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乘风破浪”的女性无不重新定义了生命——重读萧红与谷崎润一郎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4:11:46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 关键词：萧红 谷崎润一郎
女性的成长之所以在当下受到广泛关注，是因为在城市化、中产化的大发展中，“乘风破浪”的新一代青年女性正在对生命、自由、生存进行大规模的重新定义，进入突破文化音障的关键时刻。 与西方社会不同的是，中国40余年前还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社会，部分观念延宕到今天，仍然影响着整个社会对女性生命价值的认识，并铸造出女性生命的基本设定。1970年代的美国女作家斯泰纳姆说：婚姻让女性只剩下“半条命”，新女性绝不会愿意“在牢笼中寻欢作乐”。这并不是女性的“恐婚”，而是一种对于自身命运的忧患。当社会将女性的生命仅仅定义为婚姻与生育，女性所有的精神文化都将一笔勾销，正如法国女性思想家波伏娃所描绘，女性因此只能分为四类：“结了婚的、结过婚的、打算结婚的、因为结不了婚而痛苦的”。 如何走出藩篱，打开女性生命发展的新空间？在全球化新背景下，以新的视野看一看东方文学中关于女性命运的探索，会让我们在历史的对比中更多地发现女性成长面临的压力与矛盾，以及那些无法言说的痛苦与纠结。特别是中国作家萧红与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他们的小说非常关注女性的命运、女性的生存、女性的价值。他们的代表作都写的是女性，写女性人生里的痛苦、期待，以及无法控制的结局。正在“乘风破浪”的当代女性，重新读一读他们的作品，对于自我认知、人生探索和成长，具有特别的对比与参照价值。 萧红：女性迈开自由第一步 需坚持独特的生命创造力 萧红是“民国四大才女”之一（另外三位是吕碧城、石评梅、张爱玲），但在四人之中，她的命运是最坎坷的。1911年，她出生在现在哈尔滨市呼兰区的一个大地主家庭，31岁就在香港去世了，短短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幸与不幸。 在幼年萧红生活的中国，人们普遍过的还是传统的、乡村的、封闭的生活，但在社会的局部，现代教育已经开始向城乡蔓延。萧红与前一代女性的不同，首先体现在她受到的“新式教育”。从她九岁起（1920年），一直到19岁，断断续续从呼兰县、哈尔滨再到北平，读了小学、初中和高中。现代意识的启蒙和熏陶，使她感觉到女性与现实生活的巨大冲突，萌生了越来越强烈的反抗意识。这跟当时新文化运动发展中遇到的阻力是相同的，与那个时代的新文化追求也是相通的。 在这一具有普遍性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萧红更有另一种女性的特殊处境，这和她后来的命运起伏有直接的关系。萧红八岁时（1919年），她的生母去世，这对于女孩成长来说，具有非常大的影响。以色列心理学家埃利希·诺依曼在他的《原型女性与母权意识》一书中指出：男性和女性在童年之初最重要的是与母亲的原初关系，母亲与婴儿完全处于“心灵统一”的状态。但在其后的成长中，男孩会经历一个“自性—发现”的阶段，“原型男性从原型女性那里获得解放，儿子从母亲那里获得解放”。女孩不同，她和母亲的原初关系中，各自的“自性”是一致的，母亲与女儿保持了融合状态，女孩没有男性的“自性—发现”，而是在不断获得与母亲的一致性中停留在“自性—保存”阶段，缺乏独立性与解放感，这对后来青年时期的自由成长造成障碍。埃利希·诺依曼的观点来自于荣格心理学，侧重于分析女性的“集体无意识”，但在分析萧红的精神特质上，还是有一定的参照价值。萧红的幼年丧母，使她与“母亲”这个文化母体的关系早早地断裂，生存的基本方向处于无依无靠的漂移中。萧红觉得家里人除了祖父都不喜欢她，从小的生活环境让她有一种冰凉感。别的女孩能够接受的生活，对她来说就变得不可承受。她小时候被父亲许配给别人，很早就订婚了。她觉得父亲对她没什么感情，也不怎么关心，现在却要安排她的命运，让她去跟一个不爱的人结婚，这在封建社会是很常见的，而且女孩子到十五六岁一般也都出嫁了，但萧红19岁时（1930年）却选择逃婚，她不安分、不循规蹈矩、不愿意被别人支配命运的性格，由此强烈地显示出来。现在有的研究者觉得，萧红个人对环境的感觉也不一定完全符合她的真实生活，根据现在看到的一些资料，她的父亲内心对她还是挺有亲情，很挂念她的生活，只不过在情感表达方面不是那么直接。