后位启杀益事》一文,对“启代益作后”一段提出截然不同的解释,认为应是“益干启位,启反攻而杀之”。接着,20世纪30、40年代,顾颉刚、刘永济、闻一多、童书业、唐兰、苏雪林、台静农、林庚等著名学者都先后发表论文,文中多运用新观念、新知识、新方法,使《天问》研究出现了新局面。
    这一时期专著有范希曾《天问校语》,闻一多《天问疏证》(注:此书原为手稿,由季镇淮等1979年整理完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天问疏证》广搜典籍,间引古籀金文,对王逸注详加评析,颇多新见,其疏证方式对后来一批学者影响极大。其他与《天问》有关的楚辞著作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屈原研究》(注:梁启超:《屈原研究》,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十九种,中华书局民国二十一年(1932)出版。)。该著虽未对《天问》作专门研究,但其提倡的突破注经传统,以新途径、新方法研究屈原和楚辞的主张,对整个第二阶段《天问》研究也影响极大。
    这一时期的《天问研究》还有一大特点,即古文字和考古材料的运用。王国维利用新发现的殷商甲骨卜辞,考证出“该秉季德”之“该”即殷先祖王亥(后面将详论),使该句考释获得突破性进展,也引领了一代风气。其后闻一多、姜亮夫、朱季海等学者,运用这方面的材料,也取得骄人的成绩。
    另一方面,清初兴起的疑古思潮,此时也愈煽愈炽。楚辞学界多有人怀疑《悲回风》、《惜往日》、《卜居》、《渔父》等篇非屈原所作,甚至有人连屈原及其作品全部加以怀疑。表现在《天问》研究上,则几乎所有楚辞学者均认为《天问》有错简。
    解放后至“文革”结束(1950-1978)为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的学术出现一个特有现象——大陆与台湾分道扬镳,《天问》研究当然也如此。
    此时大陆学术界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者们也努力运用马列主义研究《天问》,只是急就章似地学习运用很难立竿见影,反映到成果上便是数量极少,1966年以前只有几篇论文,内容上也显出生搬硬套和挦撦的痕迹。“文革”期间,学术研究基本停顿。好在屈原当时被定为“法家”,《天问》也被定为“反天命”之著作,故“研究”还可算得上是没有中断,这一阶段仅有的两本专著——《天问天对注》、《天问天对译注》(注:复旦大学中文系:《天问天对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天问天对译注》,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并因柳宗元荣膺“法家”而得以撰成出版。两书注释态度尚可算认真,注文也还算平实谨慎,至于报刊上的几篇文章则因异文同腔“反天命”而谈不上什么学术性(注:刘哲夫:《天问中的反天命思想》,《人民日报》1975年2月5日;田文:《谈天问中的反天命思想》,《天津日报》1975年2月5日。)。如果从积极意义上理解,以上现象多少显示了学者们可敬的学术韧性,也证明了《天问》研究作为一项学术事业旺盛而强韧的生命力。
    这阶段还有一股潜流在地下运行——一些老专家矻矻孜孜为《天问》研究做着基础工作,或收集资料,或考释文本,当时虽未完成或未能发表面世,却都于其后第四阶段集中体现出来。
    至于台湾的《天问》研究,似乎仍沿着民国时期形成的路线进行,数量比大陆多得多,质量上亦常有新见。著名现代作家台静农的《楚辞天问论笺》(注:台静农:《楚辞天问论笺》,台湾艺文书馆1972年版。),既善于吸收古代学者成说,也善于融会当代学者新论,间断以己意,常能令人耳目一新。特别要提出的是苏雪林,她坚持民国时期既定的目标,三十年来始终在楚辞园地里辛勤耕耘,《天问》研究成绩更是斐然可观——台湾《天问》论文大半出自她手,《天问正简》也于此时出版(注:苏雪林:《天问正简》,1974年初版,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照排本。)。苏先生一贯主张在世界大文化背景上研究《天问》,其具体结论虽未必成立,然研究视野的世界性及总体思路常能给人以启发。
