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来法国革命史学研究述略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1:11:06 《史林》2009年3期 洪庆明 参加讨论
【原文标题】历史的当代阐释典范：半个世纪来法国革命史学研究述略 【英文标题】The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Model of History: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Historiography in Half a Century 【作者简介】洪庆明，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0234 【内容提要】 近半个世纪来，法国革命史学解释经历了巨大变化。20世纪60、70年代英美修正派围绕着18世纪法国的社会结构展开密集研究，颠覆了传统史学中的阶级对立观念；70年代末文化解释的兴起，更是以话语分析替代了社会研究路径，以意识形态动力论取代了阶级斗争动力论；但90年代以降，厌倦了话语分析过度使用的西方史学家们，重新回归“社会”，关注革命时代个体或团体的实在经历。每一次转向背后，不仅是受史学理论变化的影响，更与当代的政治和思想氛围紧密相连。对作为现代性源头的法国大革命，每一种解释都难以超越意识形态的藩篱，今天依然如是。 【关 键 词】法国大革命/修正史学/时代政治和思想氛围 20世纪50、60年代，以巴黎大学为中心的法国革命史研究臻于鼎盛时期。它不仅拥有完备的学术研究机制，吸引了世界各国诸多杰出学者聚集于此，更重要的是，先后在这里担任革命史讲座教授的马迪厄、勒费弗尔到索布尔等左翼史学家发展出来的大革命传统解释——法国大革命是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贵族阶级、确立资本主义统治的标志性事件，在当时史学界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但随着东西方冷战渐至高潮，来自英美右翼史学家的攻击也在此时开始了。最先发难的是伦敦大学革命史讲座教授阿尔弗雷德·科本，此后许多英美史学家纷纷步其后尘。递及60年代中期，法国年鉴派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之一孚雷也加入到批判的行列。双方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苦涩论战，到1989年大革命200周年来临之际，修正派史学家颠覆了传统解释中的社会经济决定论和资产阶级创世说，转向政治文化解释。曾经被视为附从于生产力的上层建筑——政治和文化，如今在修正主义史学家眼里成为具有自主能动性的决定因素，大革命史学研究从方向到方法因此皆产生了重大转变。递及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老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修正派史家纷纷退出学术舞台，尤其是这个时代政治和学术环境的变化，法国革命史学陷入了一时相对沉静的状况，社会经济解释没有重新得势，修正史学也未统领革命史的研究模式，大革命史不再限于此前“传统——修正”或“社会史——政治史”之争的模式。但革命史学并未结束，大西洋两岸的史学家们在继续探索政治话语、表象模式和革命想象的同时，亦厌倦了修正派的虚空话语，开始注重革命年代的个人或团体具体而生动的经历，以及由此滋生的文化意识。 本文试图对大革命史学这个漫长而复杂的变化过程作一简单的回顾，并分析史学变化背后的现实和思想因素，虽有挂一漏万之嫌，但期有抛砖引玉之效。 一 1954年，科本在伦敦大学法国革命史讲座教授就职演说上，以《法国大革命的神话》①为题，对来自海峡彼岸的大革命史主流解释提出了质疑。科本的攻击，主要瞄准构成传统解释的两大要素。 首先，针对传统解释“反封建”的命题，科本讨论了“封建主义”这个概念的历史“真相”。在他看来，所谓的封建主义，它作为中世纪一种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的统治体系，在18世纪的法国“久已不复存在”，“封建贵族不仅不再统治着国家，他们占有的全国土地份额也不多”。因此，封建主义不论曾经可能是什么，到18世纪“仅指残存下来的旧式捐税和劳役”。而且，这些残存的领主特权有相当部分业已转移到了平民手中。科本据此认定，盛行的大革命神话中第一个前提要素是不能成立的。 接着，科本讨论了“资本主义性质的资产阶级进行了革命”的概念。他承认，18世纪的金融和工商业资产阶级属于上升的阶级，但在当时法国工业经济尚未启动的情况下，与19世纪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他们人数很少，在经济中所占的重要性也不高。科本通过对大革命期间各届议会成员组成的职业类别进行分析，发现那些花钱买得官位的官员占据绝对优势，而不是代表着流动财富的工商业资产阶级。而且，工商业资产阶级对革命毫无兴趣，他们更希望有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因此，科本作出结论说，进行革命的不是“上升的商业资产阶级”，而是“衰落的官员阶级”。 那么，这些作为旧制度体制内官员的“衰落的资产阶级”为何要革命？科本认为，这些依赖国家而生的买官者，对他们通过有违社会道德得来的职位丝毫没有愧疚之感，因为“如果他们向更高一层的社会等级上看，会发现许多人依仗宫廷而占有高位和获得年金，且事先没有为此而付出过金钱，也没有为此而付出过劳动”。而且，“特权等级享有比之浮华的社会优越地位更有价值的东西：他们垄断着报酬最优厚且义务最轻微的职位”，这让资产阶级感到极其不满。18世纪80年代官职职位的价格下降，又直接地损害到他们的经济利益，更加剧了他们的不满和怨恨。因此，他们要建立一种“唯才是举”的制度。 在后来的《法国大革命的社会解释》②中，科本进一步细化了对传统解释的质疑。他提出，所谓的农民革命根本不能被纳入“资产阶级革命的框架之中”。相反，“法国农村的革命不是反对封建主义，而是反对日益兴起的商业化；不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而是矛头部分地指向反对城市金融利益渗入农村。”在共和二年革命政治中举足轻重的“无套裤汉”同样如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解释也不适合他们。无套裤汉根本不具备阶级意识，只是无数分散的社会群体在革命的政治动员中暂时的联合。总之，在科本看来，法国大革命并非如传统解释体系中所描绘的，是一个目标明确、行动一致的整体，它在各个阶段都打上了偶然性的烙印。 就结果来看，“法国大革命非但没有促进近代资本主义在法国的成长，而且可能阻碍了它的成长。”