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咸卦与六朝涉性文学再探(2)
http://www.newdu.com 2025/08/18 06:08:10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 袁济喜 参加讨论
三 《周易》咸卦对于男女之事的揭示引起后人兴趣的，莫过于那些涉性的文字。从卦辞到注解，对于其中的男女相感中的从脚趾到口舌接触，究竟是虚写还是实写、抑或另有所指，由于卦爻辞的含糊，历来聚讼纷纭。其中主要分两大类，一类认为包涵男女涉性的肢体接触，这一点从三国时王弼、虞翻到唐代的孔颖达都有这种观点，现代学人潘光旦、台港作家李敖等人更是言之凿凿。(29)另一类则认为是指奴隶被奴隶主砍掉脚趾等，这一类学人为周振甫等。(30)笔者认为，这类问题的认识，不应脱离《周易》整本书的语境，以及《周易》所产生的时代背景。 《周易》中的卦辞与爻辞产生于先秦时代，代表了当时人们对于《周易》六十四卦的理解与认识。这个时代的人们的性爱观念，大体上可以从《诗经》中可以看出，虽然《诗经》传说经过孔子的删订与整理，剔除了许多过于露骨的性爱成分，但还是从中可以窥见其中的一些男女欢爱的性描写的内容，朱自清的《诗言志辨》与闻一多先生的《古典新义》对此有所揭橥。但是当时的经典文化整体上受到儒家的影响，虽然在民间与官方，言性事并不隐讳与羞耻，但是在经典的表述中，毕竟不像在民间与日常生活之中，更不可能像明清小说那样肆无忌惮，因此，像台湾作家李敖那样所说的直白是不存在的，也是一种过度解读。 笔者认为，咸卦中的卦辞与爻辞对于人体接触的描写，不排除男女性事的成分，但总的说来，是一种象征式的暗示，以及先秦时代广泛运用的比兴手法，即引璧了连类的手法，以彼物比此物，或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周易·系辞上》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王弼注：“乾刚坤柔，各有其体，故曰‘拟诸形容’。”孔颖达疏：“六十四卦，皆拟诸形容，象其物宜也。若泰卦比拟泰之形容，象其泰之物宜；若否卦则比拟否之形容，象其否之物宜也。举此而言，诸卦可知也。”(31)关于《周易》与比兴的关系，刘勰《文心雕龙·比兴篇》指出：“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也就是说，兴与比有所不同，它是采用“依微以拟议”的手法来隐喻特定事理，所借事物有的与所喻之理有外在相似，有的虽然没有外在相似之处，却有着内在联系。所以“兴”与“比”相比，是一种更加内在的表现手法。而咸卦所采用的男女肢体的交感，主要用以阐明《周易》中的阴阳感应，万物化生之原理。完全专注于男女交感情节，甚至演绎成春宫图式，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当然，话说回来，在中国古代，以男女性事来说明政治与外交之事，并不稀罕，《战国策》卷二十七就记载： 楚围雍氏五月，韩令使者求救于秦，冠盖相望也，秦师不下殽。韩又令尚靳使秦，谓秦王曰：“韩之于秦也，居为隐蔽，出为雁行。今韩已病矣，秦师不下崤。臣闻之，唇揭者其齿寒，愿大王之熟计之。”宣太后曰：“使者来者众矣，独尚子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谓尚子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韩，兵不众，粮不多，则不足以救韩。夫救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32) 韩国尚靳使秦，请求秦国发兵救楚国之围，秦国主政的宣太后公然以自己与已故秦王的性事来说明韩国必须有所报答，秦国才能出兵，赤裸裸地说明国与国之间是利益关系。所以，咸卦以男女性事说明交感之理在当时顺理成章，不必讳言。 我们还是来看咸卦的象辞：“《象》曰：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以虚受人。”显然，这是从山上有泽，即有河流起兴，比拟君子以虚受人，谦虚谨慎的意思。所以王弼注曰：“物乃感应。”孔颖达疏：“泽性下流，能润于下；山体上承，能受其润。以山感泽，所以为‘咸’。‘君子以虚受人’者，君子法此咸卦，下山上泽，故能空虚其怀，不自有实，受纳于物，无所弃遗，以此感人，莫不皆应。”