    “文革”结束后(1978——现在)为第四阶段。
    十年动乱结束,大陆迎来了学术繁荣,《天问》研究自然也不例外,先让我们看几组数字:
    1900年——2003年,《天伺》研究成果:专著15部,民国时期2部,1949年至1978年5部——大陆学者2部、台湾学者3部,1978年至今8部——大陆学者7部、台湾学者1部。论文344篇,民国时期24篇,1949年至1978年42篇——大陆学者11篇、台湾学者31篇,1978年至今278篇——大陆学者270篇,台湾学者8篇。
    数字虽不能全部却能相当程度地说明问题。1949年至1978年,大陆《天问》研究无论是专著还是论文数均不及台湾,而第四阶段的专著则超过前两阶段之和,论文更是前两段的四倍以上!这几个相差悬殊的数字说明,随着政治、经济新时期的到来,《天问》研究得到发展,进入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时代。
    不单是数量,丰硕的研究成果更多地表现在质量上。
    20世纪80年代初,一批老专家爆发了积压多年的科研能量,纷纷拿出了重量级的研究专著。1982年,游国恩主编,金开诚、董洪利等补辑的《天问纂义》由中华书局出版,该著裒集了东汉至清末近百家旧注,吸收部分现代学者研究成果,然后以按语形式鉴别、评论,并参以己意。其工程之浩大,资料之完备,为历史所无有,堪称集资料、研究于一体的划时代著作。1983年,林庚《天问论笺》经人民出版社问世,该著较集中地展现了林先生“三读天问”之所得,笺释、翻译、历史研究兼备,以精到中肯见长。1989年,孙作云遗著《天问研究》由其子孙心一付梓于中华书局,孙先生20世纪30年代即从闻一多修习楚辞,该著可说是汇聚了一生之心血,长于历史研究的他于《天问》神话和本事考证方面多见功力。还有一些老专家虽未有专书,却在楚辞或其他专著中拿出了《天问》研究的卓越成果,如姜亮夫、汤炳正、钱钟书等,此处不一一列述。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批积学有年、造诣深厚的中年学者与志治楚辞、学识俱佳的青年学人登上《天问》研究主台,他们多以论文形式发表成果,思路开阔,方法多样,学术个性鲜明。他们有的循守师承,于传统方法中出新,如褚斌杰、金开诚、聂石樵诸先生;有的引进新知,以他山之石攻玉,如萧兵、翟振业、刘毓庆等;有的借重考古,寻出土文物求新证,如赵逵夫、江林昌等;有的拓展眼光,从文化背景得新识,如潘啸龙、罗漫等;有的以史为鉴,清理学术史探规律,如周建中、高秋风(台)等;有的重于理论,透析文本看思想,如聂恩彦、戴志钧等……总之是百花齐放,千岩竞秀,呈现出历史从未有过的新局面。
    就总体学术特色和趋势而言,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天问》研究有以下数端。
    一是新学科、新知识、新方法、新理论的引进。大凡考古学、古文字学、神话学、民俗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等等,只要能用上的,概在引进之列。这种学科交叉还有一新特点,即不单是楚辞学者学习兄弟学科、相邻学科的知识,而本来是这些学科的学者也来研究《天问》,如历史学者孙作云、现代文学学者杨义等,甚至自然科学的学者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如遗传学者任本命等(注:杨义:《楚辞诗学·天问:走出神话和反思历史的千古奇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7-370页。任本命:《天对试译》,《唐都学刊》1989年1期;翟振业:《天问研究·任本命同志给翟振业同志的回信》,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345页。)。
    二是注重资料的裒集、整理及统计、研究。继游国恩《天问纂义》后,一批楚辞学者积十年之努力推出了800多万字的《楚辞学文库》(注:该丛书为国家社科规划“九五”重点项目,总主编崔富章,分四大卷:《楚辞集校集释》(崔富章、李大明主编)、《楚辞评论集览》(李诚、熊良智主编)、《楚辞著作提要》(潘啸龙、毛庆主编)、《楚辞学通典》(周建忠、汤璋平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其中《楚辞著作提要》对一半以上的《天问》专著作了长篇评析,其他三卷分别对《天问》的注释、论文、专题作了汇总,堪称当前最全面、最完备、最系统的集资料与研究为一体的大型学术丛书。