因为在科本看来，法国大革命并没有改变法国的基本经济结构，法国仍然是农业占支配地位的国家；法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和金融业比之革命前亦无重大的实质性进展。其次，法国大革命也没有导致一个新的大资本主义企业主阶级掌握法国政权。他证明说：“取得行政管理权职位的是那些医生、律师以及低级官吏。就工商业主来说，革命对他们并没有利，他们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得到的认同比革命前更少。”科本认为，“革命是大大小小的保守主义者、有产者、土地所有者的胜利。”这些人都信奉经济保守主义，拒斥经济现代化。 在科本看来，法国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之所以在各个环节上皆与事实真相不符，是因为这种解释建立在马克思社会学理论的一系列逻辑推断之上，属于一种自证体系。也就是说，正统史学家们在未研究之前已经从马克思主义理论那里知道了各社会阶级是什么，大革命是什么，而没有考察这种19世纪的社会学理论及其术语是否与18世纪的史实相符。 二 科本对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大肆挞伐，左翼的大革命史家在批驳时更多地偏向于强调其反共和仇视革命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动因。但在笔者看来，科本在50、60年代对传统解释发起攻击，是特定的个人思想、时代环境以及学术因素等多方面因素辐辏的结果。 其一是科本经验主义的治史倾向。在他看来，撰写社会史不能简单地借用某个一般性的社会学理论及其术语，否则就会造成历史与事实真相不符。因为这些用于社会描述的语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区域里，其所包含的意义各自不同。因此，科本倡导在社会史研究中抛弃来自一般性社会学理论当中的术语。但这并不表示他完全否认在历史研究中术语的必要性，相反，他认为为了理解历史的意义，术语是不可或缺的。只不过在他看来这些术语不能来自于既定的社会学理论，而应建立在对相关历史证据进行广泛研究之上。他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不容否认的是，为了给任何特定时期的社会模式作出合理结论提供充分的基础，我们所需的信息比目前已掌握的要更加详尽”。这些信息的获得，要建立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而非用内涵业已预定了的语汇阐释社会群体及其相关的运动。③在科本看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大革命正统史学，就赋予了历史太多的理论术语，而没有研究它们是否与18世纪法国社会结构的实情相符。因而，他所主张的法国革命社会史研究，就是要“对社会事实进行经验的考察，一如当代社会学家在理解自己的社会时所做的那样。” 二是科本英美式自由主义的政治信仰。20世纪上半期人类文明的不幸经历——现代极权主义的兴起，引起西方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深刻反思，并试图寻求其思想谱系。塔尔蒙将现代极权主义民主追溯到18世纪的启蒙思想，认为它所宣扬的理性主义是一种世俗的宗教，其内在的逻辑发展必然是政治和社会救世主义。法国大革命将启蒙思想的这种理论假定变成了历史事实，成为现代极权主义的先驱。④与塔尔蒙的观点不同，科本并未将20世纪极权主义的根源归咎于启蒙思想。相反，他认为在启蒙运动中可以看到现代自由主义的根源⑤，科学、理性、宽容、法治、怀疑精神和现代政治自由主义皆肇始于此。科本从英国尊重个体权利、实行代议制民主的实践经验出发，认为极权主义这种现代的精神病变根源在法国大革命的“人民主权”观念和实践。之所以如此，按照科本的解释，“人民主权”——人民与政府是同一的——从根本上不同于选举制和代议制的民主实践，不具备任何现实的可操作性。而且，将政府与人民等同起来的信念，使意在限制政府的任何宪政设计成为毫无必要的举措，“无论谁指斥它，或说出一个批评之词，就是人民的敌人”。根据这种信念进行的政策实践，不仅完全湮没了个人权利，否认了监督制约机制的必要，而且更重要的是，政府可以借人民的名义做包括罪恶在内的一切事情。科本总结说，人民主权的理论对内是专制的正当理由，对外则是侵略的正当理由，“因为人民主权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维护该民族的种种主张，反对所有其他民族的那些主张，如果必要可以通过暴力。”⑥ 第三，冷战对峙的时代局势在思想或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1946年，丘吉尔揭开冷战序幕的富尔顿演说，描述了铁幕背后的“可怖”景象：对内是暴政和个人自由的丧失，对外是咄咄逼人的扩张。冷战对峙的现实和这种震慑人心的话语策略，不仅激起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激战，而且会对当时西方知识分子的思想走向产生巨大影响，西方知识界对现代极权主义的批判和反思此时较为集中地出现在哲学、政治学、文学乃至史学领域，无疑是这场思想之战的外在表现之一。像科本这样生活在此种情形之下的持自由主义政治价值的知识分子，如第二点里所说的，他们更趋于相信，苏联那种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单一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不仅对生活于其下的广大民众是压抑性的，而且这种带有强烈革命意识形态色彩的体制不满足于将自己限制在一国之中，带有内在的对外扩张冲动。因此，在大革命史领域对马克思主义解释的质疑和挑战出现在50年代不是偶然的。而且，也正是这样的时代背景，可以部分地解释对大革命史的修正何以率先出现于在英美，而非本土的法国。因为一方面，战后英美卷入冷战的程度显然要深于法国；另一方面，左翼思潮强大的法国知识界对冷战气氛的感受也无疑弱于英美。 第四点可以说是革命史学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随着20世纪上半期大革命史学研究的持续进展，大量的地方性和专题性研究不断累聚，出现了诸多不能纳入马克思主义范式之下的“异数”。譬如，勒费弗尔自己晚年对奥尔良社会结构的研究表明，最剧烈的社会分裂是在穷人和富人之间，而非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奥尔良贵族是一个向富裕平民开放的团体，且这些资产者在得到贵族的头衔后继续从事商业投机。⑦科本自己也承认“如果我不同意他（指勒费弗尔）的某些解释，那也经常是根据他自己提供的证据。”因此，美国史学家凯斯·贝克尔称传统史学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它自己的重量压垮了⑧，这种说法并非全无道理。 