(33)为了形象地说明这种感应过程，所以采用人体从脚趾开始的感应接触来说明之：“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王弼注曰：“处咸之初，为感之始，所感在末，故有志而已。如其本实，未至伤静。四属外也。”孔颖达疏曰：“‘咸其拇’者，拇是足大指也，体之最末。初应在四，俱处卦始，为感浅末，取譬一身，在于足指而已，故曰‘咸其拇’也。”这里只是用人的脚趾说明交感，只是刚刚有了感应的志向。这里只是直观地以脚趾之于人体位置，比喻人类与外物接触和感应的开始，并没有性爱的意思。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修订本)将之译为“说明初六的感应志向是向外发展”(34)，潜含着宜谨慎而为的意思，这大体上是不错的。 咸卦的“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虽凶居吉，顺不害也”。王弼注曰：“咸道转进，离拇升腓，腓体动躁者也。感物以躁，凶之道也。由躁故凶，居则吉矣。处不乘刚，故可以居而获吉。阴而为居，顺之道也。不躁而居，顺不害也。”(35)王弼这段注仍然是从处世的哲理去解读的，意为感应从脚趾转向小腿肚，出现了急躁的情绪，因此，宜于不躁而居。孔颖达正义曰：“六二应在九五，咸道转进，离拇升腓，腓体动躁，躁以相感，凶之道也。由躁故凶，静居则吉，故曰‘咸其腓凶居吉’。以不乘刚，故可以居而获吉。”(36)这些解释，显然是从处世之道去理解的。古代人们的情绪与思想，有时是通过肢体语言去传达的，《周易》中的许多卦辞与爻辞其实也是一种通过肢体语言去传达的思想观念。 不过，咸卦毕竟重点在于阐述天地与男女交感的理念，其中的意念在“九四”中得到呈现。咸卦：“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王弼注：“处上卦之初，应下卦之始，居体之中，在股之上，二体始相交感，以通其志，心神始感者也。凡物始感而不以之于正，则至于害，故必贞然后乃吉，吉然后乃得亡其悔也。始在于感，未尽感极，不能至于无思以得其党，故有‘憧憧往来’，然后‘朋从其思’也。”(37)“九四”这一卦的位置象征着居体之中，男女双方的大腿开始接触，心神交感，异性相吸。然而交感不至于正而放纵欲念则至于害。王弼注强调男女交感的精神作用，而不是以肉欲作为交感的刺激。笔者认为，王弼的这一注解对于六朝时期的男女性事观念是很重要的。 魏晋时代的男女情爱观念，表现在文学上，大都潜心于精神意念，并没有耽于感官与性欲上面。最典型的是曹植的《洛神赋》：“动朱唇以徐言，陈交接之大纲。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曹植的这篇赋汲取了宋玉赋的滋养，以男女相思而不得寄托自己的政治抱负不得舒展的愁苦。还有的诗以季候作衬托来抒写男女相思之情愫。曹丕的《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一首》：“与君结新婚，宿昔当别离。凉风动秋草，蟋蟀鸣相随。冽冽寒蝉吟，蝉吟抱枯枝。枯枝时飞扬，身体忽迁移。不悲身迁移，但惜岁月驰。岁月无穷极，会合安可知。愿为双黄鹄，比翼戏清池。”诗中写到一位女性在秋风萧瑟的日子里思念夫君，外面的天气变化与内在的思恋之情融合无际，印证了天地阴阳二气交感与人身情思交感的一致性。在六朝时期，这种思心徘徊的诗赋大量出现在从民间到士人之中，并非偶然，其中也反映出咸卦中揭示的交感观念。 当然，男女之爱毕竟不可能脱离性爱，既然是男女交感，就不可能将精神与肉体截然分开。《世说新语·惑溺》记载： 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以是获讥于世。奉倩曰：“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裴令闻之，曰：“此乃是兴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后人未昧此语。” 这里说的是三国时魏国的荀粲与妻子的故事，荀粲之妻为大将军曹洪之女，夫妻情爱甚笃，以至于荀粲的妻子患热病时出户外凉身为之降温的故事。荀粲认为妇人以色为主，德不足称，这与传统的妇德观相悖，也反映出魏晋士人溺于情色的观念。在六朝文学作品中，性与爱这二者夹缠在一起，文人有描写时也常常是矛盾的。