    在此基础上,有些学者开始了《天问》研究史之研究,周建忠对当代《天问》研究的归纳,翟振业对《天问》问题的回顾与展望,高秋凤(台)对清代、民国《天问》研究的综述等,均取得阶段性的可观的成绩(注:周建忠、汤璋平:《楚辞学通典·专题》第635页;翟振业:《天问问题的回顾与展望》,《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1期;高秋凤:《清代天问研究综述》,中国学术年刊12期,1991年,《民国以来之天问研究综述》,《教学与研究(台)》1991年第13期。)。
    三是加强了对《天问》艺术的探讨。《天问》之艺术特色,历代学者均注意不够,有的甚至认为艺术成就不高。尽管有少数学者(如清代学者林云铭、现代学者游国恩等)对其艺术结构作过分析,但得不到大家的响应。进入新时期,学者们愈来愈重视《天问》的艺术研究,发表了一批论文,并于专著中多作探讨。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宏洪,近十年来,他有计划地发表了三篇论《天问》艺术成就之专文(注:张宏洪:《单一与丰富的有机结合——一论〈天问〉的艺术成就》,《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4期;《一元与多元的完美相融——二论〈天问〉的艺术成就》,《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4期;《冷峻与热烈的辩证统一——三论〈天问〉的艺术成就》,《宁波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计划中的专著虽尚未出版,但已显示出良好开端。
    以上是四百年《天问》研究之鸟瞰,下面再进一步就几个重要问题作具体观察分析。
    二
    若论《天问》之重要问题,当首推错简。《天问》一文,自王逸开始,即认为有文义不顺畅、不连贯之处,王逸将原因归之于“题壁”。即是说,屈原写《天问》是随壁画题诗,后人从壁上录下,图画不连贯,诗义当然也就不连贯。此说经千余年基本无异议,到宋时洪兴祖方巧妙地反驳王说:“王逸以为文义不次序,夫天地之间,千变万化,岂可以次序陈哉?”(注:洪兴祖:《楚辞补注·天问章句序》卷三,《四部丛刊》影印本。)实际肯定了《天问》文义有序。
    直至清初,屈复与夏大霖才第一次提出《天问》错简说(夏代提出略早于屈复)(注:现学术界一致认定屈复最早提出错简说,然按理夏大霖应更早。屈复《楚辞新注》最早版本为清乾隆三年(1738)弱水草堂刻本,夏大霖《屈骚心印》最早为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刻本。)。即认为“文义不次序”是因《天问》一卷简绳烂断,竹简错位所造成。夏大霖于《屈骚心印·发凡》中推测,“帝降夷羿,革孽下民”以下十二句,应挪于“释舟陵行,何以迁之”之后。并特注明:“愚按此十二句,应是错简。”屈复更于《天问校正》中断定,《天问》“文义不序”原因在于错简,必须要重新整理才能使文义通顺。他将《天问》分为问“日月星辰,山川怪异”与问“女帝、虞、夏、商、周之历史”两大部分,在两大部分基础上又将全文分为九段,当认为某几句与某段内容不相合时,便将其挪到他认为相应合适的段落中去,整理范围比夏大霖的要大得多。不过,屈复这种全无根据单以己意断之的整理法,立即受到朴学代表学者戴震之严厉批评,由于其时学术环境及戴震的学术地位,其后有清一代几乎再无人像夏大霖、屈复这样认定《天问》有错简并进行整理。