这里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首先，科本攻击了传统解释中资产阶级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的甚或原型资本主义阶段的观念，并因此对大革命的性质和结果提出疑问。但他并未改变革命源起于资产阶级与贵族冲突的基本模式，只是改变了其中一方的组成成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并未脱离传统的社会解释范式。其次，持自由主义基本立场的科本也没有全盘否定大革命的意义，相反，在他看来，如果没有1789年的冲突，没有制宪议会的成就，建基于人权和宗教宽容之上的自由主义政治秩序就没有可能。如果没有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初创，第三共和国亦无从想象。⑨也就是说，科本否认基于阶级分析理论上的资产阶级创世说，但并未质疑大革命在创造现代民主自由方面的价值。最后，科本更非着意贬损与自己的学术观念相异的对方，相反，他对自己质疑的对手抱着崇高的敬意，在他看来，正是海峡彼岸索邦大学里那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解释体系，给他提供了学术智力的启迪和产生怀疑的动力。⑩ 科本是一位思想敏锐的论战者，他善于抓住别人推理中的谬误施以攻击，改变了当时流行的大革命阶级属性界定。但他是一个投石党人，主要兴趣在破坏而非建设，没有尝试去构建一种新的范式取代遭到他削弱的老范式。因此，在他发难后的十余年间，一些英美史学家步其后尘，将注意力投向大革命前夕的法国社会，或一般阐释，或具体研究，“目的在于确定它的结构及其内部矛盾的性质”。到20世纪70年代，英美修正派阵营对18世纪法国社会结构形成了一个新的共识，即1789年的贵族和资产阶级是同一个精英集团的组成部分，而非两个天然敌对的阶级。他们拥有相同的财富模式，相同的社会期望，相同的价值观，对社会下层抱着相同的态度。(11)这种共识，抽掉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中“阶级冲突说”的根基。修正派史学家们根据这种对18世纪法国阶级结构的新认识，就革命的起源提出了“精英内部分裂说”和“政治危机说”等新的解释范式。(12) 三 无论英美史学家怎样书写大革命，他们充其量不过是破坏圣像的少数派，难以撼动大革命史学殿堂——巴黎大学——左翼共和派史家们自19世纪末以来构筑的深厚绵长的根基。只有在法国本土史学家加入这种攻击的潮流之后，局面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1965年，法国史学家孚雷和里舍合著的《法国大革命》一书，成为终于引爆大革命史学在其故土上剧烈论战的导火索，并最终彻底改变了大革命史的面貌。在这部著作里，孚雷和里舍对大革命的进程给出了“精英革命论”和“侧滑论”的解释。在他们看来，启蒙哲学界定了大革命的真正内容，即宽容、自由、平等、人权以及对王权专制主义和教会的批判。1789年在反专制主义的策略汇合下精英阶层结成临时的联盟，发起了这场自由主义革命。然而，带着过时意识形态的城市民众和农民介入，“改变了革命的节奏，它与革命内容毫不相干”(13)，导致革命出现偶然性的“侧滑”。 尽管孚雷和里舍依然承认大革命是资产阶级的，但他们对革命的动力机制和革命的意义上，很大程度上都不同于传统的社会解释。首先，他们将革命发生的动力归于18世纪生成的启蒙意识形态，而非传统解释中的社会经济变动和阶级斗争。其次，就革命的发展进程来说，在勒费弗尔的经典表述中，民众革命在1789年不仅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有益补充，并且充当了革命向前发展的推动力量。但孚雷和里舍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和民众革命是分离的乃至对立的，它们根本不能被纳入一个名称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有机整体之中。相反，它们搅乱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革命的日程，使革命偏离原本的轨道。再次，他们贬抑1793-1794年的城市无套裤汉运动动机是狂热心理作祟下的非理性行为，给法国命运前程带来的是悲剧，根本不能将之视为未来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初启示。孚雷和里舍的这些释读，无疑让传统史学中所描绘的大革命荣光看上去骤然黯淡。 1967年，传统史学阵营的马佐里克对此作出回应，批评孚雷和里舍以侧滑论否认革命进程的统一性是错误的，错误的根源在于他们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就等同于自由主义的推定，并重申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能够取得成功的唯一可能就是取得民众的支持，同时接受民众提出的要求。(14)但这仅仅是争论的开端，随着时任巴黎大学法国革命史讲座教授索布尔的表态，争论变得剧烈起来。在给马佐里克1970年出版的论文集所作的序言里，索布尔对孚雷和里舍质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革命史学成就提出严厉的指斥，称他们更像是政论家而非历史学家，是“我们所有人的母亲”的忘恩负义之子或叛徒。(15) 孚雷随即发表了一篇措辞雄辩而尖刻的文章，反击马佐里克和索布尔的批评。他指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同于革命者自身制造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幻象，在20世纪仍像当年火热关头的革命参与者一样，将大革命视为“绝对的开端，历史的起爆点，孕育着包容在其原则的普适性当中的所有未来大业”。(16)在孚雷看来，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沉醉于“大革命母亲”的奠基性意义：它不仅是法国当今政治文明的基石，而且具有普世效用——也还是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驱。正是这样的政治情感投入，使他们在革命研究中，或“从法国大革命中寻找先例，用以证明俄国革命和后革命时代的正当性”，使用的是“用过去证明当下的手法”，带有目的论史学的显著特点；或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留下的关于法国革命的原本简单的分析大力简单化，构造出一种名之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简单线性的历史程式；或将苏维埃革命所传达的马克思主义程式拼贴到一个更强大的政治和情感投入上，让法国大革命自说自话，把自己说成是伟大民族的源头和普世的社会解放者。