萧红31岁去世后，她的父亲很难过。尽管女儿已经在外面漂泊这么多年，见面都很少，但是她父亲说了句话：“还好我的女儿还留下了一部《生死场》”，这说出了她父亲对她的关注与看重。 萧红的逃婚是件很轰动的事情，因为她跑到了北平，去投靠在北平读书的表哥陆哲舜，与这个已经结婚的男人生活在一起。这个选择至少说明了两点： 其一，在那个年代，一个女性要想独立地在社会上生存，缺乏很多基本条件，寄寓到一个男人的生活中，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这不是偶然现象，欧洲19世纪的小说，无论《简·爱》还是《傲慢与偏见》，女性的幸福与苦难，都必然和一个或几个男人有决定性的依赖关系。即使在20世纪前期的女性文学中，例如1937年出版的丹麦女作家凯伦·布里克森的著名小说《走出非洲》，女主人公往往也是通过依附一个男性走向世界，最后在重重生存历练中达到自主自由的自我发现。 其二，行动性是女性自我解放的第一要素，行动力弱的人，往往只能空谈解放与自由。在一个男权社会里，一切逻辑都是男性化的，女性没有自己的思想体系，无法预计自己行动后的复杂结果。这产生了一种有些惊险的女性解放路径：一个“乖戾”的反叛行动，产生的连锁效应往往超出了自己的想象，也因此意外地打开了女性前所未有的异度空间。这完全有悖于“三思而行”的行为准则，但对于迈开自由第一步的女性来说，却是爆破性的人生武器。 萧红到北平与表哥会合，她绝不会想到，这个表哥钱花完了之后，竟然抛下她一个人逃回了老家。随后的生活就乱了套：萧红回家，又逃跑，在哈尔滨与当初拒绝的结婚对象汪恩甲同居，身怀六甲时汪恩甲不知去向，认识萧军，分道扬镳，与端木蕻良结婚，流亡香港……她始终辗转在不同的男人之中，情感生活可以说是颠沛流离。这样的故事，放到一个平凡女子身上，那是多么的不堪，如同一朵被扯碎的花儿，一瓣一瓣飘落在冰凉的流水中，最后无影无踪。但这不是萧红的轨道，她飘零，她痛苦，她屡屡陷入绝境，然而一切都在苦痛中变成了艺术的独特，变为人间不可替代的精神之果——因为她写作，她生活上源源不断的变化，不断地推动着她的文学激情，使她在现实的苦难之外，打开一片又一片精神的重生之地。可以说，文学是萧红“乘风破浪”的生命之本，离开了文学的创造，她将一无所有。她的生活起伏跌宕，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她对文学的坚持，持续不断地用写作来支撑自己人生。从世俗的角度看，她过得不伦不类，这不伦不类给她生活带来很多压力和破碎，文学给了她温暖和慰藉。这其实是一个文学的普遍情景：写作的动力大部分不是幸福，而是刺痛，大部分作家写东西都是不得不写，在写作中感觉到忘我与自由。 不管是偶然还是必然，萧红一踏上文学的道路，所有的生命价值都打开了，她拥有表达世界的天然优势，小说的画面感非常好，能够用一种非常洗练的、高传达度的文字描写视觉，不会用主观的情绪破坏她视觉里看到的世界。这种传达不是简单的再现和描绘，而是饱含着对苍生的悲怜。这是一个尤为关键的要素，她的文字发自内心，但又远远超越自我。她绝不沉浸在高度自恋自怜的封闭中，而是把视线投入到平凡女性的生与死，呼唤着整个世界的良知。杰出的作家都有一个伟大之处：关心时代与社会的大问题，以自己的创作劈入现实的坚硬，砸开那些痛苦之源。萧红正是在这个富于人性感的历史基点上，持续写作，让自己的人生披荆斩棘，伤痕累累地前行。 从1933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弃儿》到1941年写完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八年写了将近100万字，考虑到她的漂泊状态，这真是一个奇迹。这当然离不开萧红的天分，她优异的视觉记忆，给了她敏锐活鲜的描写能力。这种能力在人类原始时代比较普遍，那时候没有文字，人们靠视觉分辨世界，并且在记忆中分类整理。随着人类的进化，人类开始更多地用符号、思维、逻辑来梳理世界，原来对影像的记忆能力、凝固能力渐渐变弱了。作家这个群体，特别是女作家，较多地保存了这种原始能力，能够以高保鲜度描绘所见所闻，重现栩栩如生的万物。为什么有的作家一直在写，却写不出这个世界的丰富度来？因为他们这方面的能力很弱，基本上是靠理念和逻辑写作，写出来的文字充满间接感，没有触摸世界的温度，从本质上说，他们并不适合进入文学创作。萧红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好，她的作品中句子都非常干脆、直接。