陶渊明的《闲情赋》便是典型。从序中可以见出，陶渊明的初心是想通过发乎情止乎礼的套路，用男女之情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但是其中涉及描写女性的肌肤之亲、衣裳之美，使人联想起南朝齐梁宫体诗人常见的咏叹女性内衣与肌肤之艳的情色因素，难怪萧统要批评其为“白璧微瑕”了。 陶潜《闲情赋》中羞羞答答的情色因素，到了齐梁时代，渐渐成为一种文学时尚。这种放纵感官的心态，在梁武帝的《净业赋》中有生动的描写：“观人生之天性，抱妙气而清静。感外物以动欲，心攀缘而成眚。过恒发於外尘，累必由於前境。若空谷之应声，似游形之有影。怀贪心而不厌，纵内意而自骋。目随色而变易，眼逐貌而转移。”“身之受触，以自安怡。美目清扬，巧笑蛾眉。细腰纤手，弱骨丰肌。附身芳洁，触体如脂。狂心迷惑，倒想自欺。”(38)赋中反映出齐梁时代人们为情色所感而不能已的心态。齐梁时代的宫体诗的作者，既有帝王将相，也有文人学士，他们从民间歌诗中吸取了男女情爱的描写内容与手法，用华艳的辞藻，绮靡的情调，放荡的笔触，描写他们视野中的女性。这时候的女性之美，不再是汉魏两晋时代的思妇、怨妇重在精神心灵描写，而是绘声绘色，渲染其性的挑逗。比如简文帝萧纲的《和徐录事见内人作卧具诗》：“密房寒日晚，落照度窗边。红帘遥不隔，轻帷半卷悬。方知纤手制，讵减缝裳妍。龙刀横膝上。画尺堕衣前。熨斗金涂色。簪管白牙缠。衣裁合欢褶。文作鸳鸯连。缝用双针缕。絮是八蚕绵。香和丽丘蜜。麝吐中台烟。已入琉璃帐。兼杂太华毡。且共雕炉暖。非同团扇捐。更恐从军别。空床徒自怜。”(39)诗中将男女欢爱与性事的场所、器物，以及周围的氛围写得如此绮丽，将女人精心制作合欢被过程的心理与动作娓娓道来，最后两句则将女人担忧夫君从军，空床难守的凄凉写得惹人怜悯。 为了突出女性的肉感味道，梁简文帝与他的文臣喜欢用倡妇角色来拟代女性。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良家妇女受到礼教的约束，与男性的接触受到各种限制，反倒是青楼倡家可以与男性自由交往，她们的风骚在风月场中得到张扬。因此，宫体诗人喜欢写这类女子也是很自然的。萧纲《执笔戏书诗》中写道：“舞女及燕姬，倡楼复荡妇。参差大戾发，摇曳小垂手。钓竿蜀国弹，新城折杨柳。玉案西西王桃。蠡杯石榴酒。甲乙罗帐异。辛壬房户晖。夜夜有明月。时时怜更衣。”诗中瞩目于“舞女及燕姬，倡楼复荡妇”(40)，诗中写她们在绮罗叠翠中销魂度日，过着伺奉男性的生活。男女交感的社会伦理与传统道德在这里荡然无存，剩下的是生理本能的释放，为此受到当时与后世的诟病。 在宫体诗中，倡妇与荡子是匹配的角色。南朝陈代诗人江总在《杂曲三首》诗中吟咏：“合欢锦带鸳鸯鸟。同心绮袖连理枝。皎皎新秋明月开。早露飞萤暗里来。鲸灯落花殊未尽。虬水银箭莫相催。非是神女期河汉。别有仙姬入吹台。未眠解著同心结。欲醉那堪连理杯。”(41)这首诗将男女相感的情色辅之以华丽的外饰，描写得十分浓艳，是典型的宫体诗趣味。《周易》咸卦中的涉性内容，倒是在这类诗中得到展露。当然，诗歌与小说不同，毕竟需要含蓄蕴藉，不能写得太直露，南朝宫体诗人都是娴熟于诗歌写作的作者，他们不会不懂这一点，于是转而采用含蓄巧妙的方式来写。这样既可以婉曲地写出他们对于女性的赏玩，也可以展示他们的诗才，《周易》中咸卦隐晦的象征手法正好可以借鉴。 四、余论 在人类社会中，两性关系是文明程度的标志，一个社会的文明与文化，通过其对于两性关系的看法与描写可以见出。就此而言，六朝文学中的涉性文学受到包括《周易》在内的哲学思潮的影响，反映出当时的文化自觉，这便是对于两性关系的新的认识与书写。南朝刘宋时代文士江淹在其著名的《别赋》中描写包括男女之别在内的离愁别恨时感叹：“是以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虽渊云之墨妙，严乐之笔精，金闺之诸彦，兰台之群英，赋有凌云之称，辩有雕龙之声，谁能摹暂离之状，写永诀之情者乎!”这可以说是一种对于情爱文学的最高评价了。当然，六朝时代两性文学新特点，最主要的是受到当时经济、政治与社会生活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而易学对于两性文学的影响，也是通过这种综合因素而传导的，它浸润着人们的思想观念，而彼时人们对于易学的阐释，又受到这种现实情境的启发，二者展现出互动的趋势。(42)这是我们研究六朝文学与美学时需要关注的重要特点。 (责任编辑：admin) |