(17)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阐述革命史背后所据的思想逻辑的剖析，孚雷断言，他们的新雅各宾派色彩甚于马克思主义色彩，他们所撰写的史学里充斥着善恶二元论的、宗派的和保守的精神，用价值判断替代概念，用目的论替代因果关系，用来自权威的观点替代公开讨论，并且像革命的逻辑一样独断，凡不符合他们的解释机制就被打成反革命甚至是反民族的。 从上述孚雷的言论中我们不难看出，相比于英美修正派，他发起的争论已超越了单纯的史学解释，上升到了当代政治和史学家本身思想信仰之争的层面。他反对左翼史学家以意识形态激情或道德化偏见阐释大革命，认为真正的历史分析乃是以批判的方式深入到“新旧决裂”这种革命意识形态的核心。 但在该文中，孚雷的质疑和论战动机多于建设性阐发。直到在1978年出版的《思考法国大革命》(18)一书里，他才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体系。孚雷借用托克维尔的分析概念，阐述了18世纪法国产生的一种新政治文化。在他看来，法国建立中央集权的行政君主制过程中，摧毁了等级自由机构，粉碎了市民社会抵御政治国家干预控制的中间机构，政府成为国家唯一的组织体系。路易十四死后，他的继任者无法像他那样强有力地掌控社会，法国社会空间成长并寻求自己的代言人。但绝对主义的控制使法国没有任何实体性的新社会等级能够担当这个角色，这个具有文学天赋的民族惟有诉诸自己的天赋之物——毫无政治实践经验的文人。他们对政治的精微复杂缺乏应有的认识，只能用抽象的权利代替现实的考量，用价值和目标代替权力和行动。卢梭就是这种重抽象平等的新观念的代表，“他的政治思想预先确立起后来变成雅各宾主义和革命语言的概念框架”。1789年春，当法国社会惟一的统治体系王权突然崩溃，留下了权力真空，这种带着抽象平等主义特质的舆论得以乘虚而入，担当起社会代言人角色。从此，话语竞争取代实际权力竞争，谁在舆论争夺中取得了代表人民，或平等，或民族的象征性地位，谁就牢牢地控制了权力。 四 孚雷尖刻地抨击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将大革命作为表达自己政治价值立场的工具，使革命史沦为关于起源纪念的学说。他主张以批判的思维清理大革命的遗产，以析出大革命民主实践的内在悖论：以抽象的一般性原则为固有特征的平等主义意识形态，斩断了政治实践中承认反对派和妥协共存的可能，使法国不能确立建基于自由之上和个体权利的政治秩序，大恐怖和拿破仑的独裁政治实际上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为此，他不仅努力从19世纪的历史学家那里寻找新的理论资源，以托克维尔替代马克思作为自己的经典，而且在具体的史学解释里以短时段的政治意识形态动力说，取代传统史学中长时段的社会经济分析，起源于旧制度时代包含着平等主义意识形态的公众舆论获得了传统解释中阶级斗争一样的地位。 孚雷之所以如此尖锐地挑战马克思主义解释的首要动因，笔者认为，蕴涵在20世纪50年代以降法国知识分子群体思想的分化和变迁之中，具体说来就是，20世纪的国际共产运动，包括法国国内共产主义左翼的所作所为，促进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反叛。二战后以法共为代表的左翼政治力量在法国知识分子群体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但自1956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匈牙利事件及其被镇压等一系列事件之后，使素来关注自由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渐生幻灭，对国内法共未能及时实行非斯大林化更是不满，导致他们中许多人纷纷脱离左翼政党，并利用在媒体中日益增长的力量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从源头上反思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民主和自由问题。70年代，随着左翼联盟的成立及其在选举政治中赢得的希望，法国许多非共产党左翼知识分子担心没有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划清界限的左翼政党上台后会建立起苏式的极权社会主义。因此，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杂志发起反极权主义批判，认为法国知识分子战后十年与斯大林主义的亲和，以及在1974年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出版之前一直拒绝直面苏联共产主义的镇压问题，证明法国易于受到极权主义的影响。而且，“为了在极权主义问题和当代法国政治之间更好地建立起关联，反极权主义知识分子日益凸显极权主义和雅各宾革命政治之间的可能的联系，提出法国左派植根在这种革命传统中使它尤其容易受到极权主义的影响”。(19)伴随着对极权主义的批判，法国知识分子对他们过去历史的理解和记忆产生了深刻地改变。1927年出生的孚雷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和思想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战后初期，青年孚雷曾是位热忱的法共党员，他一度完全转向斯大林主义，相信党就是历史运动的化身。(20)但是，像其他许多左翼知识分子一样，50年代国内外的诸多共产主义政治事件，据孚雷自己后来回忆，使他意识到自己“完全错了”，“我没有尝试去修补。对我来说，它犹如一剂疫苗，自此之后，我绝对地免疫于共产主义和跟它相似的一切，特别是处于核心地带来自同样家族和同样源流的共产修正主义，在我看来，它也来自同样的错误。”(21)孚雷参加法共经历所产生的负罪资本，演变为投身讨伐运动的赎罪能量。作为一名史学家，大革命自然而然地成为他攻击的显著目标。孚雷参加法共经历还给他的批判提供了智识支持。他不仅熟谙左派的各种思想资源，而且亲身体会到流行于各种革命之中的“政治过度投资”，感悟到革命政治中马基雅维利式的意识形态动力——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其逻辑的结果必然是极权主义。(22) 第二个动因则是20世纪60年代法国学术思想的变化，为他的意识形态解释提供了从理论到方法的支撑。社会科学的兴起和各种理论思潮层出不穷的变幻，是60年代法国思想环境变革的一个重大趋势，它们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对以社会经济研究为主的历史学形成有力挑战。