她在《呼兰河传》中描写城市，不是从自己的感觉来写，而是从视觉上层层递进，从这个小城的全景、中景、近景一步步写，街道、各种铺子、城隍庙、各行各业行行色色，然后慢慢地将视角由城市移动到更小的镇，再移动到一个村，最后放大到人的特写上。 萧红的文学意义对女性文化生存做出了重要的阐释：她有一种非常好的去触摸世界、感受世界的能力。从创作特质上说，她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了女性独特的文学创造力。英国女作家伍尔夫在一篇论现代小说的文章里所讲的，男性作家最大的弱点是不拥有时间，时间的细腻度太少。时间需要融化在一些细节里面，融化在非常复杂的感觉里面。囿于性别的局限，男性作家的写作比较轮廓化，很难渗透到生活的细润深层。这不是才华的问题，而是性别的限定。但是伍尔夫也讲了女性作家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拥有空间，很大一部分都是生活在自己的内心感受里。因此，女作家如何去拥有这个世界无限广阔的空间？在这个问题上，萧红表现出超凡的才具，文学是她最好的舞台，她痴迷于此，画出了一个辽阔的艺术空间。 谷崎润一郎：一切新女性都需对抗“完美的压力” 谷崎润一郎（1886—1965）与萧红的社会文化背景非常不一样，他出生在东京，家里是开米行的，家境还不错。和萧红比起来，他没有男权社会带给女性的那种压力，活得挺自在，还曾到东京大学求学，属于社会的中上层。把谷崎润一郎跟萧红放在一起来看，立刻可以看到时代性的差异：萧红写的是女性在传统中的苦难，是贫穷和匮乏，而谷崎润一郎更多的描写女性在转型社会中的精神困境，最典型的作品，是他的长篇小说《细雪》。 《细雪》里的莳冈家四姐妹，父母都去世了。大姐鹤子招了个上门女婿，二姐幸子嫁了一个特别有钱的人，生活无忧。与在传统生活中相夫教子的两个姐姐不同，老三雪子和小妹妙子就有很大的问题。雪子接受的是现代教育，上过英语专科学校，是个呼吸着“洋风”的女子，但她的社会理想却是传统的，就像她两个姐姐那样，年龄大了就想要找一个结婚对象，然后做个有身份的全职太太。《细雪》的主要脉络，就是雪子的五次相亲，相亲对象都是40岁以上，妻子死了或者其他各种原因而单身的男人。之所以都是40来岁的男人，原因当然是物质财富已经积累得差不多了，足以让妻子过传统的不用工作的生活。 雪子的选择，也不能说是完全古典的，她还是在寻找自己心仪的人，即使找不到，她还是想在循规蹈矩的“相亲”中，找到一个“什么事情大概都会由我说了算，爱怎么过就怎么过”的人，还是想实现一点儿个人的自由。从心理需求上看，她很想得到现代人生的真情，但又想生活在安全稳定的居家女人格局中，将传统与现代的好处都装进自己的愿望中。这正是转型社会一部分女性的致命伤：既想拥有走出传统的新颖生命，又想整个世界如己所愿，一路风平浪静，这种幻想，把自己逼入了自相矛盾的困境。 雪子的自我对立有时代的根源。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一方面是军国主义横行，四处掠夺；另一方面是工业化浪潮一波又一波，社会风向不断变化，各种品牌、流行时尚走入大众生活，电影等新型文化激发着人们的消费欲望，年轻人开始讲求新鲜活泼的生活内容。雪子作为一个学英语的姑娘，头脑里不乏新兴的思想观念，但她的婚姻之路却还是那么老旧，这正好概括了相当多年轻女性的精神路径：心里装着千千万万的新想法，却苍白无力地走向旧生存。谷崎润一郎用“细雪”这个飘零的意象，痛切写出了雪子的悲剧：为了“完美”而无可奈何地化为“落樱”。小说结局，雪子35岁，相亲了那么多次，终于跟一个有11岁女儿、没什么正经工作，但是家境很好的男人结婚了。她内心最伤感的是这桩婚姻不是因为爱情走到一起，穿上嫁衣时沉沉地想：如果今天穿嫁衣的人不是我就好了。雪子后来回忆起自己第一次去相亲，那时才21岁，十几年过去，相过那么多次亲，绕了一大圈，却还是没有找到自己想嫁的人。 《细雪》写的不仅是雪子的精神困顿，这也反映了女性普遍存在的矛盾：想走一条新的路，想要独立、自由、想和精神相通的人在一起生活。但又畏惧艰难，想在传统的安全中得到庇护。有没有另外一条路呢？这正是谷崎润一郎所要表达的重点，集中展现在四姐妹中的小妹妙子身上。妙子幼稚、冲动，情窦初开时跟富家公子奥畑纠缠不清，后来她先后遇到了板仓和三好，感情之路颇为曲折，私奔，未婚先孕，流产……把家里人折腾得够呛，自己却“谈笑风生，妙语连珠”。在雪子看来，这个妹妹实在是太沉沦了，“不知廉耻”。但是，在表面的野性之后，妙子有着一颗自由的心，她与三个姐姐最大的不同，是她不愿意归附在男人的遮护下小鸟依人地活着，她要独立地开创自己的天地：“她想干点对社会更有意义的事。