    进入20世纪,《天问》错简问题重新被学术界提起,而较早提出这问题的是游国恩先生。1926年《楚辞概论》出版,书中十分肯定屈复对《天问》所作的错简整理,表示了自己的整理倾向,其后于《屈原》中,游先生拿出了整理成果。他对《天问》结尾一段作了大的调动,将第七、八两句(“荆勋作师,夫何长”)和第十一、十二两句(“吴光争国,久余是胜”)调到开头,将开头六句及第九、第十两句调到末尾,认为只有如此文义才通顺(注:游国恩:《楚辞概论·天问》,北新书局1926年版,第136页;该《屈原》为解放前之版本,现已难寻得,此据苏雪林《天问正简》,见所有整理者中,只有苏雪林先生在《天问正简·引言·近人对天问文句的移置》(第9-11页)中,批评游国恩先生将两句搬移时,提到《天问》是四句一简。但此说法无根据,《天问》究竟几句一简,尚待考证。而游先生于《天问纂义》(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83页)中再申己见,其整理次序与《天问正简》所录完全相同,足见苏先生所引有据。)。其后,1937年,唐兰在《天问阻穷西征新解》一文中(注:见《禹贡》,1937年1-3期。),对《天问》中间部分作了整理,改动幅度较游先生的更大。这以后,“错简说”影响越来越大,《天问》整理进入了加速度阶段。
    1953年,郭沫若《天问解题》发表(注:郭沫若:《屈原赋今译》,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4页。),文中公开将“反对整理《天问》”定为封建思想之“孑遗”,并“破旧立新”,对《天问》动了大手术,据笔者统计,挪动达二十处之多。经郭先生整理后的《天问》,原结构已经完全被打乱,甚至可以说已经不见了踪影。1975年,孙作云《天问研究》完稿,孙先生将《天问》看作历史文献,以历史表述的标准要求之,从而判断《天问》有三分之一章次出了错,改动之处自然比郭先生的还多。
    但孙先生还不算对《天问》改动幅度最大者。1974年,台湾苏雪林《天问正简》问世,书中将《天问》分为天文、地理、神话、历史、乱辞五大段,又判定这五大段句数当为定数:前三大段每段均为44句;历史一段又可分为三小段,每小段72句;乱辞为24句。由此,《天问》不但章句之间需要调动,有些地方还需补足。也就是说,《天问》不仅有错简,还有脱简。如历史一段,夏代有72句,而商、周两段就有脱简,商代脱了8句,周代脱了6句。苏先生又断定乱辞均为七字句,于是将诗中七言句全部集中到诗尾,然只有23句,由此又断定脱了一句,这一句应在“荆勋作师夫何长”之后。至于错简整理,除天文部分44句保持原样,其余都作了大的改变。
    苏先生自1938年发表《天问整理的初步》起,直至九十高龄还在进行《天问》的研究工作,其间无论社会发生多大的变动,都未能使她放弃,学术精神令人敬佩。她对《天问》整理的过程,实际成为20世纪《天问》整理历程的一个代表。但《天问》整理到这一步,就有因整理而亡之危险,学术界大多不能认可了。此后,即令赞成对《天问》整理的学者,在具体作章句间关系的判属时,都十分审慎。如林庚先生在《天问论笺·错字与错简》中言:“凡在两可之间的,与其相信它错了,勿宁相信它原来的”,并认为集中的错简只有两处。其后金开诚、周秉高等先生(注:金开诚:《屈原辞研究·天问错简试说》,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08-234页。周秉高:《屈原赋解析·天问》,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5-108页。),均认为错简不多,只不过具体整理处与林先生略有区别罢了。这样,几百年的《天问》错简整理,就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收缩的大轮回,现又正处于发展期。
    20世纪初至今,对《天问》错简问题见诸文字的,还有两种见解。一是认为《天问》虽可能有错简,但并不太主张或不具体动手对其整理,如姜亮夫、褚斌杰、杨义等先生(注:姜亮夫、姜昆吾:《屈原与楚辞·天问的内容》,安徽教育出版1989年版,第69-71页。褚斌杰:《楚辞要论·情理兼备的咏史之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页。杨义:《楚辞诗学·天问解题与祠庙壁画思维方式》,第277页。),显现出更为审慎的态度。二是坚持认为《天问》不存在错简,如汤炳正、翟振业、毛庆等(注:汤炳正:《楚辞类稿·天问的段落次序问题》,巴蜀书社1988年版,第279、280页。翟振业:《天问研究·论天问的问题逻辑》,第155-167页。毛庆:《论天问独特的立体结构与抒情方式》,《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年3期。),他们否定“文义不次序”说,认定《天问》有着独特的立体结构和内在的问题逻辑,“段落秩然不紊”,后人之错简说是受了王逸的误导。