(23)在理论上，这些新思潮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否认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两分法，认为文化有其自身的自主性，乃至提出“话语就是一切”的口号；在研究对象上，这些新兴的学科开辟了社会经济史兴趣之外的新领域，开阔了历史学家审视历史的视界；在方法上，语言或语义分析技术、社会学的文化分析工具等的发展，为史学家在当时盛行的计量方法之外进行选择提供了可能。也就是说，新学科带来的新视野打破了60年代在法国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经济史范式——无论是年鉴学派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作为一名新一代社会史学家，孚雷放弃对18世纪巴黎社会结构的研究和擅长的计量方法，转而从事话语分析和强调意识形态决定论，与20世纪60年代法国思想界这种新思潮泛涌提供的可能选择是密切关联的。 第三，对革命价值认同的消解无疑也是其中一个隐性的原因。这种价值消解来自于现实和学术转换的双重因素。就现实而言，在漫长的19世纪乃至20世纪上半期，大革命作为法国民族身份和政治立场认同的显著标杆。但随着法国民主制度的稳固和战后内外形势的变化，非殖民化和全球政治开始与革命分享舞台，成为知识分子界定自身政治价值信仰的新标杆。在孚雷看来，随着时间的拉长和战后法国的急剧变革而与大革命产生的距离感，使人们能够去探究它、理解它，而不是将它作为永久的纪念仪式。(24)学术方面的因素则是，年鉴学派倡导的长时段研究，将革命仅看作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小浪花”，是“悲怆和讨厌”的偏流，贬损了大革命史研究在学术上的地位和意义。(25) 第四，孚雷一代知识分子所亲身经历的1968年“五月风暴”，无疑又从现实方面强化了他们对话语力量的印象和批判国家集权政治的激情。这场突然爆发的革命，不仅让他们目睹了革命的发生无需长时段的社会经济累积，而且这一场充满嘉年华节庆氛围的话语革命，青年凭借着“行动就是语言，语言就是行动”的革命冲动，激烈地抨击国家权力的过度集中和官僚化及其对社会的压抑和控制，在想象的世界里构建着象征性的夺权和更生世界的乌托邦理想。这样的革命，“让整个欧美的学者得以近距离地观察其直接原因方面的政治动力、政治话语的力量和政治想象的运作方式”，使他们能够比较容易地体悟到革命想象的强大力量。 五 尽管《思考法国大革命》一书文风佶屈聱牙，缺乏新的档案材料，且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缺乏经验论证的观点，但孚雷的解释范式和话语分析，开辟了大革命史领域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治文化研究的浪潮，尤其是伴随着1989年大革命200周年纪念的即将来临。 首先，在孚雷自己这方面，他一方面利用联系广泛的学术网络，加强对大革命史学的经验研究，以支撑《思考法国大革命》中提出的粗疏框架；另一方面通过大西洋两岸大众传媒的宣传扩大自己学术观点的影响。 孚雷凭借他多年担任影响卓著的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任一职获得的体制性权力，以及他慷慨大度和威权主义并济的个人魅力，周围聚集了一批学术上的合作者或追随者，围绕着他提出的解释进行具体的深化研究。在大革命200周年纪念之前的3年里，他召集西方各国的大革命史研究学者接连举办学术研讨会，为他上述的革命史解释提供档案研究支持，并以《法国大革命与现代政治文化的创生》为总题名加以出版。(26)200周年即将来临前夕，孚雷又推出几本力作，在对先前观点作一些局部调整的基础上，继续强调其话语动力说和意识形态革命论的总体思路。(27) 除在研究方面的进取外，孚雷还充分利用他长期作为报刊政论作家的经历，借助与现代大众传媒的密切接触和巡游全国发表演说，制造广泛的社会影响，乃至法国《世界报》在形容他的推广战略效果时不无夸张地说：“人们只看见他，人们只听到他，人们只阅读他，人们只信赖他。”(28)至此时，西方世界普遍认为，大革命的修正史学战胜了传统史学，文化解释战胜了阶级解释。孚雷在接受一家西班牙报纸采访时也声称：“我赢了。”(29)法国知识分子周刊《新观察家》称孚雷是“无可争议的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之王”。(30) 其次，在与孚雷联系颇为紧密的美国方面，缺乏法国那样深厚的社会史传统，政治文化研究更为风行，最突出的是凯斯·贝克尔和林·亨特。20世纪80年代他们在构造政治文化路径方面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贝克尔与孚雷在个人关系和意识形态上都非常接近，他在接受孚雷总体解释图式的前提下，通过一系列的论文，描绘了18世纪中期之后法国政治空间里各种话语的竞逐激荡，力图从中观察出卢梭平等主义话语在交锋中逐步胜出的过程。他的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孚雷提出的意识形态竞斗论的画面，而且在卢梭的公意和人民主权观念到恐怖政治之间建立起环环相扣的逻辑联系。 宾州大学历史系教授林·亨特的著作同样关注话语，但她感兴趣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隐含在语汇中的“价值观、社会期望、隐性规则等表达并塑造着集体意向和行动”的东西，也就是她称之为政治文化的东西。(31)她利用语言学、文学批评和人类学提供的理论视野，梳理革命话语含义或语法的变化，揭示它们的基本意义或深藏其间的革命思想。她认为从革命者们的语汇使用等象征性努力当中，可以推导出他们的意向所在和思维世界。尽管她与孚雷一样，通过研究话语确定革命政治的思维模式，但与孚雷不同，她认为这些政治观念和心态结构与特定的社会群体联系在一起，而非18世纪政治变动塑造的历史遗留。20世纪80年代的这种政治文化研究热潮产生出大批著作，将研究扩展到语言分析、图画肖像、公共建筑、戏剧娱乐、新闻报刊等各个领域。 修正史学在大革命政治文化研究方面的开拓，不容否认的是，对扩展革命史学的认知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使我们能够了解到生活在法国旧制度末年或革命时代的人们种种文化体验。但是，政治文化研究中最为致命的弱点是，他们的话语分析路径——将历史进程置于语汇的“解构”而后再“重构”的游戏中，不仅忽略了历史真实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使历史变成似乎在话语演绎下自动演进的历程，而且湮没了人的实在性。正如卡普兰批评孚雷的政治话语分析，他关注的仅仅是作为概念的人，而“对作为人的人漠不关心，真正的人仅是那些生活在集体想象中的人。”(32)这样的评论无疑也适用于贝克尔等其他政治文化史家。 