从自己的天分、爱好，以及便于掌握技术等条件出发”。她决定学做西服，努力争取去法国学习，相信自己“进步也一定很快，这样干下去，自信将来一定能成为独立工作者。”为了掌握更多的社会能力，她还去“小胡同里艺伎院的楼上”学习舞蹈，完全不顾这是“正经人家的姑娘”绝对不来的地方。大家都不理解她这样一个“名门闺秀”为什么一心一意“想赚钱，想做劳动妇女”，只有远大的历史理解她，因为历史只承认实践，只承认创造性的劳动，而不会幼稚地相信那些听起来很新潮的宣言。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为现代生存划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红线：一边是独立的、劳动的、专业的生命，一边是依从的、循环的、停滞的苟存。妙子的选择，十分艰难，但具有新女性的决绝和坚毅。 妙子是从传统女性向往现代转化时期的代表，非常不完美，叛逆中伤害自己也伤害他人，这是那一代人的宿命。脱离旧时代走向新世界的女性都是不理想的，因为没有范例，没有可循之路。完美的标准只能到传统里面去找。对于传统的女性，社会有成熟的规则，生活有成熟的形态，无需思想，遵循那些规则，就显得完美无缺。而听从内心的现代女性，始终在摸索中，支零破碎，步步凌乱，成熟都是在漫长的试错之后，甚至一辈子也不会成熟。谷崎润一郎的高人之处，恰好是写出了这种“不完美”之中的美好，写出了妙子在一地碎片中重构了自己的爱情与事业。她最后和小伙子三好结了婚，没要家里的遗产，怕给男方造成压力和自卑感。她的自由就是选择不去依附于人，毅然地面向未来生活。这需要很大的力量。无数的现代女性面对这种“不完美”都视为畏途，“完美”的压力摧毁了大量的人生选择。这一道关也是一个严苛的检验，将虚假理想主义与真实的勇敢者区分开来。虚假的理想主义本质上是消费性的，一切要靠外部条件的风调雨顺，渴望社会普遍的赞美。一旦需要翻山越岭披荆斩棘，立刻就败退下来，甚至还抱怨社会环境的“不理想”。真正的理想主义者的“风”在自己心里，无论面对多大的浪，都能扬帆远航。 妙子的悲欢从一个东方女性的角度，证明了全世界女性的独立与发展是一个多么艰涩的过程。工业革命之前，欧洲普通女性在社会上几乎找不到任何足以自立的工作，婚姻是人生唯一的选择。英文中的“Spinster”（大龄未婚女性）一词可视为一个标志，它从“纺纱工”一词演化而来，因为英国16世纪的大龄未婚女性无处可去，只能在家里没日没夜地纺纱，挣得一点儿微薄的收入。局面的改变来自工业革命，大量的纺织厂、初等教育、医院、城市基础服务需要“物廉价美”的女性劳动力。在社会需要的大潮流中，1800年后欧洲忽然开始出现鼓励女性“单身是福”的论调，称赞单身女性的大量存在为社会劳动储存了可观的“后备部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几百万女性进入军工生产，男性们“惊喜”地发现，女性在流水线上的效率甚至超过男性，高度发挥出细致、耐心、坚韧的“优良品质”。工业革命之后男权社会对女性作为“人力资源”的肯定，当然不是什么对女性生命价值的赞扬和尊重，更多的是在资本主义“需求与供给”的逻辑中运行，完全符合男性经济理性中的“需求弹性”。尽管如此，在这样曲折的历史轨迹中，女性还是获得了空前的社会参与，积累了家庭事务之外的人生经验，并不断提升政治、道德与文化的自主意识。 眼望“乘风破浪”的当代女性，重新阅读萧红与谷崎润一郎，不难看到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女性生存的时代主题。从基本生存到精神探寻，文学永远在提出生命的疑问。法国思想家波伏娃一笔写出了女性选择的生与死：“女性为什么从未要求和男人平等地分享世界？女人目前虽然参与世界事物，但这个世界仍属于男人。男人对此深信不疑，女人也几乎没有任何疑问。不想成为他者，不想成为与男人做交易的女人，这意味着要放弃同男人这个优越等级结盟所带来的各种好处。因此女人面前有一种诱惑：放弃自由，变成一个放弃独立的物。这条路很危险，因为一旦踏上这条路，就会被引向被动，走入迷惘和毁灭，被他人的意志支配，其超越将会受挫，其各种价值将会被剥夺。但这条路看上去也容易走，女性可以在这条路上避免独立的生存所包含的极度紧张。”波伏娃指出的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它日益紧迫地横亘在今天更多身处转型时期的青年女性面前。如何选择？任重道远。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