    2001年9月,毛庆发表了《析史解难:天问错简整理史的反思》(注:该文见《湖北大学学报》2001年5期,以上诸先生错简整理的较详细情况,亦可见该文。),对《天问》错简整理的历史进行了全面观察分析。该文引用《汉书·艺文志》记载“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的竹简文字情况,朱彝尊《江村销夏录·序》(《曝书亭集》卷三十五)中对简策尺寸之记录,及包山楚简、郭店楚简等出土实物状况,证明先秦重要典籍和韵文,每简均有固定字数,而《天问》究竟几句一简还尚待考证,整理之首要条件目前根本不具备,但几乎所有整理者恰恰忽视了这一最重要的条件(注:所有整理者中,只有苏雪林先生在《天问正简·引言·近人对天问文句的移置》(第9-11页)中,批评游国恩先生将两句搬移时,提到《天问》是四句一简。但此说法无根据,《天问》究竟几句一简,尚待考证。),不能不说是犯了校勘之大忌。该文还指出,即使仅鉴于整理史的经验教训,《天问》的整理也不应该进行——那怕只整理一两句。至于《天问》究竟有无错简?文中从楚辞成书和校点的历史,屈原之创作心理,《天问》的抒情方式等方面,证明其并无错简。
    如果跳开具体问题的争论,从整个学术史角度观察一下,则会发现《天问》错简说与疑古思潮的产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疑古”之风“起于青萍之末”为宋代,而疑古派真正产生,当属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即《九经通论》,今仅存《诗经通论》)出世之时。也正是这以后不久,屈复、夏大霖著作杀青,姚氏早屈、夏二十来年,以姚当时之声望影响,二人不可能不知其学术观点。其后,民国顾颉刚先生“古史辨”学派的疑古之风渐煽渐炽,这正是错简说重新提起并开始发展之时。然而,由于现代大量出土文物接二连三轰击,疑古派已经走向终结。而宋、明两代著名辨伪学者,如朱熹、高似孙、苏轼、胡应麟等,均未提及《天问》有错简,这些学术史之事实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不过,《天问》错简是个极具学术魅力的问题,中国诗歌史上,没有哪首诗的文本整理魅力有它这样大,故错简仍将会不断地被人提起,其文本的整理也仍将继续下去。
    三
    《天问》究竟有多少字?多少句?提了多少问题?这些数字虽自明末开始统计,然一直就未统一过。不同学者据不同版本、不同理解、不同统计方法往往得出不同数字。关于字数,清王邦采《屈子杂文笺略·自序》计为1559字,陈本礼《屈辞精义·略例》计为1545字,今人姜亮夫计为1553字(《屈原与楚辞·第六节〈天问〉》)。句数,林庚《天问论笺》按双句计算为188句,姜亮夫、王从仁等按单句计为374句(注:姜亮夫:《屈原与楚辞·天问》第66页;林庚:《天问论笺》第3页;马茂元主编《楚辞研究集成·楚辞注释·天问》第293页。),也还有计为353句、376句等等的(注:前者见周秉高:《屈原赋解析·天问》,第100页;后者见王延海:《楚辞释论·天问简说》,大连出版社1997年版,第398页。)。至于问题数,则差别更大,明汪仲弘计为150余问,黄文焕计为171问,今人胡小石计为172问,翟振业计为174问(注:分别见汪仲弘:《天问补注》卷一,附于汪瑗《楚辞集解》中,明万历四十六(1618)年刊本;黄文焕:《楚辞听直·听天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本,齐鲁书杜1997年版,集1第587页;《胡小石论文集·屈原与古神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翟振业:《天问研究·天问提了多少问题》,第169页。);而大多数学者采用170多问较模糊的说法,然在这一说法中,郭沫若的统计又很有意思,他介绍虽为170多个问题,但在《屈原赋今译》之《天问》译文中,却只列出162个问题。笔者曾据王逸《楚辞章句》本作过统计,得到的数字是:1559字,374句,172问。若综合各种数字就其大概而言,1550多字,370多句,170多问,是较为稳妥可靠的。