六 200周年庆典之后，大革命作为媒体焦点的消失和老一代史学家陆续退休，对革命史的热情似乎骤然冷却，史学研究上相对沉静下来。但是，革命史依然在悄然前行。尽管不再像80年代那样风行，对革命政治文化的研究仍在延续。社会史家也在努力复兴社会经济解释，但传统的社会史亦未原样回归。到90年代中期，大革命史研究呈现新的趋势。 在法国方面，史学家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从巴黎到外省各地的社交模式、制度衍变以及政治和社会实践上，并产生了不少相关的论著。继伏维尔后担任大革命史研究所所长的卡特里娜·迪普拉，研究了巴黎各种博爱协会的成员资格演变、凝聚力和政治效能等各个方面。(33)在她看来，博爱主义者处于大革命的中心。他们之所以更倾向于革命，是因为对博爱行动的支持与对政府的态度是相关联的：力图垄断一切社会事务的专制政府压抑个人的能动性，包括从事慈善活动，而这些博爱主义者的行动无疑构成了对政府压制行动的反抗姿态。(34)迪普拉的研究，没有像孚雷那样，将社团社交看作是平等意识形态滋生的温床，她旨在综合地考察各种相关的社会因素，进而析出其中的政治适应(acculturation)过程。但她也没有像传统的社会史那样，通过社会结构或职业类型来界定社会，而是将社会置于社交网络当中，缕述和阐释参与者的经历以及其中透露的文化反应。 孚雷的学生盖尼斐在一部研究恐怖政治的著作(35)里，也超越了乃师的话语分析路径，明言“大恐怖既非意识形态的产物，也非环境压力激发出来的反应”，而是来自于民众的行动。“在低层革命政权利用恐怖手段击溃反对派之前，大恐怖是一种民众实践，而后才为好战分子所采用。”因此，早在1789年就倡导在地方采取极端措施的吉伦特派好战分子布里索应该为大恐怖的发生负主要责任。至于罗伯斯比尔，则是将恐怖视为建立新世界的唯一途径，因此设计了一套道德共和的理想作为恐怖政策新的合法性依据。盖尼斐这样的历史分析，实际上已经不自觉地承认，恐怖政策的发展变化受到了不同阶段的环境影响，其间包含着一定的合理性因素，即无论布里索还是罗伯斯比尔推动恐怖政策背后都抱有一定的政治目的。 大革命史研究所现任所长让—克莱芒·马丹在新近的一本著作里提出，对大恐怖中一连串偶然的有时甚至彼此冲突的事件，不能解释为某个单一的革命意识形态的反映。在他看来，人们仅仅对革命者自身言论的字面意思进行分析，厘定他们的思想并将之视为一成不变的教条，这种做法忽视了错综复杂的客观要素对事件进程的影响。(36)但他的意图并非就大恐怖给出自己的答案，相反，读完他的著作，大恐怖是否真的存在都将成为疑问，因为在他的叙述框架里，人们熟悉的恐怖时期仅是贯穿革命始终的暴力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马丹的主旨是：大革命整个儿就是一个未命名的暴力历程。它的发生，是旧制度下已然活跃的暴力在社会矛盾激化下的产物；它的发展，是革命政府软弱致权力争夺泛滥的结果；而它的终结，则是国家管束暴力并将之收为已有。马丹对革命进程的“暴力经历”解释，角度不可否认是非常新颖的，但就此而顺势将大恐怖消于无形，甚至把这段时间描绘为一段不乏美好的时光，总令人感觉怪异。 具有经验主义传统的英美史学，在“超越文化转向”之后，开始强调革命时代个人或团体具体经历的重要，认为通过对活生生的历史经历的经验研究，可以规避老式的社会决定论和新式的话语决定论之间的纠葛。在大革命史领域，这一趋向明朗化的显著标示是塔凯特对1789年5月聚集在凡尔赛的数百名代表的研究。他开篇即明确表示自己要撇开沉重的史学争论，转而将注意力集中到“参与和体现大革命的特定个人的革命经历，这些男人和女人是怎样变成革命者的”。(37)在塔凯特看来，大革命和推动其前进的对抗性，不应该被看作是话语事件，而是代表们的经历催生的事件。这种经历，既包括旧制度时代长期的社会经历培育的深层心理怨恨，也包括三级会议召开后直接的政治经历激发的激进情绪。塔凯特在书中不仅一反修正派对18世纪法国社会结构的共识，重提阶级差异，而且从社会角度阐释革命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在话语分析流行了近15年后，让人耳目一新。自塔凯特之后，英美大革命史学界出现了一股倾向于阐述历史的偶然事件、环境和经历的趋向，相关论著持续不断地出现。譬如，B·斯通将革命的起源和发展置于18世纪欧洲地缘政治竞争的线索之下。(38)保罗·汉森则从地方政治和国家政治之间的纠缠交织中，探索了联邦党人起而反抗与巴黎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政治斗争的关系，将革命激进化的进程置于了特定时间的革命政治实践之中。(39)P·麦克菲将目光转向了革命时代法国绝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体验。(40) 从上述的大革命史学再次转向中我们可以看出，对雅各宾政治的挞伐减弱了，辩护之词时有所出；对纯粹话语分析的倚重消失了，社会维度重新得到重视。美国史学家加利·凯兹在概括这种新趋势时引入“新自由主义”挑战“新保守主义”的模式，(41)这种概括无疑是正确的。但除这种价值立场的潜在转变之外，更重要的是史学方法和理论上也发生了变化。大西洋两岸的史学家开始将政治话语融入社会背景，将话语与那些使用它的人的实践经历联系起来，政治动能则被视为革命者经历的结果，政治冲突是为了应对现实问题和促进具体利益，而非仅仅是话语权的争夺。因此，英国著名的社会史家S·琼斯在一篇回顾文章中，将这种“另外的社会史”看作是替代话语分析的重要路径。(42) 革命史学的这种转向，同样与当代现实政治的变化和史学理论的反思密切相关的。首先，苏东集团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使现代资本主义实践以另外的方式再次证明了它的合理性，乃至西方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沉浸在“历史的终结”的乐观情绪里。但法国大革命作为现代性的源头，产生的不仅是大恐怖和极权主义，同时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入口。复活大革命民主实践的部分遗产，可以为认知资本主义民主合理性提供重要的历史支援。其次，80、90年代之交史学理论也在悄然地转变。法国史学界发起了史学研究方式的自我反思，吁求“一种批判性的转折”(43)，而美国也在探究文化转向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窘境，寻求“一种更普遍有效的、共享的知识”。(44)在这样的学术思想背景下，许多大革命史家将个人或团体的实际经历作为新的分析范畴，毕竟，革命更是真实的个人和团体在其中生活的经历，以及这种经历激发的希望和恐惧等复杂的情感。 小结 半个世纪的漫长时间，大革命史学成果浩如烟海，断非区区小文所能容纳，本文的意图亦不在于此，而在力图辨识出这段时间大革命史学发展的基本脉动，并简单地分析其背后的动因。总体说来，自20世纪50、60年代以来，大革命史学业已经历了三次较为显著的转向：从社会学范畴包含的真实历史意义之论战到文化分析的席卷而来，而后再向“社会”回归，史学家们复又聚焦于人和社会的能动作用，以重构能够为人们所理解的实在历史知识。 从上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促成这些转向的基本动因都与时代的政治氛围和人类的智识结构变动密切相关。之所以如此，盖因大革命是现代性的源头，它身前连接着一系列的启蒙价值，身后关联着纷繁的现代政治，界定着我们当下的政治立场和信仰——左派欢呼之，右派痛恨之，中间派赞美它的民主创造、反对它的暴力恐怖，每个人几乎都能从它那里找到适合自己的色彩，大革命因此成为人们言说当代政治最为适宜的历史武库。 即便随着西方世界现代民主体制的稳固确立，知识界对民主政治达成了思想共识，大革命在现实政治中已失去了参照意义，但决非像孚雷所说的那样，革命已经远去。只要存在着政治价值立场的歧义，对革命的褒或贬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当代世界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抑或其他任何主义，每一面意识形态的棱镜，只要投射到法国革命上必定会看到不同的景象，折射出不同的色彩。因此，50年前的传统史学浸透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对此大加挞伐的修正史学同样如此，今天的史学家依然脱不掉这样的外衣。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200周年盛大祭奠仪式激起的高潮过去之后，对革命史学的热情趋于冷却。但这并不意味着大革命史结束了，只是表明我们今天既有的各种政治价值立场对它的言说已毕，使得在它们争相言说时代那种充满感情偏向的激烈争吵变成相对平静的学术探索。而且，诚如中国的法国革命史专家高毅所言，大革命不仅仅是西方世界的大革命，它也“是一场关系到整个世界的民主化的革命”。(45)它创造出的一整套“政治文化”，对当今时代依然具有伟大的参照意义。 注释： ①Alfred Cobban, The Myth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1955. ②Cobban,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1964. ③Cobban, "The Vocabulary of Social Histor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71, No. 1 (March 1956), pp. 1-17. ④Jacob Leib Talmo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London, 1952. ⑤⑥Cobban, In Search of Humanity: The Role of the Enlightenment in Modern History, London, 1960, p. 185 ,pp. 189-191. ⑦George Lefebvre, Etudes Orlèanaises, Tome l: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s structures sociales à la fin du XVIIIe siècle, paris,1962. ⑧Keith Michael Baker, 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 ⑨Gary Kates ed. , The French Revolution: Recent Debates and New Controversies, London, 1998, pp. 9-10. ⑩Cobban,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p. viii-ix. (11)William Doyle, "Reflections on the Class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ol. 61,No. 4 (Fall 1990), p. 745. (12)洪庆明：《法国大革命修正史学对革命起源的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1期。 (13)FranK5Ta03.jpgaise Furet & Denis Richet, La Révolution franK5Ta03.jpgaise, Paris, 1973, p. 102. (14)Claude Mazauric, "Réflexions sur une nouvelle conception de la Révolution franK5Ta03.jpgaise",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K5Ta03.jpgaise, No. 189 (1967), pp. 339-368. (15)Albert Soboul, "Avant-propos", dans Mazauric, Sur la Révolution franK5Ta03.jpgaise: Contribution à l' histoire de la revolution bourgeoise, Paris, 1970. (16)FranK5Ta03.jpgaise Furet, "Le Catechisme revolutionnaire", Annales E. S. C. , Vol. 26 (Mar-April 1971), pp. 255-289. (17)FranK5Ta03.jpgaise Furet, 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86-88. (18)Furet, 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K5Ta03.jpgaise, Paris, 1978；本文主要参考其英译本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19)主要参见Michael Scott Christofferson, "An Antitotalitarian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FranK5Ta03.jpgois Furet's 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K5Ta03.jpgaisein the Intellectual Politics of the Late 1970s",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ol. 22, No. 4 (1999), pp.559-569. (20)Le Roy Ladurie, Paris-Montpellier: P. C. - P. S. U. , 1945-1963, Paris, 1982, p. 235. (21)转引自Christofferson, "An Antitotalitarian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 577. (22)马基雅维利式的意识形态必然导致极权主义政治实践，其内在的逻辑是，因为我们是在追求一个至高的理想目标，所以无论什么手段都可以行使，其结果是对意识形态之外一切道德价值的否认和政治手段的肆无忌惮。 (23)Roger Chartier, Cultural History: Between Practices and Representations, Polity Press, 1988, pp. 1-3. (24)Furet & Mona Ozouf, A Critical Dictiona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xix-xxi. (25)伏维尔：《二百周年前夕的法国大革命史学》，刘宗绪主编《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论文集》，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130页。 (26)Keith M. Baker & others eds.,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culture, 4 Vols, Oxford, 1987-1994. (27)Furet, La Révolution de Turgot à Juels Ferry, 1770 -1880, Paris, 1988; Furet & Mona Ozouf, Dietionnaire critique de la Réolution franK5Ta03.jpgaise, Paris, 1988; Furet & Ran Halavi, Orateurs de la Réolution fianK5Ta03.jpgaise (Vol. 1), Paris, 1989. (28)转引自Steven Laurence Kaplan, Farewell, Revolution: The Historians' Fend, France, 1789/1989, Com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60. (29)转引自Michel Vovelle, "Reflections on the Revisionist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ol. 61, No. 4 (Fall 1990), p. 749. (30)La Nouvel Observateurs, No. 1252 (3-9 Novembre, 1988), p. 42. (31)Lynn Hunt,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p. 10-11. (32)Kaplan, Farewell, Revolution, p. 103. (33)Catherine Duprat, Pour l' amour de l' humanité: Le Temps des philanthropes : La Philanthropie parisiennne des Lumières à la monarchie de Juillet, 2 Tomes, Paris, 1993. (34)Duprat, Pour l' amour de l' humanité, T. 1, p. 415. (35)Guennifey, La Politique de la terreur, Paris, 2000. (36)Jean-Clément Martin, Violence et Révolution : Essai sur la naissance d' un mythe national, Paris, 2006, p. 11. (37)Timothy Tackett, Becoming a Revolutionary: The Deputies of the French National Assembly and the Emergence of a Revolutionary Culture, 1789 - 179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7. (38)Bailey Stone ,Re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A Global-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2002. (39)Paul Hanson, The Jacobin Republic Under Fire: The Federalist Revolt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3. (40)Peter Mcphee,Liv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9-1799, New York, 2006. (41)Gary Kates ed., The French Revolution: Recent Debates and New Controversies, p. 11. (42)Gareth Stedman Jones, "Une autre histoire sociale", 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Vol. 53 (1998), pp. 383-392. (43)"Histoire et sciences socials: Un Toumant critique", Annales: ESC, Vol. 43 (1988), pp. 291-293. (44)Victoria E. Bonnell & Lynn Hunt eds.,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45)高毅：《法国大革命时代的阶级、团体、自由主义及其他——帕特里斯·伊格内教授访谈录》，《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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