    《天问》所问之170多个问题,上探天文,下核地理,中究人事,可说是包罗万象,贯古索今。由于史事湮灭、典籍散佚、传说中断等因素,屈原所问之本事有些已不知所云,近四百年来,许多学者殚精竭虑求索本事真解,取得了令人欣喜的突破性进展。最典型的例句为“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该”是什么?“厥父”是谁?“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又指何事?千百年来,众说纷纭。而“该”是四句之关键,一旦“该”字释出,四句将焕然冰释。现代学者王国维以殷商卜辞作考证,参以《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汉书古今人表》等,证明“该”即为殷先祖王亥,并进一步推论:“则该与恒皆季之子。该即王亥,恒即王恒,皆见于卜辞,则卜辞之季,亦当是王亥之父冥矣。”(注:王国维:《观堂集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卷九,收入《海宁王忠懿公遗书初集》,海宁王氏1927年排印石印本。)此考证一出,立即得到学术界一致赞同,千古之谜由此破解——原来此是指殷先祖王亥、王恒兄弟与有易部落交往、冲突的——段史事。不过有一点须说明,释“该”为王亥,王国维并非为第一人。唐柳宗元、宋洪兴祖已看出“该”为人名,只是将人物释错;清徐文靖依据《汉书·古今人表》、《竹书纪年·帝杼》,定“该”为“垓”,即“”(即“契”)五世孙“冥”之子(注:徐文靖:《管城硕记·楚辞集註·天问》卷十五,清乾隆九年(1744)志宁堂刻本。),已经接近正确答案;而刘梦鹏更是考出:”该乃亥之误,有扈当作有易。有易有扈,并夏时诸侯,传写讹耳。”(《屈子章句·天问》)实际谜底已解出,只是徐文靖、刘梦鹏所据史料,其他学者多已见过,认为“该”未必即是“亥”。及至王国维以殷商卜辞考之,证据确凿,方确信无误。现在大多数学者不了解这一段研究进程,以为是王国维第一次独立解开了千古之谜,这显然是误认。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些。如:“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王逸、朱熹释“菟”为兔,而释“顾”为动词,清毛奇龄于《天问补注》中引梁简文帝《水月诗》、隋袁庆《和炀帝月夜诗》及古谚、古诗等大量材料,证明“顾菟”就是兔。后闻一多认为:“毛奇龄以顾菟为月中兔名,庶几无阂于文义,而刘盼遂云‘顾菟,叠韵连绵词’,亦无愧卓识。”在肯定了“顾菟”为一个词后,闻一多引用《诗经》、《说文》、《尔雅》、《初学记》等文献,证明“顾菟”最早是蟾蜍,“蟾蜍为最先,蟾与兔次之,兔又次之”,故《天问》用它就应是指蟾蜍而不是兔(《古典新义·天问》)。20世纪80年代初,萧兵依据马王堆一号、三号汉墓出土的帛画,运用神话学、民俗学知识,论证“顾菟”为蟾蜍和兔,是氏族社会图腾崇拜的产物(注:萧兵:《马王堆〈帛画〉与〈楚辞〉二则》,《江苏师院学报》,1980年1期。)。其后,考古学者郭德维根据曾侯乙墓、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纠正闻一多“蟾先兔后”的结论:“曾侯乙衣箱上已有兔,而马王堆一号汉墓里已有蟾蜍与兔,因此,应该是先为兔(《楚辞》里也提到‘顾菟在腹’),再演变为蟾蜍,后来就变成蛤蟆与兔了。”(注:郭德维:《曾侯乙墓中漆上日、月和伏羲女娲图象试释》,《江汉考古》1981年1期。)其后汤炳正先生根据曾侯乙衣箱并参考郭文,从音韵学角度,引用郭璞所注扬雄《方言》等材料,证明对月中阴影,古来有三种说法:兔、蟾蜍、虎,而《天问》所言“顾菟”应是虎(注:汤炳正:《屈赋新探·〈天问〉“顾菟在腹”别解》,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261-270页。)。综观以上研究进程和几位学者的结论,意见虽尚未统一,然而可以大胆预言,离“顾菟”之确解已经不远了。
    自王国维创导以地下出土文物与传世典籍相印证的二重证据法,学者们纷纷采用此法求解《天问》本事,取得可喜成绩。与此同时,一批学者又运用神话学、民俗学、民族学知识,审视旧注,对《天问》的问题提出新的解释。而追溯该方法之源头,也应是从清代开始。
    “白蜺婴茀,胡为此堂?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臧?”自王逸释此为崔文子击王子侨之故事后,一直未见异议,清蒋骥方引《山海经》、《淮南子》以“嫦娥奔月”古神话解之(《山带阁注楚辞·天问》),后丁晏主蒋骥说,进一步将“白蜺婴茀”释为“此盛言姮娥之装饰也”。现代学者郭沫若、姜亮夫、孙作云、汤炳正均赞同此说,并作若干补正,林庚更认为《淮南子》正是据《天问》此两问而增说的,何剑熏又于前述基础上详作考证(注:何剑薰:《楚辞新诂·天问》,巴蜀书社1994年版,第157、158页。),终使大多数学者肯定了此说。
    “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四句,由于禹之事迹尚留有少数史料,此四句旧注较为统一。只是学者们大多对于禹的行为不太理解,旧时学者常将禹与涂山女“通之于台桑”,解释为留后继嗣。翟振业据民间习俗,考之以《礼记·月令》、《周礼·地官》等典籍,推论禹与涂山女是邂逅而结合——禹经过涂山时,当地正举行一年一度的“春社”,两人便在桑台“野合”,这在上古是很正常的(《天问研究·〈天问〉中禹与涂山氏的婚姻新解》)。何剑薰则依据古文字定“献”为“傩”,认为“禹除了是治水英雄外,还是一个宗教巫师”,又据民间傩戏,推测“力献功”即“力傩工”,为打鬼驱役之工(《楚辞新诂·天问》)。此类说法当然不敢说是确证,但至少言之成理,更重要的是开拓了新思路。
    除本事考证、句义辨释外,还有一些问题的研究,如《天问》释名、“题壁”之说、创作主旨、诗篇结构等等,这四百年也都取得很大进展。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胪述。
    四
    四百年《天问》研究,积淀了丰富经验,锻造了完型方法,开拓了广阔思路,这不仅有助于《天问》研究今后的发展,也足资整个古代文学学术事业借鉴:
    首先,它告诉我们,任何学术都必定受社会环境和政治气候的制约,追求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学术只能是研究者的个人愿望,即令是《天问》研究这样专之又专的所谓象牙塔中的学问,也不能例外。但另一方面,从史的角度观察,学术事业又有着自己内在的运动规律,一旦外部条件合适它就会加速发展。近二十年来《天问》研究进入了最好时期,值得每位楚辞学者珍惜。其次,它启示我们,学术研究为数代人长期从事的事业,任何个人只是事业中之一环,所谓“横空出世”,所谓“遮断千山”,只能是一种幻想。但它也说明,无论多么扑朔迷离的史事,无论多么艰深难解的文字,只要历代学人坚持不懈钻研下去,结论或正或误都能积聚宝贵经验,终会渐渐接近真理,直至条件时机成熟时一举解决。第三,它提醒我们,要高度重视考古学之进展,重视新的地下文物的发现,注重它们与传世典籍的比照分析,其所得学术创获,往往令人无法想象。第四,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飞速发展,新学科、新知识、新理论、新方法不断涌现,尤其是神话学、民俗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学科,引进它们可为我们的研究点明新思路,开辟新途径,拓展新空间,有时更可为我们直接提供新证据,有些学者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三重证据法,即增加一重田野考查证据的建议,也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确乎相当有理。
    事物总有正反两面,四百年《天问》研究也暴露了学界的一些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有的文章承袭(甚至抄袭)前人见解而毫无己意,徒增一些文字垃圾;也有的引用前人观点而不注明,这无论是有意还是不知,均应力求避免。引进新学科、新材料,运用新知识、新方法,无疑是《天问》研究的主要趋势,但这必须从学术出发取严肃谨慎的态度,不能随便比附,取其一点、不及其余,更不应哗众取宠、大言欺人。必须加强对《天问》文本、文体的研究,以别的学科知识研究《天问》与以《天问》为材料进行其他学科研究是两个概念,不能让后者遮蔽了前者,以致模糊了我们的主要方向。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